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学说·法家

政治学·学说·法家

先秦的政治学派之一。据《汉书·艺文志》：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法家学派出自古代的司法官，这种说法曾经受到一些现代学者的怀疑，认为法家不过是战国时代 “百家争鸣” 的产物。春秋时代，诸侯的势力逐渐强大，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贵族宗法制度开始瓦解，维护宗法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乐也逐渐失去其统摄力量。周王室虽然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但诸侯实际上已开始各自为政，而且都力图成为中原霸主。富国强兵，称王称霸，就成为春秋战国学术的主旋律。法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政治学派。法家崇尚权威和暴政，反对传统的礼教和人治，主张因时制宜，变法图强，以法治国。这类主张并非源于某个人的学说，而是诸侯政治在学术上的反映。早在公元前536年 (当时孔子约十五岁)，首先是在郑国，执政于郑的子产 “铸刑鼎”，将刑法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于众。随后，晋国、魏国等也相继制定并公布了刑法。到战国早期，这种“法治”甚至扩展到贵族社会，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就竭力主张： “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有些类似近代西方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观念，但不包括君主。在商鞅变法前后，李悝在魏国提倡 “尽地力之教”，吴起在楚国 “明法审令”，申不害在韩国“内修政教，外应诸侯”，都是以提倡 “变法” 为前提的。这些政治家提倡 “变法” 或 “法治” 的目的，是为君主富国强兵，而要富国强兵，首先就必须废除传统的贵族等级及其爵位世袭制，鼓励耕战，以功罪定赏罚，“因时制宜，以法治国”。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富国强兵的口号对君主自然最有魅力，早期法家也就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但早期法家并非有共同纲领或宣言的学派，只是后代史家对商鞅、李悝、吴起、申不害、慎到等政治活动家有了这样一种共同的称呼。他们注重事功，追求的是建功立业，而不是创立什么学派或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到了战国后期，齐国的稷下学者才开始总结早期法家的实践和理论，编出了 《商君书》、《管子》等重要著作，法家便成为先秦学术的一个重要学派。尽管如此，法家和其它学派并非势不两立，恰恰相反，当时在稷下学宫执牛耳的儒家大师荀况，同时也是法家思想的鼓吹者，既提倡 “隆礼”，又提倡 “重法”。荀门的两位高足，李斯和韩非，是战国法家最杰出的代表。李斯的政治实践，韩非的理论体系，都是集战国法家之大成。从学术思想上说，法家的理论基础是“法后王” 与 “性恶论”，因此主张 “因时制宜” 和 “信赏必罚”，尤其崇拜强权和严刑峻法。法家最早鼓吹君权至上的大一统专制政治，最早提出 “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的理论，最早提出结束 “百家争鸣”的局面。事实上，早在商鞅那里，法家心中就有了 “焚书坑儒” 情结。当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后，帝王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目的是达到了，但被统治者由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昂贵的。随着强大而残暴的秦王朝的灭亡，法家学派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尽管战国法家的一些思想 (如 “三纲”、“信赏必罚”、“君主专制” 等) 对后代政治有着深远影响，但学者甚至帝王都忌讳自称法家。清朝乾隆年间编纂 《四库全书》，法家类的理论著述只有 《管子》、《邓析子》、《商君书》、《韩非子》 等四种，其它如 《疑狱录》、《折狱龟鉴》、《洗冤录》、《刑法叙略》、《政刑类要》等，都是判案折狱的“小儿科”。也就是说，西汉武帝以后，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学派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