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中国古代的绘画

绘画·中国古代的绘画

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早在人类文明刚刚出现曙光之时，绘画这朵艺术之花就已开放在祖国的土地上。为数众多的岩画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彩陶装饰画——涡纹、鱼、蛙、鸟、鹿、人画、舞蹈、花叶以及各种几何图案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雏形。1949年和1973年在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人物图》和《人物御龙图》两件帛画，是现存最早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中国画作品，从其人物造型和线描结构等可见，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绘画已确立了以线造型的传统风格形式，且已达到相当的艺术水平。

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的影响，两汉绘画表现出了相当强烈的政治性色彩，内容大都属于纪功、颂德、表行之类。应用范围日趋广泛，宫室、殿堂、神庙、陵墓、壁画比比皆是，漆器画、缣帛画与石刻画也相当有名。题材以宗教内容，神话故事和反映生活的人物画为主。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升天图》，以其巧妙的构图，劲秀流畅的线条和富丽华贵的色彩运用，显示了这一时期绘画较之前代的长足进步。

魏、晋、南北朝，绘画逐渐脱离了建筑与雕刻，成为独立的艺术欣赏品。题材进一步扩大，并涌现出一批专业画家。此时的人物画多以文学为内容，刻画名士生活，并注重气质、风度的表现，最著名的是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初期山水多作为人物画背景出现，而真正以表现景物为主的山水画萌发于南朝的刘宋时期，发端于画家宗炳和王微。

隋代绘画艺术融合了魏晋以来的各种风格，为唐代艺术全面而辉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展子虔的青绿山水《游春图》标志着山水画已独立成宗，其色彩与技法深刻地影响于初唐山水，而被誉为“唐画之祖”。

唐代，绘画艺术开创了新纪元。人物、山水、花鸟等各画科皆发展繁荣，题材范围空前扩大，名家辈出，风格多样。唐初的人物画具有相当严重的“资政”性质，如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和《步辇图》;而唐中期以后发展为追求“贵而美者”艺术风格的宫廷仕女画，其代表画家有张萱和周昉。盛唐的吴道子创造了“笔迹磊落”、“气韵雄壮”的人物画新画风，并开启了重“笔”轻“色”的中国画民族风格。吴道子还改革了东晋与刘宋时期的山水画，其画风又经张璪、毕宏、郑虔等画家的变革，使中国山水画向“水墨渲淡”发展;李思训、李昭道父子则开创了“金碧重彩”，“以富丽为工”的青绿山水派;王维也以其水墨画宁静秀润，开后世“文人画”以诗入画、诗画统一之先河。唐代花鸟画也异军突起，成为独立画科，画法画技上开后代工笔淡彩、工笔重彩、兼工写意的先河。刁光胤工勾勒法，边鸾善钩填法，殷仲容则擅长墨色晕染法。此外，曹霸、韩干的鞍马，薛稷的鹤、戴嵩的牛、萧悦的竹等都别开生面，并形成了画科。

五代，绘画艺术有了多方面的变化和提高。各画科均呈现出新的面貌。山水画重在表现四时朝暮与风、晴、雨、雪的变化。北方两位划时代画家荆浩、关仝，完全脱离了李思训工整的青绿山水规范，笔墨兼重，展现峰峦重叠，气象萧疏的关陇风貌，为宋元以来山水画家所宗仰;董源、巨然则继承发展了王维、李思训的画法，开创风格独特的“江南画派”，为水墨山水画发展开辟了新径。五代人物画在题材方面，一变前期的历史人物、道释人物和宫中贵人，而以士大夫为主要描绘对象，翰林待诏周文矩、王齐翰、顾闳中、卫贤等皆画法精细，有高超的写实技巧，而善写北方边民放牧、出猎内容的胡环，及以画罗汉著名的贯休，也都成就斐然。五代是花鸟画繁荣期，西蜀翰林待诏黄荃、黄居寀父子以“钩勒法”弛名画坛，“厚施色彩，崇尚逼真”;而活跃于南唐的徐熙则以“落墨花”著名，重在形象的意态，往往“晕淡而成”，“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形成两大派系，并传后世。

宋代各画科全面发展，题材更加广阔，画派并出，盛极一时。从山水画看，北宋初年李成与范宽承袭发展了荆关山水，李成能“得山之体貌”，而范宽则能“得山之骨”，后来的郭熙、许道宁、王诜等，皆为李成传派;南宋文人画大为兴盛，米芾、米友仁以湿笔水墨写意山水画，开创了世称“米家山”或“米氏云山”的新画派;李唐开创了南宋山水重意境创造，以抒情为目的的偏角山水的新风，将“大斧劈皴”与青绿设色结合，风格粗犷厚重，刘松年、马远、夏圭继承并发展了其画法，成为画院主要流派，并称“南宋四大家”;赵伯驹、赵伯骕兄弟，取法李思训，以设色山水名世，作品秀劲工致，着色清丽活泼。在人物画方面，北宋有“小吴生”之称的武宗元以宗教壁画名噪一时;而被推为宋画第一的李公麟，其作品多不设色，纯用富有变化的线条画成，在画史上确立了“白描”的表现手法;南宋梁楷首创“减笔”人物画最负盛名。另外两宋的风俗画也颇为珍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为名传千古的珍品。其他如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祁序的《江山放牧图》、苏汉臣的《百子嬉春图》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风情的杰作。两宋的花鸟画崇尚写生，趋于精致、完美。徽宗赵佶的作品精工逼真，艳丽生动，甚为突出;画院待诏黄居寀秉承家学，钩勒遒劲，画风富丽，院外徐熙之孙徐崇嗣则摒弃墨笔钩勒，直接以色晕染，称“没骨法”;赵昌、易元吉、崔白等也都各有专长和突出成就;此外“四君子”(梅兰竹菊)科尤为盛行，释仲仁、杨无咎的墨梅，文同、苏轼的墨竹，赵孟坚、郑思肖的兰花等，皆有名于时。

元代绘画，受文人画思潮影响，山水画以梅、兰、竹、石为流行题材，注重笔墨情趣，且将书法融入画法中，使水墨写意画有了新的突破。赵孟頫是元代影响中国绘画的关键人物，山水、人物、竹石、鞍马无所不精，诗、书、画均负盛名。他号召“复古”以反对“近世(南宋法)”，提倡书画同源。元中晚期的山水画“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即主要受其影响，又发展了个人风貌，而鼎立于元画坛;其他山水画家有师法李成、郭熙的朱德润、曹知白、康棣，以及吸收米友仁的画法并加以变化革新的高克恭。元代人物画主要受李公麟影响，张渥、卫九鼎、王振鹏等均以白描人物见长。元代花鸟出现了避繁就简的画风，以钱选、王渊最负盛名，钱选善作折技花卉，王渊则精于花鸟和水墨竹石;王冕善画墨梅，首创胭脂没骨体，“万蕊千花”，生意盎然;此外李衎、柯九思、顾安、管道升等均为画竹名家。

明代绘画承宋、元传统，仍以文人画为主流，各种画派崛起，风格求新立异，技法更丰富多彩。明初画家多承元代遗风，如擅山水、墨竹的徐贲、王绂、陈汝言及以画“密梅”著称的陈录、王谦、刘世儒、金俊明等;而宫廷画家戴进、吴伟、倪瑞、王谔、朱端等大都承南宋院体系统，其中戴进山水师马远、夏圭，晚年有所变，创“浙派”成为明前期画坛的主要流派;花鸟画方面，边景昭、吕纪承黄荃画风，妍丽工细，孙隆承徐熙以彩色渲染、颇富生趣，林良则以水墨花鸟独步艺苑。明中叶，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派”取代“浙派”成为明代绘画主流，他们技艺全面，题材广泛，沈周融合宋、元笔法，自成一家，为“吴门派”领袖;文征明则粗笔近沈周，细笔从赵孟頫、元四家传统中演化而来，最见特色，独树文派山水新面目，其传派最盛，门生弟子众多;唐寅、仇英近师周臣，远法南宋李唐、刘松年，精细艳逸，风格秀润。“吴门派”后，以董其昌为首的“华亭派”左右了绘画潮流，其主张师法古人，偏重形式的思想理论却导致了画坛陈陈相因的摹古之风;明后期山水成就较大的还有蓝瑛的“武林派”。此外在花鸟画方面，陈淳以水墨花卉著名，笔法简练，富有生气;徐渭则不拘物象形似，大胆创造，纵横挥洒，充分发展了大写意的泼墨技法，此二人为“写意派”花鸟的杰出代表，世称“青藤白阳”。人物画方面，陈洪绶善将书法融于绘画，以独特的运笔，夸张地塑造奇崛不凡的形象，与北方同以白描人物著称，取法高古，绘人物衣纹线条弯曲多变的崔子忠并称“南陈北崔”;丁云鹏善画佛像，画法工整，线条细劲流畅;肖像画成就最高的是曾鲸，他注重墨骨，以传统技法融合西洋画阴影法，为传神画开创“新机轴”，被称为“波臣派”，风行一时，明代谢彬、沈尔调，清代沈韶、徐璋等都是他的传派。

清代绘画艺术，继续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创作及水墨写意画盛行，且始终贯穿着保守与创新的斗争。清代绘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明初，受皇室扶植的“四王”画派，以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受董其昌绘画理论影响，强调师古摹古，讲究笔情墨韵，技巧功力颇深，但内容缺乏生气，成为画坛的正统派。吴历、恽格虽也属正统派，但仍不无新意，融工笔与写意为一体，强调以情动人，他们与“四王”并称“清初六大家”。而在江南地区，出现一批反保守派的画家，他们大多为明末遗民，政治上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艺术上主张抒发个性，反对陈陈相因。作品往往感情真挚、强烈，风格独特、新颖。代表画家以“四僧”(弘仁、髡残、石涛、朱耷)成就最突出，还有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以弘仁、查士标、梅清为代表的“新安派”等。清中期，随着“康、乾”盛世，绘画领域也呈现出繁荣景象，画家辈出。宫廷绘画在皇室扶持下活跃一时，内容、形式都丰富多彩，人物画成就尤为突出。同时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以革新的面貌出现于画坛。他们破常规、创新意，藉画抒发郁懑的心胸，比拟清高的人品，表达鲜明的个性，因此作品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上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寓意“四君子”的梅、兰、竹、菊和泼墨大写意手法，是他们最喜爱的题材和画法，对近现代花鸟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后期，由于政治腐败，社会衰落，画坛发生了急剧变化，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文人画日见衰微，新的流派形成，著名的有“海派”、“岭南派”等。上海地区的“海派”以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等为代表，他们承陈淳、徐渭以来的水墨写意花卉传统，将书法、篆刻用笔融入绘画，以苍劲酣畅的笔法、淋漓的墨色、鲜艳强烈的敷彩，创造出气势磅礴的艺术形象。晚清广东画家居巢、居廉兄弟，擅花鸟，重写生，造型准确精微，吸收东西方水彩画法，敷色清丽融和，“岭南派”即受其影响发展起来，代表画家有高剑父、高奇峰和陈树人，活跃于近代。

中国绘画史，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整体文化发展大背景下，传统与变革的辩证发展史，是主体精神发扬与艺术形式创新二者统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