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汉赋·东汉后期的赋作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汉赋·东汉后期的赋作

东汉和、安以后，社会矛盾突出，政治日见昏乱，在这种现实的激发之下，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道家思想在汉武以后消歇了一个时期，这时重新受到重视，人们对个体生命更加关注，“人”的意识开始觉醒。这种现实与意识上的变化直接引起了文学上的变化，汉赋由此进入了转化期。

这种转化是全面和明显的，各种形式的赋在内容和写法以及形式上都显示了转化的迹象。在内容上，以铺彩摛文、堆垛物象为主的散体大赋转而更加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描述; 而体现赋家性情的抒情赋则大量出现，不仅表现一般的生不逢时的感慨，而且重在抒写个人的独特感受，具有较强的个性特征;咏物赋则对象更加广泛，几乎靡所不及，尤注意于日常生活所见。在写法上，大赋一改对对象粗线条的勾勒，注意于细致刻画;抒情赋则注意于营造环境和氛围，把诗的情景交融写法引入;只有咏物赋在写法上变化不大。在形式上，各种赋作都显现了骈化的趋势，可以说骈赋已粗具规模。在转变期中，最具代表性的赋家是张衡，其次值得一说的是王延寿、蔡邕、赵壹、祢衡、王粲诸人。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位极著名的人物。他对天文学有精深的研究，著有《灵宪》一书;对地震亦有研究，制作了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候风地动仪;他又是一位倡科学反迷信的思想家;在文学上，他则是一位引领潮流并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家。近人郭沫若为他的纪念馆题词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斯言甚是。

张衡今存的诗、赋作品，均收入《张河间集》。其《四愁诗》《同声歌》是五言诗成熟期与七言诗创始期的重要标志性作品;《二京赋》《归田赋》则是汉赋转变期的代表性作品，并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二京赋》是张衡早年的作品，是和、安之间为讽刺王侯奢靡逾制而作。但赋的内容意义则远远超过了张衡的创作动机。此赋在写法上规摹班固的《两都赋》，但对世俗生活的描绘更加广阔而细密，明显表现出对现实的兴趣，显示了散体大赋的文风从注重浪漫气势的营造向对现实求实的描述的转变。在意识倾向上，一是继续班固在《两都赋》中所说的“礼法”并加以特别强调，二是在赋中鲜明地表示了对“民”的作用的重视，这都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赋中说：“今公子苟好剿民以愉乐，忘民怨之为仇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样的认识在汉赋中绝无仅有，集中地反映了时代忧患意识。

《归田赋》是形式短小的抒情赋，风格清丽，直抒胸臆，个性突出。在表现上，此赋摆脱了《吊屈原赋》以来以物象为象征的写法，摆脱了《遂初赋》以来以行踪为经以感慨为纬的内容结构之法，非常注意构建一个环境，创造一种氛围，借鉴诗的艺术手法，将情与景融为一体，借以表达独特的感受和情趣。对赋来说，这是一种新的艺术追求，使人耳目一新，标志汉赋创作已步入以抒发个性情感为主的时期。

张衡所有的赋作在语言形式上都鲜明体现了骈偶化的倾向。早在西汉，王褒赋中已见骈偶迹象，东汉初期，班固和冯衍也都注意了骈偶，但都尚不成熟，有些粗糙，与后来的骈赋极为接近的赋就是张衡的赋。可以看出，他的赋讲究骈偶，是有意为之的。这一骈偶的实践，对赋体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影响极为深远，后来诗、文的骈偶形成与此有重大关系。因此，我们说张衡在赋体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值得特别重视。

张衡开创了一代文学新风，影响深远，但与他同时代的赋家马融和稍后的王逸却没有什么成绩。马融的《长笛赋》规摹《洞箫赋》，在内容的组织和写法上都没有什么突破。唯一值得一说的是，他在形容笛声的一段中，以对抽象事物的感受作比拟，想象较为出奇，令人感觉新颖。至于王逸的《九思》，虽模拟屈原但流于无病呻吟，为朱熹所斥，固为宜也。

张衡之后，有如下几位赋家，在政治日非、民困国衰的时代，在社会动乱之时，以赋抒情达意，体物咏怀，个性突出，是汉赋晚期的一线光芒，在赋史上留下了名字。

王延寿，南郡宜城人，王逸之子，字文秀，二十余岁溺死于湘水。他的《鲁灵光殿赋》虽说在题材上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有一定关系，但他却把宫室作为唯一的表现对象，这是与上述诸人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他在艺术表现上有很大的变化。以往的散体大赋，对宫室只是作概括而夸张的外部描述，王延寿却做到了从外到内的生动具体的刻画，而且在刻画中运用多种手法，极为精细、具体、形象，从而使宫殿真正成为审美对象，这是王延寿的贡献。

赵壹，字元叔，汉阳郡西县(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人，性格耿介，不为权贵所容，终生坎坷。《刺世疾邪赋》是他的代表作。此赋的价值在于，赵壹不把个人的不幸简单地归结为所谓黑白颠倒，而是深刻地揭露了社会上“情伪万方”的原因，从而对黑暗政治及其表象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他说：“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这就深刻地指出了东汉后期政治昏乱的原因，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皇帝。他还将思想的利刃伸向了历史的深处，总结说：“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增其荼毒。秦汉无㠯相逾越，迺更加其怨酷。”为何会如此呢?他总结道：“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这话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动乱、是非颠倒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利己本性。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赵壹对当时的社会表示了彻底否定和决裂：“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这战斗的声音，反抗的声音，其思想之深刻，态度之坚决，为同时代的政论家崔寔、王符、仲长统所不及。汉代文学中，乐府诗曾受到高度赞扬，但如从对现实批判的有力、对历史概括的深刻上讲，都不如这篇赋。

这篇赋另一值得提出来的特点，是很好地将抒情与议论结合了起来。情由现实激发，理来自深入的思考。因此，赋中激情与理性、现实与历史，水乳交融，有机统一，浑然一体。理性使情感有了坚实的基础，而情感的充沛则使思考得到了更好的表达。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人。博学，善词章音乐。在动乱时代，一生动荡不安，曾被诬下狱，后流亡江湖12年。献帝时，董卓召他为祭酒，又拜为左中郎将。董卓被杀，他在司徒王允座中“殊不竟言之而叹，有动于色”，遂被王允所捕，死于狱中。他的赋不少，但大多残缺，只有《述行赋》《青衣赋》《释诲》《短人赋》是完整的。《述行赋》《青衣赋》是其代表作。

《述行赋》是延熹二年被征往京师时所作。其时宦官擅权，威行天下，任意胡为，又起显阳苑，死者甚众。白马令李云因直言而被处死，蔡邕心忿，“遂托所过，述而成赋”。此赋在写法上规摹《遂初赋》《北征赋》，以行踪为经，以描述所见、抒发感慨为纬，注意对比手法的运用，对现实多所揭露。此赋的价值就在内容上，蔡邕将历史与现实作了很好的交汇，将统治者的倒行逆施与人民的苦难做了对比，揭露了统治者的骄奢和残酷，表达了对人民可贵的同情。对此，鲁迅先生有过很好的评价。他说：“蔡邕，选家大抵只取他的碑文，使读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必须看了《蔡中郎集》里的《述行赋》那些‘穷巧变于台榭兮，下糠秕而无粒’的句子，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有血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①

《青衣赋》以四言的句子，描写了一个美丽贤淑的婢女，表达了对她的思慕。这篇赋让我们看到了蔡邕真实的另一面，看到了他的大胆与真率。赋以四言写成，说明从《诗经》句式演化而来的四言赋在演化发展中，其适应性不断增强，题材范围不断扩大。这为我们理解文学形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实例。

祢衡(173-198)，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辩，刚傲使气，矫时慢物。初时避乱荆州，后至许都，触怒曹操，被送给黄祖，被黄祖杀害。他仅有一篇《鹦鹉赋》，却使他名传千古。此赋以鹦鹉为托意之物，寄寓着祢衡对险恶现实的真切感受，表达了他内心深深的忧惧。此赋全篇都是寄托之词，写法特别，在汉末抒情赋中别具特色，最引人注目。它是咏物赋的变体，是抒情赋的创格。

另一赋家是建安七子中的王粲(177-217)。他是山阳高平人，字仲宣，出身官宦之家，少有俊才。汉末动乱，他先往荆州依刘表。刘表死后，其子刘琮投降曹操，王粲出为曹操丞相掾、军谋祭酒，受爵关内侯。《全后汉文》载他有赋27篇，然只有《登楼赋》一篇是完整的。就那些残赋来看，主要是规摹前人，受大赋写法影响很深，但《登楼赋》却非常清丽，代表了汉末抒情赋的最高成就，奠定了王粲在赋史上的地位。

此赋内容是怀乡叙志，就这一点讲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在表现上，此赋却有独到之处。首先，王粲将诗的情景交融的写法很好地运用到了赋里，注意营造环境，创造氛围，在特定的景象中抒发他独特的人生感受与情绪;其次，采用了欲抑先扬的手法，先述当阳风土之美，然后抒发怀乡之情，从而突出了思乡之情的浓烈;再次，在赋中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孔子、庄舄、钟仪思乡的典故，非常贴切地传达出自己当时的情感特征，并使全赋充满了文化意味;第四，描写简净，语言流畅，结构紧凑，既富于形象性，又含蓄蕴藉，有不尽的余味。此赋虽然短小却是不可多得精品，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喜爱。

转变期中的汉赋，在内容上增强了个性特点，同时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在形式上趋于短小而更加注意语言的骈偶，在写法上对以往的模式有所突破。这样的转变标志着赋体文学向着新的方向发展，预示着赋体文学将沿着这时开辟的道路前进，发生新的变化。一个过去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

注释

①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4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