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道家道教·早期道教

传统文化·道家道教·早期道教

道教所谓的“道”，从宗教教义上讲，源于古代神道设教的“神道”。《周易·观卦象辞》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中庸》有：“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遣，使天下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鬼神崇拜，使道家思想与神道合流，以致先秦以来的方术、巫祝、符咒、占卜、炼养等也被早期道教吸收过来成为部分传教手段和斋醮内容。

西汉时期董仲舒的调阴阳、顺四时、序五行，以政令配月令的阴阳五行递变说也深刻地影响着道教的产生。张陵草创五斗米道于巴蜀地区，就把道区分为24治，各配以阴阳、五行，上应二十八星宿，下应二十四节气。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也充满着这种思想，《黄庭内景经》以五行配五脏;《周易参同契》以卦爻配阴阳五行，以阐述道教炼丹用药的火候。

早期道教思想在刚形成时，就吸收了大量的儒家思想，尊崇天、地、君、父、师的伦理制度，并以忠、孝、仁、义为收徒的主要条件，认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抱朴子·对俗》)。

道教草创时期也吸收了墨家尊天明鬼、勤劳互助，自食其力的思想。章太炎《黄巾道士缘起》说：“神仙之说，汉末或托老子，与其初旨背驰。今之黄巾道士，起于张陵、张鲁之伦;其‘奸令’、‘祭酒’，虽主习《老子五千文》，本非虚无贵胜之道，而亦不事神仙，但为禜解劾治而已。斯乃古之巫师，近于墨翟，既非老庄，并非神仙之术也。……汉晋后道士，皆其流也”(《检论》卷三)。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强调：“人各自衣食其力”，宣扬自力更生，勤俭朴实，互助互利，这一原则与精神承袭了墨子“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思想。

此外，早期道教的形成，还是黄老思想的衍变和老子宗教化、神仙化的产物。

在经历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和楚汉相争的战争之后，汉初统治者迫切要求“休养生息”，遂假借黄帝之言，以黄为本，以老为宗，宣扬无为而治的经世治国术。此时，推崇老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为使道家在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孟儒家相抗衡中取得优势，便把黄帝抬出来，排在首位，把老子作为黄帝“修德振兵”思想的继续，从而以“黄老”并称。这两种思想的合流，称为“黄老道德之术”。司马迁《史记》，不以墨家崇尚的夏禹、儒家尊称的尧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而是把黄帝作为创建中华文明的始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 · 司马迁传》)，正是当时崇尚道家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道教推崇老子为宗主的先河。

西汉政权巩固之后，黄老之学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已经不合统治者的胃口了，汉武帝断然抛弃了它而独尊儒术，黄老之学遂逐渐分衍成几个支派，一种是转而研究老庄之学，改政治主张为学术和方术，如西汉后期严君平的《老子指归》、东汉时期的《老子河上公注》。另一种是变为吸收老子哲学思想中“守雌”、“柔弱”的思想，退隐世事，钻研养生术，推崇黄老作医药之祖，老子与彭祖并列为神仙养生家，直接为道教养生学所吸收。还有一种是发展成“上标老子，次述神仙”的神仙说，把有修养的人分为“神人”、“至人”、“真人”、“化人”，“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这些思想对道教长生成仙信仰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道教信奉的仙人、神人，就是这些真人、至人，不食五谷，乘风驾雾，来去无踪的超人，是具有种种超越凡人能力的或具有某种神灵功能的不死的人。黄老学说的分衍，为道教的形成孕育了思想源泉，道教尊崇黄帝、老子，并奉老子为教祖，也与这种历史背景有直接关系。

西汉之际佛教的传入，佛经文典的翻译，宗教仪式的活动，直接影响了汉民族的生活。刺激了民族感情与宗教意识，激发起创立一种表现中国传统的民族宗教来对抗外来宗教的热情。因此，在东汉顺、桓帝时期，张陵在巴蜀地区草创五斗米教;灵帝时，张角创太平道，标志着早期道教的产生。

太平道 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末方士于吉(一作干吉、干室)在曲阳泉水上得到神书《太平清领书》170卷。顺帝时，于吉弟子宫崇将该书献给朝廷，顺帝认为此书中“多巫觋杂语”、“妖妄不经”之谈，不予采用。桓帝时，襄楷再次上书推荐，仍不受重视。灵帝熹平(172～178)年间，河北钜鹿人张角(? ～184)得到《太平清领书》后，把民间巫术与黄老崇拜相结合，创立了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利用符咒手法，为民众治病，组织群众，宣传太平教义，传扩奉天地、顺五行、清大乱、致太平的政治理想。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豪强之间武装割据，大地主兼并农民土地，使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生活悲惨，他们迫切需要摆脱贫困和灾难，需要精神上的寄托和安慰，需要可依赖的组织来代替被解体的村落共同体。因此，以“黄天”代表民众，以“苍天”代表统治者，“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带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符命说很容易将民众吸引到宗教革命的大旗下。太平道的革命性并不是从宗教教义中自发引申出来的，而是社会动乱和阶级压迫的产物，是宗教旗帜下现实的政治主张和革命行动。所以，仅10余年间，信徒达数10万人，遍布幽、徐、冀等8州，设置36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主帅，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爆发了规模浩大的黄巾起义。历经10个月而遭到残酷镇压。

不数年后，青、徐两州的黄巾军再次起义，活动于北海、勃海二郡之间，一度受挫于公孙瓒，后来转入兖州任城、东平等地，部众发展到百万余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曹操火并了这支起义军，但把军队中精壮的改编为“青州兵”，其余的作为屯田户，青州兵的家属按照“士家制”的惯例，徙居于邺城附近。五斗米道北徙后，特别是徙邺的一支由于其地域关系，必然会与太平道交融，逐步取代了原来的太平道，在赵魏之地形成一种潜在的强劲的道教势力。

五斗米道 按道教的传统说法，五斗米道的创始人是张陵(34～156)，后世亦称张道陵、张天师、祖天师。《魏书·释老志》有：“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又《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曰：“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张陵传道于巴郡。巴人张修是张陵的弟子，学道后布道于陕西汉中地区，发展自己的信徒，形成自己的体系，成为五斗米道的另一支派。据《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从这段文字中，可以认为张修在汉中建立了较粗糙的宗教组织，教内规定了以《老子五千文》作为五斗米道的主要宗教经典，这就把先秦时期哲学家的老子变为替道教立言的圣人;道家老子学派的思想，变为早期道教的主要宗教教义。其次，在汉中张修五斗米道团中除了一般信徒外，已有了简单的教阶品位和神职人员的分工。教内人员分为：信徒、鬼吏、祭酒、奸令祭酒四等，鬼吏是初级神职人员，主要教务是为信徒作忏悔思过和治病请祷;祭酒主要是在教徒中宣讲《老子五千文》;奸令祭酒则督察布道教务等事务;张修本人则号为五斗米师(后来张鲁夺取教权后改为祭酒和治头大祭酒)。第三，张修创建静室制，用作施道悔过的专门场所。静室又名靖室，原为五斗米道方治中的设置，后奉道之家皆设立，成为道教的一个制度流传下来。第四，张修创建了三官手书制。三官指天官、地官、水官，信徒请鬼吏把本人的姓名、忏悔服罪内容书写在一定规格大小的黄色纸条上，一张焚烧，以向之天;一张掩埋在地下;一张放置瓶罐中沉入水里，表示通过天地诸神。这种通过道教神职人员与世间神界通达的渠道一直沿用到唐宋明清之际，并且成为道教斋醮仪式中的重要内容。

从这段史料中，还可以看出，汉中地区的五斗米道具有浓厚的巫风。在宗教法术上，以病人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为主要手段，受当时西南、陕南少数民族留传下来的原始巫术影响。“其俗徵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要之”(《华阳国志·南中志》)。创立三官手书，通达神灵，也使得张修能顺利进行传道工作，扩大影响，在汉中建立较稳定的群众基础。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张修也带领道徒起义，攻打郡县，但很快被统治者镇压了，张修逃亡隐匿起来。后来刘焉割据益州，奉行五斗米道，张修投奔，封为别部司马，与督义司马张鲁合兵攻打汉中。汉中攻陷后，张鲁伺机暗杀了张修，夺取了他的部队兵权，占据一方。张鲁祖述张陵的道权，掌管了巴郡和汉中的五斗米道，继续用宗教手段推行教化;淳正风气，集教权与政权于一身，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

张鲁割据汉中后，“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典略》)。张鲁对五斗米道的“增饰”，不仅这些，《三国志·魏书·张鲁传》又有：“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从这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张鲁在汉中旧有的米道教团基础上，重整了教阶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设置义舍，救济安置流民;用宗教手段去鄙俗，禁杀戒，推行教化。这样，在汉末战乱不息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借助五斗米道的教势，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30年之久，这是张修、张鲁对历史作出的贡献。

道教是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形成的，它的创始人不止张陵一个。前期史料中关于张氏祖孙传说占了主导地位，后世道教徒的渲染，更是为了某种宗教上的，或是政治上的目的。实际上，在五斗米道发展过程中，张陵草创于巴蜀;张修建立了五斗米道的宗教组织形式，确定《老子》为宗教经典，实施了早期宗教仪式;张鲁丰富了教义，严整了教规，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体制。这一切都为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正一派，成为道教正宗奠定了基础。

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曹操攻占汉中，张鲁投降。不久，刘备又兴兵汉中，当地民众多随曹军北迁。这样，五斗米道的信仰从西南流传到北方关陇、洛阳、邺城地区，教内上层首领们受曹魏统治者的收买，蜕变为利用宗教维护现政权的帮凶，五斗米道的教义逐渐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结合，发展成魏晋时期北方道教的主要流派。其另一支，由张鲁第三子张盛东传至江西龙虎山，成为后来正一天师教。

如果说，张角的太平道，巴蜀地区张陵、汉中地区张修的五斗米道同属于东汉末年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的宗教，那么，张鲁增饰改革后的五斗米道可称为地方势力割据一方的政教工具。作为政教工具的五斗米道以宗教意识统治民众，以宗教教团控制民众，以宗教戒仪约束民众，以宗教术数拘制民众。历史证明，道教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不仅作为汉民族文化思想的产物，作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作为 一种社会思潮，而且，还作为一种强大的民众势力、社会力量出现在中国历史政治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