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中韩诗缘
中韩诗缘始于何时，迄无定论。韩国史书上追传说者，均以开化之功归于箕子。徐居正《东国通鉴》称：“箕子率中国之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此后，两国交往日频，诗缘日深。西晋崔豹《古今注》所录《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当奈公何!”)及韩人金富轼《三国史记》所录《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其谁与归。”)，均为四言诗，明显受中土影响。唐宋两代，韩人来华不绝于途，两国诗人多见订文字之交者，中韩诗缘步入新阶段。张齐《送人及第归海东》句“自笑中华路，年年送远人”，即记载新罗学子人唐应举的盛况;而真德女王所作《大唐太平颂》，更属传世名作。韩国汉文学鼻祖崔致远，首先名播中土，然后为国人所知。其文集《桂苑笔耕》辑有五七言近体诗一百首，语言和意境均拟唐风。新罗末年至高丽初年(约与晚唐、北宋相当)，韩国汉诗渐呈晚唐风格。高丽初中叶之交，宋诗东传，受此影响，高丽诗坛习宋之风渐兴，与唐风平分秋色。崔滋为扭转诗风，曾主张学习“李、杜、韩、柳”(见《补闲集》);后来，李仁老便始慕杜甫，后追苏、黄;李奎报、李齐贤等均兼习唐宋。综观高丽时期，杜甫、苏轼最受人推崇，甚至胜过李白。及至李氏朝鲜(公元十四世纪开国，历时五百馀年)，据金万重《西浦漫笔》称，“本朝诗体，不啻四五变”。这时汉诗发展其实可分三个阶段：初期“承胜国之绪，纯学东坡”，继之“变而专攻黄、陈”;中期受明代前七子影响，回归“诗必盛唐”的旨趣;末期又趋向调和，唐宋重新并行于世。与此同时，中国诗话也传到了韩国，成为促使韩国诗话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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