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散文·魏晋散文
魏晋散文发展较之前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骈散进一步分化。譬如曹操的文章,虽然崇尚刑名法术,文风质朴,但是比较重要的公文,则多由手下文士撰写,较多文采和骈文气息。而他自己的文章,则依然保留了质朴的色彩。这方面的代表作是《让县自明本志令》。此文作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历述他起兵以来的种种经历,他说自己年轻时最大的愿望只是想当一郡太守,后来志向升为典军校尉。在平定汉末变乱中,曹操借机扩充实力,他的理想又升为封侯,渴望在自己死后,墓碑上能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就很知足。在两汉门阀制度下,曹操有这样的理想,已经近于天方夜谭了。不过,时势造英雄。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曹操参与了镇压起义军的活动。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外戚何进谋诛宦官,反被诛杀,朝中大乱。西凉军阀董卓带兵入据洛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杀太后。曹操逃出洛阳,东归陈留。其时袁绍、袁术等实力人物起兵于东方。曹操募得五千人参加混战,这是他建立军事大权的开始。当时他已经35岁了。建安元年(196),曹操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迎至许昌,自己充当了保护人的角色。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动辄打出“奉辞伐罪”的旗号,常使对手处于不利境地。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消灭了称雄于北方、而又最看不起他的袁绍十万精兵,击垮了他最大的劲敌。到公元208年,也就是建安十三年前,共有十余年间,前后消灭了陶谦、张济、吕布、袁术、刘表等这些原本是北方的望族首领人物。这使他不无自豪地说:“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几十年来的身世际遇,使他深深感到,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要想取得自己当政的合法性,就必须首先打破过去的用人制度和精神壁垒,广开渠道,延揽人才。于是他首先从传统的儒家学说开刀。儒家讲究孝道,而曹操则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哪怕背负着不忠不孝的罪名,也可以委以重任。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发布求贤令,一次比一次把问题提得更尖锐、更深刻,其核心是唯才是举。这篇文章,质朴平易,不加雕饰,所以鲁迅说他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
曹丕和曹植的文章,各有所长。曹丕的代表作是《与朝歌令吴质书》,怀念过去的游宴生活,大有沧海桑田之感。“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皦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兹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这篇文章很讲究辞藻和色彩,已有不少偶句,实开骈体文章的先河。曹丕的另外一篇著名文章是《典论·自叙》和《论文》两篇。前者自述平生经历,如实道来,娓娓动人。后者则是一篇文学批评的著名论文,涉及到文学理论方面的许多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编第五章还有所论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曹植的文章以书和表最为著名。《与杨德祖书》作于曹植创作的前期,是与好友论文之作,不但吐露自己的抱负,而且也谈到了对当时文人的一些评价。因为是朋友之间的往来书信,吐露心曲,较少雕饰。《求自试表》和《求通亲亲表》以及《陈审举表》等为曹植创作后期的代表作。黄初七年,曹丕死,太子曹叡即位,改元太和元年。在侄皇帝当政期间,曹植的地位日益有所改善。太和三年,他一改过去“连遇瘠土”的窘状,徙封东阿,这是当时著名的富饶之乡。太和六年,曹植又由县王升为郡王。与生活待遇的改善相应,他的政治地位也日益有所好转。从有关书信章表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重要的军政方略也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如《陈举表》《与司马仲达书》等),他甚至还可以尖锐地批评朝政。唯其如此,他又重新焕发了压抑已久的政治热情。他渴望一步步挽回失去的政治权力和生活理想。在《求通亲亲表》中这样写道:
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不敢过望交气类,修人事,叙人伦,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
这是在追回生活的权力,当然这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的理想始终是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在《求自试表》中他明确地表露了这种意愿:
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与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声名并灭。
这是一篇骈文气息很重的文章,吐露了他建功立业的壮志。
建安七子的文章,以孔融、陈琳和阮瑀为代表。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第20世孙。建安七子中最年长者,政治态度也与其他六人不同。曾任北海(今山东寿光)相,世称孔北海。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又迁少府。性刚正,直言敢谏,但政治上较为保守,后为曹操所杀。孔融的散文辞藻华美,骈丽气息较浓,不善说理,以气盛见长。如《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都表现出“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荐祢衡表》语)的艺术特色。陈琳的文章以《檄豫州》为代表。这是一篇代袁绍声讨曹操的檄文。《文选》李周翰注说,袁绍让陈琳作此檄文劝诫刘备,曹操失德,不堪依附,宜归袁绍,故篇题为“檄豫州”,因为当时刘备领豫州刺史。文中责数曹操败德乱政,甚至讨伐到曹操的祖上:“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骂曹操是“赘阉遗丑”,确实是刻薄之语,作为讨伐的檄文,是很有攻击力的。后来袁氏为曹操所灭,陈琳为曹操虏获,曹操满怀蒂芥地责问他:“卿昔为本初(袁绍)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陈琳此时唯有谢罪而已,幸好曹操因爱其才而未加咎责,文学史上倒是留下了一段佳话。此外,文章中又说曹操“卑侮王室,败法乱纪;坐领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百寮钳口,道路以目;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故太尉杨彪,典历二司,享国极位。操因缘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参并,五毒备至,触情任忒,不顾宪网。又议郎赵彦,忠谏直言,义有可纳,是以圣朝含听,改容加饰。操欲迷夺时明,杜绝言路,擅收立杀,不俟报闻。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细政苛惨,科防互设。罾缴充蹊,坑穽塞路,举手挂网罗,动足触机陷,是以兖、豫有无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辞气张扬,笔力遒劲,又时时辅以事实为例证,所以是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的。《文心雕龙·檄移》:“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密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孽;然抗辞书衅,皎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这种檄文痛陈对方罪恶,措辞激扬,不遗余力。有些指责或有夸张,但多数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即如刘勰所指的“发丘摸金”之事,《文选》李善注引《曹瞒传》就说:“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可见此事并不诬曹操。
阮瑀文章之美,受到时人的一致推赞。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陈)琳、(阮)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又在《与吴质书》中说:“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都是夸他文章写得好。建安十七年(212)阮瑀因病去世,曹丕作《寡妇赋》表示哀悼,又让王粲等人同时并作。阮瑀长于书记,《文选》收录其《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一文,大约作于建安十六年,曹操败于赤壁之后,无力伐吴,故作书与孙权,既谋求和好,亦离间孙权与刘备之间的关系。如云:“夫似是之言,莫不动听,因形设象,易为变观。示之以祸难,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无愤发。昔苏秦说韩,羞以牛后,韩王按剑,作色而怒,虽兵折地割,犹不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壮气盛,绪信所嬖,既惧患至,兼怀忿恨,不能复远度孤心,近虑事势,遂赍见薄之决计,秉翻然之成议。加刘备相扇扬,事结舋连,推而行之。想畅本心,不愿于此也。”一方面为孙权开脱,另一方面又动之以军威。话虽说得婉转,却处处流露出强弱异势的威慑力量,文词精确,意思明豁,真挚而笃诚。
阮瑀之子阮籍的文章出入于儒道之间,飘逸通脱。如果说《乐论》与《通易论》是儒学著作的话,《通老论》《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则带有浓郁的玄学色彩,文思明快,笔意洒脱,格调高致,气势强劲。如《大人先生传》中就塑造了一位比《达庄论》中的“先生”更为丰满鲜明的道家理想化的人物。他是一位德行并重的慈祥长者,高深而平易,清逸而多情,令人钦敬神往。他怒斥“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的正人君子,批评“禽生兽死”糟蹋生命的颓废隐士,劝谕“藏器于身”的薪者摆脱“世之名利”的牵累,游览飞天巡游之奇,享受拔俗绝尘之乐。同时,这一形象又是“专上下以制统”的救世仙人,来无影,去无踪,令人可望可叹而不可及。在这一形象身上反映着作者心中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该文意境宏阔,旨趣玄远,格调清正,气韵非凡,文思跌宕起伏而多姿多彩,语言犀利达神而入木三分,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
嵇康也擅长于文章,其特点依然是师心使气,说理论辩。《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氏春秋》云:“(嵇)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太平御览》卷五九五引李充《翰林论》云:“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作为豪门势力代表的司马氏,为了获得整个士族的支持,首要的工作是以儒学相标榜,倡导儒术。而嵇康在言行上却处处显现出与儒术格格不入的态度。儒家认为八音与政通,亦即所谓“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而嵇康却主张“声无哀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嵇康又来发难,作《难自然好学论》,认为如果不用学习就能有吃有喝,人们是不会自找苦吃去学习了。在《养生论》《答难养生论》中,嵇康详细论证了通过静心恬性和服食良药以养神延寿的养生之道,倡导一种“以大和为至乐,以恬澹为至味”的自觉乐观的心灵净化,倡导一种“乐莫大于无忧,富莫大于知足”的人生乐趣,既指出了世人不懂养生真谛的种种不当行为,也批驳了在宗法道义的约束下谋求荣华富贵、享受美味声色的儒家人生观。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嵇康立足于道家保全天性崇尚自然的观点,“越名教而任自然”,猛烈抨击了虚伪的“名教”,提出了超脱于污浊时世的人生理想与追求。也正是出于这种理想与追求,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用“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痛快淋漓地拒绝了山涛的举荐,表现出清正刚毅的个性。在文章的具体论证过程中,嵇康善于围绕问题中心广引例证,反复辩难,层层剖析,使得这些文章舒展宏阔,纵横自如,文辞壮丽,析理绵密,真切地展示了作者的主体情思与鲜明个性,读来既有思辨深度,又毫无雕琢矫饰的痕迹。所以,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云:“嵇叔夜土木形骸,不事雕饰,想于文亦尔。如《养生论》《绝交书》,类信笔成者。或遂重犯,或不相续。然独造之语,自是奇丽超逸,览之跃然而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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