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文论中的地域差异与地域传统意识

清代文学与社会文化·清代文学与地域文化·文论中的地域差异与地域传统意识

唐宋以前，文学传统意味着《诗》《骚》以来的名作序列;而明清以来，那个大传统稍微远了点，文学之士从摇笔写作伊始，首先意识到的是乡贤，是当地的文学前辈，大到府县，小到乡镇，方志文苑传里的名作家都在陶冶着一方风气。以致当历史和时尚之间的语境差异使大传统和小传统在审美趣味和创作观念上出现差异、趋向不一致时，小传统往往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甚至在思想领域都是如此。比如说，在以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清代，阳明心学虽为众矢所集，但在王阳明故乡浙江，崇奉心学的人还是很多。历来尽遭非议、罕见宽容的王安石经义，江西人也不乏为之开脱者，李绂《敬斋文集序》即为一例^①。说到底这是出于一种对乡贤的景仰回护之情，对小传统的体认多少与桑梓之情和荣誉感相联系，有时候不免流于情绪化而有失公允。比如古文，李绂说嘉靖以后古文传统中断，到本朝初年始再倡唐宋诸家之遗法，侯方域、王猷定、魏际瑞、汪琬、朱彝尊“号为海内健者，而平叔先生独为第一”^②。平叔即傅占衡，文名是有的，第一大概还说不上。李绂临川人，该文是为傅占衡外甥的女婿萧复远作，固有乡曲之私在其中。再说填词，魏际瑞《钞所作诗余序》称欧阳修词“珠圆玉润，一归大雅”，一人而已^③。这也很难说没有江西老俵的乡里之情在。

对地域文学传统的体认，不只激发乡邦文化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对传播地域文学史知识，培养地域文学观念产生积极影响。通过编集某个地域范围内古代和当代的作品，通过序跋、评点和诗话的批评，地域文学传统愈益清晰地浮现出来，成为现时文学批评的一个背景，一个参照系，无形中营造出一个相当于小传统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创作风气和批评趣味。明代顺德薛冈生序陈子升诗，指出：“洪、永、成、弘迄今，天下之诗数变，独粤中犹奉先正典型。自孙典籍以降，代有哲匠，未改曲江流风。庶几哉，才术化为性情，无愧作者矣。”朱彝尊很欣赏薛氏对广东诗歌传统的强调，许其为“善言土风者”^④。后翁方纲论此文，以为“有明一代，岭南作者虽众，而性情才气，自成一格，谓其仰企曲江则可，谓曲江仅开粤中流风则不然也。曲江在唐初，浑然复古，不得以方隅论”^①，这是基于对唐代地域(方隅)传统尚未形成的判断，并不否定明代广东诗歌的地域特征。事实上，文学中的地域性在宋元以前还不太明显，人们也很少意识到，只有到明代，地域性的流派意识才在文学创作中凸现出来，如杨际昌所谓“三楚自竟陵后，海内有楚派之目，昊庐先生一雪之;秦中自空同酷拟少陵，万历之季，文太青(翔凤)复为扬波，海内有秦声之目”^②。这种地域意识随即反映于文学批评中，而尤多见于边远省份。比如地处东南闽峤的福建，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载：“黄东厓与黄明立论诗云：‘使昉改从时贤，入今吴楚诸名流派中，则亦有所不屑。’黄石斋与计甫草云：‘吾闽人之称诗也，与尔吴人异’”^③。汪缙《题石斋先生诗卷墨迹》记黄石斋语较详：“吴江计甫草少从石斋先生游，尝问诗法于先生。先生告之曰：‘吾闽人诗法与汝吴中异。吾闽人诗以意为君，吴中诗尚格律词华。一入于格律词华，真意渐亡矣。如云间陈卧子，予门人也。其为诗已与吾异趣，况其他乎?’”^④二黄立论角度虽有不同，但都出于对自身所属的闽文学传统的自觉和自尊。福建地处海峤，文化相对滞后，至唐代欧阳詹始以文名于世。历五代两宋，诗歌虽不能与中原争胜，但诗学却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观念。江西诗派一意学杜，江湖诗派独尚姚贾，而严羽却主博参汉魏，这对诗歌传统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似乎成为闽诗学的传统，高棅倡言“辨尽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唐诗品汇序》)，正是发挥严羽的观念。到郑超宗出，闽诗已能卓然自立，与内地分庭抗礼^①。黄昉和黄石斋之说，自立崖岸，隐然与文学繁盛的江南、湖北平揖，无疑是基于对地域诗歌传统的自信。

东南闽峤犹然如此，其他地区更不甘示弱。且看江西，魏禧《陈介夫诗序》云：

吾江右以诗派名天下，盖发源于渊明，而黄山谷、曾苍山诸子相与扬其波澜。今海内诗学最盛，所处时地与渊明略相似，然求之吾乡诗，罕有似渊明者，而往往见于他方。甚矣夫，江右之诗之衰也!^②

这里哀叹江西诗的衰落，是寓褒于贬的笔法，一方面夸耀古代江西诗歌辉煌的传统，同时又为称赞陈介夫作个铺垫，以地域传统的衰弱反衬陈介夫此刻挺生的不凡意义。再看湖北，杜濬 《楚游诗序》云：

楚，筚簬蓝缕之乡也，然而骚有屈、宋，诗有杜、孟，称古今之冠。国朝之诗，代兴者四而居其三，其开何、李之先者，又长沙也。即亦可称诗国耶?故士之旷者至乎其地，往往徘徊企想，庶几一遇焉;而忌者至于诅楚，抑中人以下之人情宜然也。乃至于今日而衰极矣。^③

此文与魏禧异曲同工，也是感今抚昔，回忆楚地更为悠久的诗歌传统，从屈原直到明代的李东阳，为今日的中衰和《楚游草》作者吴初明的振起张目。又如黄定文《国朝松江诗钞序》：

诗自河梁下逮建安苏李曹刘诸钜公，大抵皆北产。独至二陆，奋起云间，狎主中原坛坫。自是以后，大雅之材萃于东南，遂至伧荒河北。然则云间固南国之诗祖也。^①

黄定文在此追溯了松江诗歌传统的渊源，进而指明它在南方诗歌史上的历史地位。“南国之诗祖”未必能得他人认可，但以本地人而论本地诗，尊崇乡土传统乃至引以为骄傲，实在是很自然的事。至于论异乡人能顾及其乡土传统，就足以见地域传统观念植根于时人意识之深了。王昶《湖海诗传》论芜湖韦谦恒诗云：“皖桐诗派，前推圣俞，后数愚山，以啴缓和平为主。约轩承其乡先生之学，故不以驰骋见长。六一居士序《宛陵集》谓‘古雅纯粹’，汪尧峰序愚山诗谓‘简切淡远’，举似约轩，可谓得其法乳者”^②。这里将皖诗的传统远溯至宋代梅尧臣，近推及施闰章，以啴缓和平为其主流，从而将韦谦恒的诗风与一个悠久的诗歌传统联系起来，赋予其一种历史价值。这种来自他人的审视和判断同样是一种对地域传统的发现，同时也是对小传统的构建。

相对大传统而言，小传统是以一定的地域疆界为单位来体认的，大到一道一省，小到一府一县甚至镇，论者的批评对象及言说语境决定了它的范围。因此可以说小传统就是人们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体认的具有自足性的文学历史及其所包含的艺术精神与风格特征。很显然，小传统的这种自足性是在更大范围的比较中呈现并确立其内涵的，它是在更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中进行比较的结果，反过来又成为小范围内比较的基准。曹溶《海日堂集序》云：

明之盛时，学士大夫无不力学好古，能诗者盖十人而九。吴越之诗矜风华而尚才分，河朔之诗苍莽任质，锐逸自喜;五岭之士处其间，无河朔之疆立，而亦不为江左之修靡，可谓偏方之擅胜者也。^①

这里论广东诗，是在全国范围内同吴越、河朔比较而体认其特点的，作者在审视地域小传统时清楚地意识到其他地域传统的存在。有时人们也从交流和影响的角度来看小传统的独特性，如青浦王原在《瞿济川文集序》中说：

吾郡无为古文者。异时乡先正陈黄门、夏考功父子、李舍人、徐孝廉、周太学树帜艺连，海内宗仰，才则丽矣，学则博矣，然其为文沿六朝之绮靡，撷唐季之芳艳。毗陵、昆山钜公传绪，近在襟带，而流风余波独不能沾被吾里，坐使后进之士，数十年中务华弃实，不复知有古文，伊谁之过哉?^②

这是很少见的从负面批评小传统的例子，为松江府小传统顽固地排斥古文，未受到邻近昆山、常州的古文名家的熏陶而遗憾。似此对人我之间异同的认识，不仅是地域文学发达和交流的结果，也是自我认识的成熟和深化，自我认识原就是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日渐清晰和深刻的。这种自我认识的成熟促使人们在审视当代当地的个别作家或群体时，自觉地将小传统作为把握具体作家的艺术特征的参照系。比如王士禛论闽派诗曾指出：

闽诗派，自林子羽、高廷礼后，三百年间，前惟郑继之，后惟曹能始，能自见本色耳。丁雁水炜亦林派之铮铮者。其五言佳句颇多，如“青山秋后梦，黄叶雨中诗”、“莺啼残梦后，花发独吟时”、“花柳看憔悴，江山待祓除”，皆可吟讽。^①

这则诗话评论丁炜诗，在突出其铮铮杰出的同时无意中道出闽诗派的一个尴尬——因袭者多，能自树立者少，有明三百年里仅四家而已。直到清代乾隆年间，这一情形仍未改变，郑方坤论黄任诗，不得不重蹈王渔洋的论断：

闽人户能为诗，彬彬风雅，顾习于晋安一派，磨沙荡，以声律圆稳为宗，守林膳部、高典籍之论若金科玉律，凛不敢犯，几于“团扇家家画放翁”矣。莘田逸出其间，聪明净冰雪，欲语羞雷同，可称豪杰之士。其艳体尤擅场，细腻温柔，感均顽艳，所传《秋江集》《香草笺》诸作，傅阆林前辈谓其实有所指，拟诸玉溪之赋 《锦瑟》、元九之忆双文，杜书记之作“青楼薄倖”、“楚雨含情”，殆诗家之赋而兴也。^②

唐诗大传统和林鸿、高棅开创的独宗盛唐的闽诗小传统二而一之，形成强势的地域诗风，左右着八闽诗人。黄任独能以艳体挺出其间，所以为豪杰之士。郑方坤在以小传统为参照系，强调他不为闽诗风所牢笼的独创性的同时，对小传统也不无讥讽之意。事实上，真正有创造性的诗人总是要在某种程度上脱逸传统，而这种脱逸又总是从小传统开始。袁枚称 “吾乡诗多浙派，专趋宋人生僻一路。惟(狄)小同以明七子风格救之”^①，也是强调狄小同对钱塘诗囿于浙派宋诗风的矫变。吴肃公《诗集自序》则强调了自己与乡邦诗歌传统的分歧：

改革时里中多隐沦颓放，诗无定向，其后标风雅者力主唐音，以温柔绵丽为的……而予颇法杜、韩两家，顾达情者或劲率而失之兀奡，喜新奇则佶屈而伤自然，予于二病盖兼有之，里中竞相诃讶非正声。广陵徐山甫、云间蒋大鸿极口谓韩、杜决不可为。^②

他的记载告诉我们在明清之交，地域风气如何形成舆论，对个别作者的写作产生压力，这种压力和对地域文学史的自豪感相结合，便形成地方诗风对小传统的自觉发扬和维护。一位年轻的作者初学写作，首先就置身于这种舆论环境中，当然也就不能不意识到小传统的存在，于是他的艺术取向面临一个选择：是接受大传统，走自己的路，还是谨守小传统的藩篱，步踵乡先辈，以求博得乡议的称赏。边连宝《李立轩诗序》写道：

吾邑诗派，自庞雪崖先生开清真雅正之宗，同时如先外王父章素严先生，稍后如雪崖令弟紫崖先生、先君子渔山先生，率皆以雪崖为圭臬。余小子连虽稍加放纵，总不能出先民范围。^③

边连宝与袁枚并称“南北随园”，诗风并非没有戛戛独造处，这里的自谦无非是衬托李立轩的成就，但无意间也暗示出小传统的强大，流露出一丝不能不屈服的无奈。的确，无论是引以为荣也好，感受压力也好，挑战或屈从也好，小传统都构成了一个背景性的存在，它的权威和影响时时刻刻在提醒作者和评论家注意一个异于大传统的另一个价值尺度。不难想见，当人们对自己的地域传统都有充分意识时，推己及人，自然也会对他人的地域传统给予充分的重视。魏禧《容轩诗序》有云：“十五国莫强于秦，而诗亦秦唯矫悍，虽思妇怨女皆隐然有不可驯服之气，故言诗者必本其土风”^①。这是诗歌批评中对他人地域传统的尊重，同时也是在方法论上对地域传统和风土意识的强调。正因为有这样清楚的意识，清代批评家在把握大传统的同时，也能尊重小传统，重视小传统的独特价值。这是清代文学批评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

将经典文学和地域文学对应于大传统、小传统的概念，主要来自历史的影响。然而在实际的文学语境中，时尚经常也是个有力的影响源。在许多时刻，小传统受到的挑战不是来自大传统，而是来自时尚。在古代社会，时尚作为代表特定时期社会心理和审美趣味的流行趋势，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地域(如政治或文化中心)，而取决于有影响力的人物，明代公安、竟陵派的流行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时尚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反应不一，一般来说战乱年代、边远地区不太突出，而在和平年代、发达地区则较为明显，清代诗学中有很多例子。明清之交，钱谦益主盟文坛，江南地区也被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时尚主导着。而陕西、福建或因地理阻隔，信息不灵，诗学宗尚好像要比江南慢一拍。江南诗家讨伐明七子的模拟作风时，关中诗家并未响应，他们仍继承明代格调派的传统，对七子辈给予一定的肯定^②;而江南诗家群起抨击竟陵时，福建诗论家却仍予钟、谭某种程度的好评。两地的小传统似乎都没怎么受时尚影响，也对时尚没什么反应。前人往往将这种远离时尚或者说风气的滞后归结为风土的决定作用。如王昶《青浦诗传》自序说：

盖吾乡溪山清远，与三吴竞胜，而地偏境寂，无芬华绮丽之引。士大夫家云烟水竹间，起居饮食，日餐湖光而吸山绿，襟怀幽旷，皆乾坤清气所结，往往屏喧杂，爱萧闲，励清标，崇名节。居官以恬退相师，伏处以孤高自励。性情学问，追古人于千载之上，从容抒写，归于自得。故如明中叶以后，空同、历下、公安、竟陵，纷努奔走，四方争附，其坛坫以此哗世炫俗;而吾邑士大夫附丽者独少，此固昔贤自守之高。而为家乡后进，读其诗，仰企其人，当如何流连跂慕，奉为轨则欤!^①

这里不仅解释了明代青浦士人不趋附时尚的特立独行之风的由来，而且对乡里后学继承传统、保持风气提出了要求。比之风土的自然特征，这种地域风尚的自觉承传也许是构成地域倾向和差异、从而形成小传统的更为直接的动力。

显而易见，小传统是相对于大传统和时尚而存在的，因此它与后者必然形成差异和对立。相对于无所不包的大传统，小传统往往是坚持一种选择的理由;而相对于时尚，小传统又是捍卫一种价值的依据。由于它远不如大传统那么坚强和雄辩，同时也不具有时尚的冲击力，通常很难和两者抗衡。偶尔真的形成对抗，则矛利不如盾固，时尚不会受到多少冲击，而小传统自身却不免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形。乾隆年间性灵诗风席卷天下，各地诗坛反应强烈，向风景从者固然很多，独立不迁、泾渭分明者也为数不少。乾隆三十四年(1769)前后，任丘张方予等11人结社，以康熙年间邑有还真社，边连宝初名续真社，后改为慎社。乃弟中宝《题张方予慎社十一人传后》诗云：“随园颜社以续真，旋更厥名署曰慎。真社先民只率真，才高态广难逐趁。后生步之偭规矩，疏狂窃恐流西晋……随园乃更进一义，会意象形译慎字。右旁从真左从心，真心贯注慎斯至。曰真曰慎约无二，为语同人尚慎旃。”^①就其对“疏狂”的戒惕来看，显然是针对性灵派诗风而发，而尤其强调一个“慎”字，又似乎有文字狱的阴影在其中。“真社先民只率真”一句表彰河朔诗风尚真的传统后，鉴于流弊，用“慎”对“真”的传统做了修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小传统此刻非但不能抵抗时尚，反而迫于时势不得不重新作了解释和校正，以求在当下语境中具备应对时尚的能力。这是以曲折的方式捍卫和张扬了地域传统的一个例子，向我们显示了时尚与小传统互动的复杂关系。

总之，在清代文学中，地域意识已是渗透到人们思想深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因素，经常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和论争中潜在地影响着论者的见解和倾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文论中的地域观念不单纯是地域文化在文学批评中的反映，它同时也参与了地域文化传统的构建。这是我们在研究清代文学和清代文化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注释

① 李绂《穆堂别稿》卷二四,《李穆堂诗文全集》,道光十一年珊城阜祺堂重刊本。② 李绂《穆堂初稿》卷一八《萧定侯墓志铭》,《李穆堂诗文全集》,道光十一年珊城阜祺堂重刊本。③ 魏际瑞《魏伯子文集》卷一,《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④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一,下册第6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①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3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② 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3册第172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③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第2册第93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④ 汪缙《汪子文录》卷二,《汪子遗书》,光绪八年刊本。① 王世懋《艺圃撷余》:“闽人家能占毕,而不甚工诗。国初林鸿、高廷礼、唐泰辈,皆称能诗,号闽南十才子。然出杨、徐下远甚,无论季迪。其后气骨崚崚,差堪旗鼓中原者,仅一郑善夫耳。”②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一○,《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③ 杜濬《变雅堂文集》卷二,清刊本。① 黄定文《东井文钞》卷一,清刊本。② 王昶《湖海诗传》卷二八,转引自周维德编《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102页,齐鲁书社1988年版。① 程可则《海日堂集》卷首,道光五年金山县署重刊本。② 王原《西亭文钞》卷三,光绪十七年不远复斋刊本。① 王士禛《渔洋诗话》卷下,《清诗话》上册第2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② 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四,龙威秘书本。①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四第5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② 吴肃公《街南续集》卷二,康熙刊本。③ 杨福培选《吾邱边氏文集》卷二,民国七年铅印本。① 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九,《宁都三魏文集》,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本。② 参见蒋寅《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载《求索》2003年第2期。① 王昶《青浦诗传》自序,转引自周维德编《蒲褐山房诗话新编》第313—314页,齐鲁书社1988年版。① 边中宝《竹岩诗草》卷二,乾隆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