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内容·宋代散文·北宋中期散文
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发展的鼎盛期，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苏轼《六一居士集叙》称“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宋文步入辉煌;欧阳修“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宋史》卷四三九)，“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于是文风再变”(章得象《宋会要·选举志六》)，直到苏轼仙逝(1101)为止，历时70年(1031—1101)，是为北宋中叶，乃宋文发展第二阶段。该期散文发展具有十大特点。
一是群体鹊起，流派丛集，体派交糅，而又各自名家。所谓“欧、苏、曾、王，递建门仞”(甬上童槐《叶氏睿吾楼文话序》)，“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要自各立门户，不相蹈袭”(陈善《扪虱新话》卷五)，出现了欧苏古文派、文章派、经术派、议论派、苏门派、道学派等。
二是散体古文进入极盛期，“至是而大成”(赵昚《苏轼文集序》)。骈体散文经过古文大家的改造和提高，骈、散融合，以新的姿容跻身文苑。中叶散文全部纳入古文家族中，形成多体流派认同的创作思潮。
三是名家迭出，珠璧交辉。“周、程以理学显，欧、苏以古文倡，韩、范以相业著，其他文人才士，后先相望”(周必大《宋文鉴·序》)，而 “各以其文擅名一世，杰然自为一代之文”(朱熹《楚辞后语》卷六《服胡麻赋》)，唐宋八大家宋代六家均出现于北宋中叶，且有欧、苏这样足可与韩、柳并肩媲美的大家。
四是宋代脍炙人口的名篇如 《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秋声赋》《墨池记》《游褒禅山记》《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都产生在这一时期。
五是宋文平易自然的主导风格也形成于这一时期。与前期散文家主张平易自然而作品不无粗率的情形不同，该期作家强调精心锤炼，“以文从字顺为至”(查慎行《曝书亭集序》)，即如欧、苏“只是平易说道理”，“全不使一个难字”(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成为宋文风格的代表和众人学习的典范。
六是解决了自南北朝即已肇端的骈散之争问题，确认了骈体散文应有的地位，所谓“偶丽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铭》)，尤其是欧阳修与苏轼均“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陈振孙《浮溪集说》) ，骈文与古文并传。
七是理顺了实用与审美、“文”与“道”的关系。实用与审美关系，始终是散文创作的焦点问题。作家的认识水平和把握程度，直接决定作品现实意义和艺术生命。实用是散文的原生属性，决定作品现实意义的大小，审美为第二属性，决定作品艺术生命的强弱。审美后于实用，散文美学因素是随着散文不断发展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而逐渐得到加强和提高，逐渐自觉化和理性化。由此，实用和审美的完美结合，成为散文创作最高艺术境界的表现之一。北宋中叶散文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超越前人的巨大进步，众多名家明确主张文道并重，强调实用第一、审美第二的观点，要求“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苏轼《答乔舍人启》); 必须“有道有艺”(苏轼《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八是散文艺术表现理论开始细密化、具体化、系统化，文章的繁简丰约、虚实关系、立意措辞等都有不同于前代的新见解。
九是该期散文创作与时代思潮如疑古惑经、儒学重造等同步运行，相互激发和促进。
十是该期散文创作还与当时爆发型的文化创造精神相一致，哲学、艺术等领域呈现全面创新景象，如新儒学的兴起和理学名家的出现; 诗词书法绘画的开派创新和代表宋代最高水平名家巨匠的出现等等，这些无疑都是推动和促进宋文发展的积极因素。
另外，宋代第一次政治革新运动——庆历新政，宋代文化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嘉祐二年取士，都发生在这一时段。该期散文创作的辉煌成就，不仅为当时作手所自豪、所珍视，而且也为后世学人所景仰，所艳羡。
欧苏古文派。这是宋代品位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散文流派。该派兴于明道(1032—1033)景祐(1034—1037)而盛于嘉祐(1056—1063)年间，绵延于元符(1098—1100)之末。该派以欧阳修为领袖，前期古文家尹洙、苏舜钦、石延年等鼓行其中，范仲淹、石介、孙复等积极呼应;又有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胥起，声威大震;后有苏门弟子倡明斯道，遂能持续发展70年。此派初起，正值朝廷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提倡古文，其后又与朝廷的政治改革如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相配合，上有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有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故顺时应运而大行于天下。
此派与北宋前期复古派、古文派不同，主要作家学殖厚、素质高，创新能力强，成就卓异，地位显赫，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深广的影响力。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都是通才、全才、天才型作家，又善思善学，博闻广识，创作数量惊人，尤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且欧、王都位至宰辅，苏轼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其综合影响力在宋代散文史上空前绝后。
在创作理论方面，该派发扬前期古文家的优良传统，同时在为文宗旨、文道关系、文辞关系以及对待骈文态度方面拓展推进。如对“道”的认识，前期古文家多囿于儒家传统，偏重伦理纲常，而欧苏以“百事”、“万物”为道，以“理”、以“事实”为道，涵延深广。对于文道关系，虽然都主张“并重”，而前期不无轻文之嫌，作品卫道味浓。欧苏提出 “文必与道俱”、“表里相济”、“有道有艺”，且强调辞采不可忽视，“勿先之可也”(《王安石文集》卷三)。对于骈文，王禹偁有过“仕进之羽翼”(《小畜集》卷一八)的说法，着眼于猎取功名利禄，境界不高。欧苏则从文章社会功能方面予以充分肯定，并对骈文进行积极的革新改造，使骈文的作用与地位得以改善和加强。
该派领袖欧阳修(1007—1072)“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吴充《欧阳公行状》)。他17岁立志以韩愈为楷模，“尽力于斯文”;释褐官洛阳，与古文家迭相师友，“作为古文”，“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成为文坛盟主，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文风复古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巅峰。
首先，欧阳修团结一大批志欲复古者，并识拔培养了众多文坛新秀，形成一支前后踵武、阵容强大严整而又各自相对自由发展的散文创作队伍，为宋文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所谓“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宋史》卷三一九)。尹洙、石介、范仲淹、苏舜钦等古文家都曾与欧阳修“迭相师友”;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后俱为名家。故苏轼言 “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轼文集》卷一○)。
其次，欧阳修领导了北宋中叶文风革新复古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所谓“复古之功，在时莫二”(韩琦《祭文》)、“文格终以复古者，公之力也”(《安阳集》卷五○韩琦《欧公墓志铭》);《宋史》谓其“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宋史》卷三一九)。
第三，散文创作理论的整合与推进。宋承唐绪，古文家无不“宗经尊韩”，韩愈“文以明道”(《韩昌黎全集》卷一四) 、“文以贯道”说，影响深广。细味又不无重道轻文之嫌。在创作实践中，韩愈偏重文辞，以为“辞不足不可以成文”(《韩昌黎全集》卷一五)，强调“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词必己出，甚至发展到“奇辞”地步;而韩愈言“道”，空泛不实。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宋人多有明察。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首称韩氏“文起八代之衰”，然后才是“道济天下之溺”，《韩愈论》明言韩愈“往往自叛其说”;朱熹更加不客气地说韩愈“只是要作好文章”(《朱文公文集》卷七四)，“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五)。总之，韩愈理论上“重道轻文”和实践中“重文慢道”，都不利于散文的健康发展。
与韩愈不同，欧阳修在文道关系，文辞关系，个人修养与为文关系，道的涵延等方面，都大大推进而趋于合理化、深刻化和系统化。欧阳修“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是将文、道放在平等的位置，互为依存。他反对只在文字上面花工夫，指出“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而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者，皆可悲也”(《送徐无党南归序》)。欧公释“道”，认为“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从而将“道”浅近化，所谓“百事”皆为道，要求“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第二书》)，由此实现文道的统一。道既“切于事实”且“易知而可法”，则文章必“期于有用”(《荐布衣苏洵状》)，强调文章的实用性，要求“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必能通其用”，“必可施于今”(《武成王庙碑进士策问》)，提出“务实以推本，不假浮文而冶情”(韩琦《欧公墓志铭》) ，显示出其理论的进步性。
第四，确立了宋文平易自然、婉转流畅的主体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模式。宋文风格多样，而以平易自然、婉转流畅为主导。该风格的确立，主要得力于欧阳修的示范、提倡和扶植。时人谓欧文“得之自然”，“不见痕迹，自极其工，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苏轼也认为，欧文“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氏父子评论最为的当：
执事之文，纡馀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嘉祐集》卷一二)
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
——《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栾城集·后集》卷二三)
另如朱熹说欧公“只是平易说道理”、“全不使一个难字”(《朱子语类》卷一三九)，罗大经称“欧苏惟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鹤林玉露》甲编卷五)，赵秉文云欧公“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使人读之者娓娓不厌”(赵秉文《滏水集》卷一五)，无不称叹欧公自然平易、婉转流畅的文风。示范之外，欧公还利用政治影响倡导和扶持自然平易的文风，众所周知的嘉祐二年知贡举黜去文风险怪者，“取其平淡造理者”(韩琦《安阳集》卷五○)，即意在树立一代文风典范，故“时体为之一变”(沈括《梦溪笔谈》卷九)。
第五，创作了大批“超然独骛，众莫能及”的优秀散文。今传周必大等编定的《欧阳文忠公文集》收散文两千四百余篇，“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欧阳修全集》卷四七)，而“折之于至理”，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丰广的文化内涵，且“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艺术性很强，所谓“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其得意处，虽退之未能过”(吴充《欧阳公行状》)。《醉翁亭记》《秋声赋》《朋党论》等，均传诵千古。
第六，树立了刻苦严谨、追求完美的创作风范。宋人陈善《扪虱新话》载欧公“平昔为文章，每草就，纸上净讫，即粘挂斋壁，卧兴看之，屡思屡改，至有终篇不留一字者”(卷五《文章博远贵于精工》条)。欧阳修名篇无一不是精心结撰、反复锤炼的结果。清乾隆帝称叹《朋党论》“最明畅之文，恰甚幽细;最条直之文，恰甚郁勃;最平美之文，却甚跳跃鼓舞”(石村贞一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四);《泷冈阡表》“情文深婉，令馨千载如生”;《本论》沈德潜以为“论尤切实，文尤完密”，吕留良盛赞“文甚高古，浑然天成，不露圭角”。
总之，欧阳修为宋文健康发展和繁荣鼎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公认为“一代宗师”(谢枋得《文章轨范》卷五)。
欧苏古文派在发展过程中还形成了多元分化而又整体统一的特点，出现了文章派、经术派和议论派。
文章派以欧阳修、曾巩为主要代表。其突出特点是创作态度认真严肃，注重反复修改和精心锤炼，从而达到委婉条畅、简洁凝练、自然精妙的境界，努力提高文章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欧公作文多在“马上、枕上、厕上”属思和“多看、多做、多商量”(《后山诗话》)的方法，为人熟知，周必大《欧阳永叔集跋》也说欧公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
曾巩(1019—1083)文风与欧阳修最为贴近。欧、曾散文“皆偏于柔之美者”(姚鼐《复鲁洁非书》)。欧公未识王安石、苏轼前说，过其门者百千人，独于得巩为喜。曾巩以儒学为本，经世务实，体道扶教，写作古文，本原于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纪事言理，自成一家。《元丰类稿》各体散文近七百篇，内容大都是有关社稷民生、吏治臣节，被誉为“六经之羽翼，人治之元龟”(宁瑞理《重刻南丰先生论文集序》)。《越州赵公救灾记》以事示仁天下而传法后世，《宜黄县学记》以古代学校兴废为鉴勉励学子修身治国，都是久传不衰的名篇。曾巩散文尤擅纪事言理，纡徐委备，简古质朴，严正雅重。如《战国策目录序》人谓“从容和缓，且有条理”(吕祖谦《古文关键》卷二); 《墨池记》借王羲之习书遗迹言理，一唱三叹，委备自然;《上欧阳舍人书》论历代治乱得失，博大幽深而不晦;都可见曾巩散文风格。
经术派以王安石为代表。王安石是政治家，治国主张“择术为先”，为文强调“适用”，“务为有补于世”。他把文风宗经复古推进到取法经术，提出“通经致用”(《王文公文集》卷八)。又自制《三经新义》，熙宁八年颁于学官，朝廷遂以经义取士。故北宋散文“至于熙宁元丰，以经术相高，以才能相尚”(周必大《苏魏公文集后序》)，作者蔚为大宗，遂成一派。
王安石文章发于经术，雄伟精深。《王文公文集》散文近八百篇，大都关涉政令教化，言事明理，适于世用，词简而精，义深而明，笔力刚健，章法谨严。《上仁宗皇帝书》分析朝廷面临的困境，提出陶冶人才以更革法度，见解深刻而立论精警，极长篇之能事。《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回顾立国以来的历史状况后，着重分析潜伏的危机，阐明改革的紧迫性，笔锋犀利，切中时弊。《游褒禅山记》即事明理，穷工极妙，委婉丰厚，启迪心扉。至如《读孟尝君传》借“士”之概念内涵和标准的不同，驳俗反常，推倒旧案，笔势峭拔，辞气凌厉，雄迈英爽，尺幅中有万里波涛之势，可称短篇之极则。总之，王安石以政治家的气魄与识度为文，重经术，切世用，自然精悍，博大深广。梁启超《王安石评传》说王氏与欧公“同学韩，而皆能尽韩之技而成一家”，诚为知言。
议论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三苏论文强调“有为而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善于议论，评说古今，考论是非，明理以达用。故苏辙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历代论引》)，苏轼称“妄论利害，谗说得失”(《苏轼文集》卷四九《答李端叔》)。
三苏以文议政、议史、议事、议人、议理、议道、议艺，卓识博辨，通达古今，而精于理、适于用，不为空言。苏洵学本申、韩而出入于荀、孟及《战国策》诸家，文章大率议论兵谋权利和机变，“以雄迈之气，坚老之笔，而发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际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邵仁泓《苏老泉先生全集序》)。如《权书》《衡论》《几策》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六国论》议六国破灭“弊在赂秦”;《审敌》与《心术》论“天下之势”同用兵之术;皆如自言“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苏辙擅长政论与史论。其《上皇帝书》批评刘备“智短而勇不足”，议论精确。名作《黄州快哉亭记》议论眼前景与古时事，提出“不以物伤性”，遒逸疏宕。至其修辞简严则近于欧、曾。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文坛领袖。其散文代表着宋文的最高成就而与欧阳修并称。他的创作对促进宋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主体风格的成熟与定型，起了决定性作用。苏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苏轼《文说》)，“大略如行云流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答谢民师书》)。其突出特点是视野雄阔，哲思深邃，议论英发，纵横驰骋。尤其是中年后作品，涵纳儒、释、道诸家精华，将事、理、情、景、意、趣融为一体，变化视角，发为议论，既博大精深，新警绝人，又境界高远，豁达通脱，其睿思妙笔和独特的视角，令人拍案叫绝。如《超然台记》以“凡物皆有可观”肇端，引发议论，而收笔于“游于物之外”。《前赤壁赋》通过记叙进行议论，以言理为旨归，探讨时空与人生，而熔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于一炉，纵横六合，通达古今，出入仙佛，充满诗情画意和至理奇趣，意境美妙幽邃。至如《潮州韩文公庙碑》在议论中评述韩愈对儒学和文学的贡献、《日喻》借议论“盲人识日”和“北人学没”指导务学求道，也都精深博洽，纵横挥洒。人称苏轼“以文点化人，如佛家参禅妙解”(《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正道出了苏文富于哲思启悟人心的特点。苏文广备众体，姿态横生，雄健奔放，挥洒自如，圆熟流美，新意无穷。南宋赵昚《苏轼文集序》说苏轼“力斡造化，元气淋漓，穷理尽性，贯通天人，山川风云，草木花实，千汇万状，可喜可愕，有感于中，一寓之于文，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苏轼文集》卷首)，实为的论。
苏门派。苏轼主盟文坛，先后识拔和培养了一批古文作手，其中尤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最为著名，世称苏门六君子。这些苏门后学都接受了苏轼的指导和影响，凭据才力，各有擅长，而在散文方面参差不齐地高扬了苏轼的文艺思想或创作特点，我们姑称苏门派。该派有三大特点：一是都十分注意领悟、体验和总结苏轼为文妙谛，并运用于创作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比如黄庭坚、秦观、张耒都多次说文章当“以理为主”，实际上就是对苏文立意境界的共识。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说，作文“须有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 ;张耒《贺方回乐府序》称“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张耒集》);李廌《答赵土舞》《陈省副集序》对文章的体、志、气、韵、辞、理、意、法的论述都可说是对苏文构思布局、为文特点和创作经验的总结。二是都保持并弘扬了苏轼为文自然平易的特点，尤善题跋和书札。三是兼擅古文与骈文。
黄庭坚精于文赋而妙于题跋。《江西道院赋》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枯木道士赋》深得庄列旨趣，《毁璧》辞极悲哀而不事雕琢，都是为人称道的名篇。黄氏题跋精鉴妙品，抒情叙事，视野开阔，格韵高绝。如《跋湘贴群公书》“李西台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书草老杜诗后》“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都以妙喻善述而意趣丰饶见长。黄庭坚记叙文字功力深厚。如《宜州家乘》中记游集真洞，文字优美凝练。其《小山集序》介绍晏几道的为人、性格，《王定国文集序》写王氏气质、遭遇与创新精神，均体现了“知人论世”的传统。
秦观长于议论而文丽思深。《进策》30篇深究古今治乱得失，议论时政，灼见利害，苏轼以为卓然可用;《进论》20篇为史论，见解卓异，辞采焕发。吕本中《童蒙诗训》说秦氏“终身从东坡步骤次第”(四库全书本)，堪为有据。
晁补之、张耒并称。晁氏喜好议论，博辩俊伟，《四库总目》称其“古文波澜壮阔，与苏氏父子相驰骤”。《上皇帝论事书》洋洋万言，征古论今，雄辩滔滔，建言平辽大策;《安南罪言》谈安南用兵，纵横考辨，典雅奇丽。记叙文《新城游北山记》文字优美，风格劲峭峻洁，广为传诵。张氏文近苏辙，汪洋淡泊，一唱三叹，大率以平易自然、明白条畅见长，叶梦得《张文潜集序》称“雍容而不迫，纡裕而有余”。其议论多宏篇巨制，题跋书序，挥洒自如，《贺方回乐府序》《答李推官书》都乐为人道。
陈师道早年师从曾巩，后得苏轼荐拔，其文长于论事，简严绵密，《正统论》《取守论》《上曾枢密书》等都是代表作。书信尤以笃于友情著称。李廌“喜论古今治乱，条畅曲折，辩而中理”(《宋史》卷四四四)，略似苏轼。其《兵法奇正》《将材》《将心》议论奇伟，笔势雄健，可为代表。
太学派。在欧阳修古文派兴起后不久，还出现了一个太学派。该派作品险怪奇涩，是太学生在通经学古过程中形成的散文流派。此派自庆历中形成至嘉祐初消亡，实际上只存在了十几年时间。求深务奇是太学派最突出的特点。苏轼《监试呈诸试官》曾以“千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锦。调和椒桂酽，咀嚼沙砾碜。广眉成半额，学步归踔踸”(《苏轼诗集》)这样的诗句讥刺太学派怪诞僻涩的文风和丑陋失态的面目。
太学派述古道而不切时务，侈言高论而鲜有事实。刘几是该派的代表人物。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说“嘉祐中(疑为“初”)，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歙然效之，遂成风俗”。其嘉祐二年考进士，卷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之语，欧阳修以红笔横抹，黜落不中。另外，石介的得意门人何群、孙复的弟子姜潜贤、胡瑗的高足徐积等，都曾是太学派的重要作家。
太学派的出现并非偶然。北宋前期已有以艰涩深奥为古文的现象。太学的建立本为复古劝学，培养人才，当时太学最有影响的学官如石介、孙复、胡瑗都是通经尚古的古文家，但往往“迂阔矫诞”(苏轼《议学校贡举状》)。太学生受其影响，喜尚标新立异，高谈虚论，为文追求险怪奇涩，内容流于迂阔诡激，骤成风气。庆历六年，张方平知贡举时上书朝廷请加诫谕，直到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痛加惩抑，方摧垮太学派，巩固了平易自然的文风。
道学派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为代表。他们都是北宋著名思想家，为新儒学的创立和宋学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又都是讲学家，传道授徒，影响深广。
道学派强调“文以载道”，重道而轻文，至有“文能害道”说。但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深厚的艺术功力，说理论事，质实自然，文辞古朴简洁，逻辑严密，思想博大精深，自成一派。周敦颐《太极图·易说》从宇宙本源讲到人性善恶，论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爱莲说》援佛入儒，文字生动优美，脍炙人口。张载《
西铭》将“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论证封建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意旨精深。程颢《论王霸札子》《论十事札子》密切联系现实，骈散并用，笔势流畅。程颐《易传序》《春秋传序》讲“开物成务之道”与“经世之大法”，文字雅洁，语如贯珠;《养鱼记》寓道于事，优美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