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发展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学的发展

正如拉布拉什所说：“一国的历史不可同国人居住的地域相脱离。”^②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当代研究地域文化的学者，根据地貌特征将地域文化概括为河谷、草原、山岳和海洋四种类型，认为河谷文化内聚力和包容性突出，草原文化流动性和外向性强，山岳型文化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而海洋文化则以开放性和冒险精神为特征。中国从秦汉以后形成统一的集权国家，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互相接触、交融，结果以农业为主体的混合型文化——河谷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①。这是就中国文化总体的地理特征来说的，具体到古代中国文化的内部，我们还需要具体分析在行政区划上形成的区域文化或者说乡土文化。布罗代尔曾指出：“任何领土区划在过去同时也是社会区划，因为规模不等的每一个小社会都在一块领土上栖身，都有自己的边界和存在的理由，并且首先依赖自身的内在联系而生存。这些领土区划便是村庄、集镇、城市和省区。”^②自从唐代行政区划将天下分为10道358州府，至元代分为12省392州府，后世州县大体相沿，地名与行政疆界均趋定型，由是地域文化传统得以在漫长的时间内由逐渐认同而趋成型。

尽管地域传统的外延通常以行政区划为标志，但其精神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风土即地理征候相关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们的东西有许多——气候、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过去的榜样、习惯、风俗，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是中国古代关于地理文化的基本思想。中国早期的思想家一致认为，人的气质决定于风土。《孔子家语》有云：“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垞土之人丑。”而有关风土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的思考，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后《汉书·地理志》《乐志》就风土与人习性的关系作了解释，由此产生曹丕《典论·论文》的地域气质论(徐干时有齐气)。六朝时代，人们已注意到地域与学风的关系。《世说新语·文学篇》《颜氏家训》风操篇、音辞篇都指出南北方学风、民俗乃至语音的差异，后引发王鸣盛《蛾术编》卷二“南北学尚不同”、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的全面研究。然而就文学来说，直到唐代地域观念还很淡漠，文学很少被从地域概念下谈论^①。虽然出现了殷璠《丹阳集》这样的地方性选集，杜佑在论述江南地域文化时也说：“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今虽闾阎贱品，处力役之际，吟咏不辍，盖因颜、谢、徐、庾之风扇焉。”^②但由于文化中心比较集中，尚不能形成多元的诗坛格局，偶有不同的流派和风格出现，也往往是由作家的不同身份形成的，如唐代大历年间的地方官、台阁官僚和方外之士三派。文学创作中的地域差异，实际上到宋代才开始凸显出来^③，江西诗派作为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虽然其凝聚力在于风格而非地域，所谓“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④，但它以地域冠名仍标志着地域观念在诗学乃至文学中的普及和明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清时代疆域开拓，交通发达，强大的一统国家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江、浙、赣、川等自唐宋以来文学基础雄厚的地区文学事业持续繁荣，闽、粤、滇、黔等历来较闭塞落后的地区，也成为新兴的文学基地。除了东北、西北文风不竞外，广袤的中华大地已形成不同往昔的多元文学格局和异彩纷呈的地域特征。明初开国，由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五粤派瓜分诗坛的局面，可以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①。清代的文坛基本上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除文学史常提到的桐城、阳湖派古文、常州派骈文、阳羡、浙西派词，吴江派戏曲，诗更有虞山派、河朔诗派、畿辅七名公、江左三布衣、岭南三大家、西泠十子、关中三李、浙西六家、岭南四家、娄江十子、江左十五子、吴会英才十六人、辽东三老、江西四才子、吴门七子、嘉定后四先生、后南园五先生、毗陵四子、越中七子、高密派、湘中五子等等，诗社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地域文学群体和流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文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文坛格局。

在这样的文坛格局中，经常呈现多元的文学观念共存并兴的局面，风格倾向和艺术趣味异彩纷呈。明清之交，程孟阳、钱谦益提倡宋诗以矫七子拟古之弊，其弟子冯班辈却学晚唐温、李，世称虞山派;乾隆中期，正是格调派和性灵派竞雄之际，山东高密人李怀民编《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二卷，提倡贾岛、姚合一派诗风，乡里景从，形成一个有理论主张、有纲领文件、有清晰的风格趋向的高密诗派^②。到道咸之际，宋诗风方兴未艾，王闿运在长沙与邓辅纶等结“兰林词社”，不取唐宋近体，而效法曹阮二谢，后发展为湖南一地的汉魏六朝诗派。此类地域诗派的出现，改变了往常思潮和时尚主导的一统局面，使诗坛格局变得复杂起来。当代学者划分乾隆时代的诗歌流派，有沈德潜为首的格律派、姚鼐为首的桐城派、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和从厉鹗、杭世骏到钱载的浙派之分^③，看似分类标准有逻辑缺陷，但在某种意义上却反映了当时的实情——地域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将诗人们联系起来，其力量甚至超过时尚。

明清时代流派纷呈、门户林立的文学创作，不只引发文学批评对文学风土特征的注意，更激起对文学的地域传统的自觉意识和反思，在传统的风土论基础上形成更系统的地域文学观念，并深刻地影响明清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从明代郭子章《豫章诗话》到汪辟疆《近代地域与诗派》，这部分著述构筑了诗学中地域研究的醒目景观。当代学者讨论清代诗学，也注意到地域特征，如李世英《清初诗学思想研究》第一章《论清初三大家的诗学思想》，第二章以后便分地域来研究各地的诗学思想;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论》第五章《诗话论》论清代诗话的文化特征，也有一节专门谈地域问题。不过他们的着眼点是某个地域诗学的共同特征，而我们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清代批评家对地域问题本身的自觉意识及其对文学批评、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注释

② 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第215页,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① 参见李桂海《对我国地域文化发展特点的一点思考》,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3期。② 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第51页,顾良、张泽乾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① 龚鹏程《区域特性与文学传统》一文曾注意到这一点,载《古典文学》第十二辑,学生书局1992年版。② 杜佑《通典》卷一八二,中华书局影印本。③ 参见祝尚书《论南宋文学的东西部差异》,载《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④ 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载《诚斋集》卷七九,四部丛刊本。① 明初诗坛五派之说,出自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具体研究详王学泰《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一文,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龚显宗《明洪建二朝文学理论研究》(华正书局1986)以岭南诸子无关乎文学理论之作,而代之以徽派,亦可参看。② 参见汪辟疆《论高密诗派》,原刊于《国风半月刊》第七期,收入《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③ 参见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第119页,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