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与政治·明初文学与明初政治

明代文学与政治·明初文学与明初政治

一般来说，一个朝代的开国气象，它所制定的政策、制度，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的社会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人们谈论明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所当然地会首先关注明初的政治与文学。

对于明初社会政治特点，学术界的看法大体相同。朱元璋是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基础上夺取政权的，他吸取了“民急则乱”的历史教训，比较注意民生疾苦，采取了兴修水利、鼓励生产、实行军屯、减轻赋役、解放工奴、简约商税、提倡节俭、惩治贪吏等一系列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但他同时加强封建专制集权，废除宰相和三省制度，使皇权恶性膨胀;采用高压和笼络两手，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确立八股取士制度，又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关于明开国以后之制度，孟森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授明史时做了认真清理，编写过明清史讲义，后人谈论明初政治多不出此范围^①。

对于明初文学，多数学者认为其成就不高，而所以不高的原因就在于政治。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第十九章《明初文学》开篇即云：“明太祖起自畋亩，开国之初，颇奖励文雅，征用遗贤。及海内既定，屡兴大狱。刘基、宋濂，夙荷帷幄之殊遇，至是并被疑忌。诗人高启之伦，辄用细故，坐伏斧质。其刻薄寡恩，亦已甚矣。逮夫燕王篡立，尤阴鸷好杀，歼戮异己，文士尤婴其祸。以至孝孺族诛，解缙瘐死，皆一时之显学也。又自开国来，便用经义取士，成化以后，八股文体方盛，承学之士，惟伺主司之好尚，以干尺寸之禄，而文章滋敝焉。其间虽不无豪杰之士，能以造述自见，终不足比于前代。”^①应该说这一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如被作为明初文学代表的宋濂 (1310—1381)、刘基(1311—1375)、高启(1336—1374)，其成就最高且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都创作于元末。而入明以后，受到政治压迫或政治威慑，或死于非命，或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情感，故都少有超越前期之作。

谢氏的这一判断被后来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接受，或用别种语言来表达。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谈到元末及明初的诗词时不无感慨地说：“朱元璋一手摧残了明初的文坛，王冕、倪瓒、戴良、杨维桢大家，无不直接或间接死在他手里。少年诗人高启的死，尤为残酷。刘基为他迫逼出山，非其本愿;打平了天下之后，仍不免于一死。袁凯以病自苦，仅而得免。我们读这段诗史，其不愉快实不下于元初蒙古族入主中原的一段。”^②可以看出，他对明初政治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是痛心疾首的。

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尝试用新观念新方法来研究文学。尽管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成为学术思想的主流，但大家对明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似乎并无多大变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 《中国文学史》第七编《明代文学》说：“明初到明代中叶，整个15世纪，文坛比较寂寞。这和封建统治阶级垄断文学，以政治力量限制进步文学的发展分不开。明代中央集权的统治稳固以后，统治者日趋保守和腐化，企图垄断文学，使之成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工具。在诗歌方面，提倡‘昌明博大之音’，出现了以点缀升平和阿谀逢迎为内容的台阁体文学;在戏剧方面，以朱有燉为首的贵族文人集团垄断了杂剧的创作，在宫廷王府内搬演取乐，内容多为神仙乐道之类，形式上趋于典雅化，专门在音韵、曲谱、词藻上兜圈子。”^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的《明代文学》部分论明初文学时也说：“明初这种繁荣和安定的社会局面，并没有给诗文等所谓正统文学也带来新的发展和繁荣，而是适应着统治阶级的需要，在当时的文坛上充满着点缀升平和歌功颂德的空气。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社会表面的繁荣和平静，掩盖了社会矛盾;另方面和明初统治阶级在文化上的控制也是分不开的。”^②这些意见，都是在宏观上强调明初政治对明初文学发展的消极影响。

也有学者从具体作家入手探讨明初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如郭预衡在《朱元璋之为君和宋濂之为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中指出：“朱元璋在文化专制方面的特点是，不仅特多文字之忌，也不仅大兴党狱;对于词臣撰写文章，干预也非常具体。他命题作文，都不称旨，乃御制一篇，自鸣得意。他对古人之文，如韩愈、柳宗元的某些作品，也有批评。这对明代文章的发展变化是有影响的。宋濂在他的影响下，所为文章，多有台阁气息。宋濂本是由元入明的易代作者，其文曾有‘馆阁’和‘山林’两类。其‘馆阁之文’，是最有明初文章的时代特色的。”宋濂的文风，实际上开启了台阁体的先河^③。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第六编明代部分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①。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学者指出明初政治对明初文学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例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十四章《明代的社会环境与文学思想》中说：“朱元璋一方面铲除外来的风俗习惯，一方面又积极奖励旧文教事业。聘请前朝遗老，修明礼乐制度，设置收书监臣，搜集各方图籍。立学校，行科举，又命胡广等撰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共二百余卷，用程、朱的儒家理论，统治当日的思想。永乐年间，以两千余人的精力，编辑《永乐大典》二万余卷，为历代文献的总汇。这样一面固可笼络鼓舞读书人的心情，同时对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明代的君主皇族，颇喜艺文，奖励文学，优遇作者。在这种环境下，明代文人虽也作了一定的努力，但在古文、诗、词一类的旧体文学方面，很少独创的成绩。”^②似乎明初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也有积极成分，而明初传统文学成就不高的主要责任在文人自己。还有学者指出：“明代的学校、科举制度作为高度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下的产物，以绝对统一的程式取士，禁锢思想，形式与内容趋于僵化贫乏，不利于学术研究和文学形式的发展。但同时学校、科举制度的推行，读书人数增多，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传播。”^③作者还对明代读书人的数量和具有初步识字、作文能力的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进行了推算，指出明朝教育普及比以前朝代有很大进步，其结论应该说有一定的说服力。

对于明代通俗文学特别是白话小说繁荣的原因，除了通常所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刺激而外，也有人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入手加以解说。如宋强刚在《朱元璋对文字、文体的改革与明代之文风》(《学术界》1995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朱元璋在洪武初曾下诏改革文风，禁用四六文，命中书省臣录柳宗元代柳公绰所作《谢表》和韩愈《贺雨表》，颁为笺表法式，这种改革主要是提倡古文，反对骈文，要求政府文书文字简单、明白。同时，朱元璋还大力提倡用口语将法令写成“直解”，用以教育人民;他自己还带头使用口语作文。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文章语言的口语化倾向成为社会的一种好尚，必然对知识分子在文艺创作中使用语言形式产生巨大影响”。明初的白话小说繁荣应该与此有关。文中关于朱元璋改革文风和提倡口语为文的论述，吴晗在《朱元璋传》中已有颇为详细的叙述^①，不是新的发现。朱元璋所作白话文，郑振铎也早有很高评价，他说：“明初的朱元璋，也是一位写作白话文的大家。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流氓皇帝，什么话都会说得出口，所以他的白话诏令，常有许多好文章。”^②不过，宋文提出明代白话小说繁荣与朱元璋的文风改革及其文体实践有关，还是值得关注的。尽管作者没有提供朱元璋的文体改革对明初白话小说发生影响的直接证据，且明初是否存在白话小说的繁荣也是有争议的话题，但作者的这种探讨仍然是有意义的。

注释

① 参见孟森《明清史讲义·明开国以后之制度》第28—6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① 第26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据1918年中华书局版影印。② 第768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新版。① 第1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② 第8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③ 参见郭预衡《“有明文章正宗”质疑》,载《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① 参见(下)第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第8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年版重印。③ 赵子富《明代学校、科举制度与学术文化的发展》,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① 参见第四章,人民出版社1985年据三联书店1965年版重印。②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777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