《庚子国变记》的主要内容,《庚子国变记》导读

《庚子国变记》的主要内容,《庚子国变记》导读

《庚子国变记》是最早系统记述义和团运动的一部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清李希圣撰。该书所记多为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重要文献。最早版本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刻本，另有民国十二年(1923)抱冰堂刻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全文收入，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 (下册) 亦收入。

李希圣(1864—1905)，湖南湘乡人，光绪进士，义和团运动时期官刑部主事，后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在士大夫中间，他属于倾向维新的一派，《王先谦致缪荃孙书》中讽他“学问可惜，而不足于乡评，殆亦好新之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他曾联系当时在京的清廷官员于式枚、黄石孙等人，往见美国传教士李佳白、丁韪良以及美国驻华公使康格，谋划营救光绪皇帝。《庚子国变记》系他根据这一时期的日记改编而成。传世著作另有《庚子传信录》一卷，所记内容与《庚子国变记》大体相同，惟字数仅及原书的三分之一。此外，尚有署名小山秉信著的 《庚子传信录》一卷，明治三十五年(1902)东京嵩云书社铅印本，内容与李撰《庚子传信录》完全相同，惟增松平直三郎序及作者自序。据罗惇曧云：“亡友湘乡李希圣亦元，庚子在围城中，所记日记极详雅，以触犯多，不肯示人，有窃录之者，署名日人小山秉信著，称《庚子传信录》付印，较原著不及十之四五。”果如罗氏之言，则此书即李希圣《庚子传信录》之节本。罗惇曧亦著有《庚子国变记》一卷，其内容大抵取材于李撰《庚子国变记》。

《庚子国变记》共一卷，约一万八千余字，以年月日为序记述，起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迄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二十日，以下原文阙失。开篇从慈禧太后预谋废光绪立载漪之子溥㑺为大阿哥写起，对义和团进入畿辅、帝后两党主战与主和之争、后党集团招抚和利用义和团、向列强宣战、攻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主剿派五大臣被杀、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出逃西安、沙俄出兵入侵东北、东南互保协议、李鸿章奕劻为全权大臣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太后与光绪回銮行至河南开封等历史事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全书采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在记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夹以评论，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观点表现在字里行间，被认为是当时“传诵”的佳作。

《庚子国变记》对义和团持否定态度，书中充满了对义和团的诬蔑之词。认为义和团是“拳匪”、“拳祸”，“公为寇盗，虏掠杀人，协取财物不能应，辄夷其宗，喜纵火延烧，常数百家。”书中甚至还出现了义和团两次杀人各达“十数万人”的记载。这种任意夸大和缺少具体内容的记载，说明了作者本人的立场观点。相反，对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历史史实，书中却没有记载。可以看出，在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作者是和主剿派的观点一致的。

《庚子国变记》对帝后两党褒贬分明，褒帝党而贬后党。赞同帝党集团和洋务派官僚反对宣战、镇压义和团的主张，对主剿派失势和五大臣被杀表示惋惜和同情，认为“天下冤之”，对东南各省督抚与列强的互保协议推崇备致，认为是“虽用以自全，然国亦蒙利矣。”对慈禧太后及其后党官员则颇多讥讽。如记义和团“惨酷无复人理，而太后方日召其党，所谓大师兄，慰劳有加焉”;“自有书契以来，盖未闻奉诏而为官寇，寇而奖为忠义，如今是者也。”对后党集团的愚昧无知、官场的腐败黑暗、慈禧太后回銮时的挥霍铺张、地方官员的阿谀奉迎等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其嘲讽之意充满字里行间。

《庚子国变记》是以清政府为中心记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著作，内容侧重于对清朝统治集团活动的记述，而对义和团则涉及不多，记述甚为详略。对义和团的源起、组织形式以及在山东、京津等地区的发生、发展状况几乎没有什么记载，所记内容多为义和团 “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迷信活动以及在北京城内攻使馆、攻教堂的活动，史料价值不高。其具有史料价值的部分是对清政府和列强活动的记述。如对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帝后两党对义和团和列强的态度、后党集团招抚和利用义和团对外宣战的原因、列强的侵略活动和内部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的记述，都是研究义和团运动所必须掌握和了解的重要史料。

《庚子国变记》也有许多记载失实和不确切的地方。如记西摩尔尔联军进犯北京，认为是因“众少不得达，至落垡而还。”而实际情况则是因为义和团和清军的阻击，西摩尔联军“兵败不能进”，被迫退回落垡。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将全体覆没。”又如记沙俄出兵东北，认为是清政府阴嗾黑龙江将军寿山挑衅和盛京副都统晋昌“纵拳民大掠，杀俄护道兵”而致。类似这样不确切甚至错误的记载书中不止一处。

《庚子国变记》刊行以来，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受到普遍的重视。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义和团》将其作为第一篇史料收入，大量的有关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著作、论文等吸收和采用了该书的观点和史料，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