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先秦诸子散文·法家著作

先秦两汉文学的内容·先秦诸子散文·法家著作

法家著作主要有《管子》《商君书》《韩非子》《谏逐客书》。

《管子》是管仲学派的著作汇编，多数文章可能出自战国中后期齐国稷下学者之手。他们或搜集管仲佚文逸事，或采录齐国官私记闻，或假托管仲名义立说，或兼取稷下各派讲学资料，混合编辑成这部规模巨大的文献集。秦汉之际可能又有所增益。西汉末年，刘向编定为86篇。今本篇数与之相同，但其中10篇有目无文。全书思想以法家居多，也有道家、名家、兵家、阴阳家和少许儒、墨成分。

《管子》的文体，大部分是议论文和说明文，有一部分记叙而兼议论，或故事与对话相混合。体例驳杂，语言风格和文字水平很不一致，显然没有经过统一加工。

从文学角度看，《管子》 中令人感兴趣的是历史传说和寓言故事。关于齐桓公如何任用管仲成就霸业的事迹写得较为具体。《大匡》篇几乎是桓公本纪，史实综合《左传》《国语》，大致可信，有些场面和情节经过夸张。有些历史故事带有一定训诫意义，如《小称》篇鲍叔劝桓公“勿忘在莒”，以及易牙作乱，桓公饿死等，后人经常引用。桓公关门与管仲谋伐莒县，谋未发而已闻于国中。桓公追查泄密者，原来是送饭的小臣从君臣说话时“口开而不合”、“举手而指”等动作猜出来的。类似当时所谓隐语以及后世的笔记小说。

《轻重》篇集中反映经济思想和商业活动，记录齐国如何采用权谋诈术，操纵各诸侯国市场，控制物价贵贱，达到经济和政治目的。如“谋鲁梁”故事，故意让邻国经济畸形化，成为单一的依赖型原料供应地，从而加以控制。“阴里谋”利用其霸主地位，把普通物品规定为特殊礼品，抬高价格，又抢先准备好这类物品，待机出售，大获其利。在国内则采取政治表彰和经济干预等手段来推行某种经济政策，如表扬私家修仓储粮备荒，鼓励借贷，干预集市贸易，压制商业活动，利用天象号召国民备战防灾。这些故事不可能是春秋时的实录，但体现了战国后期学者自觉运用经济规律的智能。先秦古籍中记经济活动者以《管子》为最丰富，故在经济思想史上十分珍贵，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题材^①。

《管子》的议论文不乏佳作。如《牧民》篇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禀实则知礼义，衣食足则知荣辱。”对后世深有启迪。有些哲理文散韵结合，富于文采，如《白心》《内业》《心术》等是。有的政论文居然采用赋体，如《四称》篇全文四段，分述有道之君、无道之君、有道之臣、无道之臣四种表现，铺叙形容，比拟夸张，整齐押韵。与宋玉《风赋》、枚乘《七发》有些相似。后来宋人王禹偁《待漏院记》，摩写贤相庸相奸相待漏时的不同心态，或许有所借鉴。

《商君书》是商鞅学派的论文集。

商鞅(约前380-前338)是战国中期著名改革家，曾协助秦孝公变法，使秦国迅速富强，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本《商君书》24篇。据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教授研究，其中《垦令》等5篇为商氏自著，余下的可分五组，是五个时期不同作者所作^①，可备参考。

《商君书》的文章，除《更法》《定分》两篇为对话体，其余都是专题议论文。有些题目摘自首句二字，有些篇用“臣闻”开头，而称对方为“王”，像商鞅向孝公言事口气。各篇文章大都简短，语句紧凑，风格峭拔。有时剧谈雄辩，展开争论，如《更法》。有的文章句子短促有力，论述果断干脆，口气斩钉截铁，似乎不容置疑，如《去强》。为了说明问题，《商君书》的作者偶尔撷取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作为例证，往往能切合本旨。如《定分》篇中说：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为兔可以分为百，由名分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

此例充分体现所有权和一切法权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其中包括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学原理。从极平常的事实中发现极普通的规律，表现出作者敏锐的观察力。

《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汇编。共55篇，基本上属于自著。

韩非(前280?—前232)是荀子的学生，出身韩国贵族，为人口吃，但会写文章。其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十分欣赏，设法把他弄到秦国，不久因同学李斯的诬陷而入狱自杀。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商鞅、申不害、慎到三家汇合为一个整体，主张治国必须有明确的法令，执法贵在严明;人主要善于驾驭群臣，知人善用，因事责功，还要实行暗中监督;国君必须紧握权势，实行中央集权制。在哲学上，他继承了荀子的唯物主义，把老子的“道”解释为事物的客观规律，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还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都互相算计，因此必须用严刑峻法来约束防范。韩非的思想和荀子同样都是为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专政服务的。

韩非的政论散文，具有峭拔严峻、犀利明快、剖析入微、尖锐激切的特色。名作如《五蠹》，批评崇古法古思潮，强调发展变革，反对因循守旧，这是对的;但又鼓吹“明王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导致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政治上的强权主义。文章恣纵直捷，波澜壮阔，语夹风霜，危言耸听，颇能代表法家的作风。《说难》是专门研究游说之术的论文，开头故意迂回破题，然后历数游说中的各种困难及其解决办法。分析透彻，论证缜密，行文敷畅，而又峰峦迭起，对国君性格的解剖尤为精辟，喉下有逆鳞之喻，警绝千古。《孤愤》篇主要写有治国才能的法术之士与窃居要位的重臣的矛盾。深刻揭露“当涂之人”营私舞弊，借权固势，蒙蔽国君的情形。对“法术之人”怀才不遇遭陷害打击的命运表示强烈不平。其中交织着韩非本人的感慨，通篇贯穿着悲愤激越的感情。《难一》《难二》《难三》《难四》是一组驳难体史论。作者不是以史学家的严肃态度对历史人物作客观的评价，而是带着法家的鲜明倾向性借题发挥，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熟练地运用形式逻辑，对传统观念一一批驳。有些文章很能切中要害，有如老吏断狱，使论敌无可逃遁。此类文章，实开后世史论体之先声。

《韩非子》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寓言故事。它已不只是个别举引来充当说理的工具，而是视为一种文学体裁，有目的地收集整理或创作，而后分门别类编辑成为寓言故事专集，如内外《储说》《说林》《十过》等是。其中最精彩的是那些带有箴戒性、讽刺性的社会寓言。如“自相矛盾”，作者意在批评儒家思想，客观上却形象地表达了形式逻辑三大规律之一的矛盾律。今天普遍使用的“矛盾”一词即来源于此。再如“守株待兔”，体现了对偶然与必然的深刻理解。“郑人买履”辛辣讽刺崇拜教条不相信实际到了愚不可及地步的笨蛋。“滥竽充数”揭露不学无术混在乐队里吃大锅饭的骗子。这些故事，不但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至今仍能给人以教益。其艺术风格不同于庄子寓言的浪漫主义，而倾向于现实主义。作者最善于抓住各类人物的本质特征，三言两语就能勾画出一幅幅丑态，有时使人捧腹大笑，有时让人会心微哂，其手法与现代的漫画、相声是相通的。

《韩非子》有大量历史故事，实际上也是寓言。它们并非真实可靠的信史，而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创作。例如孔子的形象，有时充当韩非批判的靶子，有时却成为法家的代言人，完全失去了孔子的真面目。而像“扁鹊见蔡桓公”、“晋平公庖人辩炙有发”等故事，情节冲突富于戏剧性，作者故意卖关子，层层递进，蓄气为文，最后方出惊人之笔，是可以当作历史小说的雏形来读的。

李斯，原为楚国上蔡人，曾与韩非同学于荀卿之门。公元前247年入秦，为吕不韦舍人。秦王政十年(前237)，秦王发现助秦修水利者乃韩国奸细，遂下令驱逐一切外来人士。李斯亦在其中，于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收到这封信，立即收回成命。李斯亦于途中被追回，并逐步提升。

《谏逐客书》历来受到好评。它论据充分，说理周密，继承了荀子散文的富赡;而在铺叙状物、正反对比方面，又有纵横家气势。对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有直接影响。由于多用排比骈偶，又被推崇为“骈体初祖”。

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出土一批简书，写作约在秦昭王至秦始皇时期，有文学价值者是《为吏之道》，是当时为吏者学习的教材。该文前半部分以四言韵语讲如何以法治民，后半部分有八首诗歌，格式与荀子《成相》相同，是研究先秦通俗文学的珍贵资料。

注释

① 参见谭家健《〈管子〉的文学价值》,《管子学刊》1987年3期。① 参见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学生书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