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诗论· 沧浪诗话校释》新诗鉴赏
诗论，一卷，南宋严羽撰，今人郭绍虞校释。羽见《沧浪集》。
《沧浪诗话》分五部分：《诗辩》《诗体》《诗法》《诗评》《考证》，后附《答吴景仙书》，此书是一部较系统论述诗歌原理和诗歌写作方法的著作，也是宋代最重要的一部诗话。
书中针对宋诗发展之流弊，提出诗有“别材”“别趣”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矣。”批评了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的弊病，但作为诗人的修养，严羽还主张要“多读书”“多穷理”的。
严羽对于苏轼、黄庭坚所倡导的诗风、江西诗派末流和永嘉四灵表示不满。他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这表明严氏对于诗歌的特质有了明确认识，但也反映出作者只欣赏一唱三叹、余音袅然之作，对于“金刚怒目”式的直斥现实之作则认为是以“骂詈为诗”。
严羽以禅喻诗，提倡“妙悟”“兴趣”之说，标榜盛唐作品，作者欲以此矫正时弊。他说：“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又云：“禅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雅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
这种“妙悟”能力是从阅读前人作品中培养出来的。而且“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所谓“上”乃是《楚辞》《古诗十九首》、李白、杜甫的作品。所谓“做”就是熟读与涵咏，培养“诗识”。所谓“诗识”乃是“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这种定位被明代复古主义者全盘接受。
此书着重谈诗的形式和艺术性。对于诗的风格分为九品。用“飘逸”以概括李白诗的风格，以“沉郁”概括杜甫诗的风格都是比较准确的。
关于诗歌技巧，书中提出作诗要“先除五俗”(指俗体、俗意、俗句、俗字、俗韵)，在语言上，主张要“忌语病”(指忌直、忌浅、忌露、忌拖泥带水、忌骨董、忌衬贴等)，注重“对句”“结句”“发句”，对“著题”“使事”等问题也有一些好的意见。
严氏诗论对后世影响很大，首先是明初闽中诗派，该派继承了严的取法盛唐说。高棅(闽中十子之一)编选《唐诗品汇》《唐诗正声》，以唐代诗歌选评印证了严氏理论。这两个选本对明代诗歌创作起了决定性作用，贯穿明代诗坛的复古主义之风即是受到闽中诗派倡导盛唐的影响。明代茶陵派论诗主于法度音调，前、后“七子”之“诗必盛唐”，乃至清代王士禛所倡“神韵说”、沈德潜力主之“格调说”、袁秉枚鼓吹之“性灵说”都有取于《沧浪诗话》。
《沧浪诗论》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清冯班作《严氏纠谬》一卷，指摘书中谬误，对其批评极为尖锐。
《沧浪诗话》多附于《沧浪集》以行，后有单行刻本。
清人胡鉴作《沧浪诗话注》。王玮庆作《沧浪诗话补注》。近人胡才甫作《沧浪诗话笺注》。
郭氏之校释总结了前人注释、评论，此书搜罗宏富，注解精当，是为研究《沧浪诗话》的集大成著作。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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