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风流派·格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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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研究·诗风流派·格调派

清乾隆年间以沈德潜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因该派标举“格调说”,故名。“格调说”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文学主张最早由前后七子提出,沈德潜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他通过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等几部诗选,或加上评语,或通过序和凡例,更加系统地宣扬格调说。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认为汉魏及唐以后,诗的格调下降了。不止如此,他还主张学习《诗三百》,在《说诗晬语》里,他批评“学诗但知尊唐,而不知上穷其源”,即是此意。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在《说诗晬语》里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依和声之遗音。”沈德潜主张“格调”,强调作者应该“学古”和“论法”,并根据“去淫滥、以归雅正”的宗旨,制定了许多规则,从诗歌的体、格、声、调诸方面提出要求,要求作者遵守,不免偏于琐碎的章法声律,如《说诗晬语》中要求长篇诗歌于铺叙中有峰峦起伏,短诗则于收敛中能含蓄无穷,“伦次整齐,起结完备,方为合格”。与此相联系,他提出了诗歌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主张,《说诗晬语》中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因此,他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和“极则”,只要“格调”雅正的作品,那么它的内容便一定会符合“忠孝”和“温柔敦厚”的原则。他还讲求比兴蕴蓄,不能发露。沈德潜的诗多为歌功颂德之作,有些虽然有一定的现实内容,但往往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而说教成分较浓。因为他的诗歌主张与作品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沈德潜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经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并论及历代诗的源流与发展。这种地位,使沈德潜的诗论及诗风,风靡一时,影响很大,有许多人接受了他的论诗主张,并按他的榜样写作诗歌,故形成一个诗歌流派。参见“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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