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反思与变革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文学传统·反思与变革

如果说对传统的全面继承导致了清文学集大成之局面，那么，对传统的反思才是清文学对中国文学史最独特的贡献。所谓反思，一是指全面总结历代文学，另则指对历史、人生的深刻反省。前者主要表现在对艺术传统的整理和评价方面。清人对古代文学典籍的整理、校勘、注释和评论功绩甚巨，实际上对古代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此同时，探究文学发展的规律，追寻文体演变的脉络，总结作品成败的经验，对不同风格、流派做出整体上的概括和提炼，理论上也达到了集大成的境界。其中最突出的，诗歌方面，如叶燮的“源流”说、王士禛的“神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词方面，陈维崧的“存史”说、汪森的“醇雅”说、周济的“寄托”说、王国维的“境界”说;散文方面，方苞的“义法”说、刘大櫆的“神气音节”说、姚鼐的“阴阳刚柔”说;戏曲方面，李渔的“结构”说、李调元的“变曲”说、焦循的“与史笔相表里”说;小说方面，金圣叹的“性格”说、毛宗岗的“叙事”说、张竹坡的“白描”说等等。这些理论成果对我们今天体认、把握中国文学传统具有重要价值，是古代文学史上一笔厚重的财富。

清代文学的主流乃是写实。作家们敢于直面生活的真相，对现实做出客观、精细的观察和表现，这种现实主义态度引导着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肤浅观念，对封建社会末世的景况作了程度不同的反省和审视，从而在作品中展示出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总趋势。这一类反思似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思。如清初吴伟业的长篇叙事诗，表现明末重大史实的一批小说、戏曲，这批作品又被称为时事小说、时事剧。它们在感慨兴亡、悼念前朝的同时，也展示了这个王朝走向覆亡的必然命运。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指出：“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堕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作者的反思是一种相当自觉的行为。其中有些作品虽然题材并不取自明代，但依然表达了对这段历史的反省。如洪昇的《长生殿》，一方面通过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渲染爱情至上，“真心到底”，另一方面通过安史之乱的描写，展示人欲横流、骄奢淫逸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其实就是对明末个性解放思潮和政权颠覆的反省和检讨，只不过采用了唐代的题材而已。另一层是对人生和人性的反思。与前一层相比，这一层反省突破了一朝一代的局限，更侧重于对人自身的思考。李调元在《剧话序》中指出：“剧者何?戏也。古今一戏场也。”“夫人生，无日不在戏中。”^①将戏曲当做观照人生的镜子，这种观念只有清朝才有。苏州派一些描写世态人情的传奇剧即属此类，所谓“碌碌世间徒，若个了生死”(李玉《一捧雪》)，通过对不同处世原则的选择，表现了人性的高尚和卑鄙，用以警醒世人。小说方面，《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更是将人性和人生的反思推上了顶峰。前者专门针对传统文人，将人性的扭曲、堕落描写得触目惊心，“我们文学史上很少文人自写丑态的东西，这里却很坦白的恣意的攻击着‘俗学’与‘名士’”(郑振铎《清初到中叶的长篇小说的发展》)。它实际上对传统人生道路作了否定。《红楼梦》则通过一个贵族世家的兴衰预示了整个封建社会的衰亡，以及朦胧的新的人生理想的幻灭。反思达到如此深刻的程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清代文学的反思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迈向了传统的反面。

随着封建统治日益趋向保守，文字狱等政策对思想界造成长期严重的禁锢和摧残，清代文化在后期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文学领域的理学化倾向日益严重，固守传统、不思开拓的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了。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中外战争的发生打破了长期封闭的格局，中国沦落到了任人宰割的境地。在这种形势下，维新救亡、变法强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人心思变，不容不变，这就促成了晚清文学的革新与转换。晚清文学大规模的变革实际上发生在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这之前，道光年间龚自珍等人已经发出变革社会、文化的呼声，但大规模的改革还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那时维新变法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文学传统的变革成为大多数作家的共识。吴趼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指出：“外国人久有一句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之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只怕连屁他也不许你放一个呢! ”形势已经不允许再保持原状了。晚清文学对传统的变革同样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精神传统来说，当时的核心在于启蒙，即争取个体的自由、平等，追求国家的变法图新，这一精神贯穿于当时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体革命以及戏剧改良运动当中。诗歌界以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为代表，鼓吹变法维新，讴歌新生事物，精神境界为之一变。小说界更为活跃，既有针砭积弊的谴责小说，以李伯元、吴趼人等人为代表，也有正面歌颂社会变革、塑造新派人物的新小说，以梁启超、王妙如、汤宝荣等人为代表，还有描写外国革命历史的作品。戏剧界的情形与之类似，从歌颂古代英雄的历史剧到宣扬民主革命的时事剧，再到叙述西方民主革命的外国历史剧，启蒙的意识和改革的精神都十分鲜明和突出，这的确是过去没有过的。然而，就其关心社会、民族，以文学为工具的创作态度来说，实际上又是对传统精神的一种继承。

另一方面，就艺术来说，晚清文学对旧传统也有一定程度的变革，最突出地表现在散文领域。原来的文言体与生活语言严重脱节，成为反映现实的一大障碍，于是以报刊文章为代表的新文体创造了一种新文风，“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①，摆脱了旧传统的束缚，让人耳目一新。总的来说，晚清的文体变革并不彻底，相当程度上还保留了原有的传统。文学革命的领袖梁启超说过：“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②他并不主张彻底摈弃传统，所以文言并没有被作家们抛弃。诗歌方面黄遵宪宣称“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杂感》)，实际上除少数作品之外，他还是取法于古体诗的形式。小说方面，章回体仍然是作家们的选择，只在一些局部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技巧。戏曲领域除了时事剧、洋装剧在着装、举止上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以适应其表现的内容外，基本上还是传统戏剧的格式。这一切都说明，晚清文学正处在旧文学向新文学过渡的阶段，但它毕竟突破了保守的文化势力，改变了清代文学完全依赖旧传统、不思开拓的局面。

作为古代文学的殿军，清代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同时，也留给后人很多值得反省的东西。在建设21世纪新文学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开拓的关系，清代文学的历程依然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借鉴的。

注释

①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②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63则,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