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政治·政治斗争与文学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隋唐五代文学与社会文化·隋唐五代文学与政治·政治斗争与文学

政治斗争包括不同社会等级、阶级之间的斗争和同一等级之内不同政治派别、集团之间的斗争,前者显然比后者更具根本性。但在唐代政治史上,这两类性质的斗争往往相互交错混淆,或者以后一种斗争为主要表现形式,至于其中是否包含或包含什么性质的等级和阶级斗争,则往往看法不一。重大政治事件,往往对许多文人的命运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活动。在有官僚集团参与的斗争中,政治派别一般由文人集团构成,或与某些特定文人集团相互联系。因而,政争的各种是非也自然延伸到参与者的文化和文学活动中。其中某些斗争,又直接涉及有关文化政策、文学风气、文士地位的争议。在这种意义上,文人集团和文学活动的种种区分和不同又与政治派别和政治立场的选择发生联系。其中较为突出的,如唐初关陇贵族与山东士族的斗争,武周夺政与反对派的较量,玄宗时期吏能对文儒的排挤,顺宗永贞革新集团及其后遭受的打击,中晚唐延续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大的牛李党争等,都有其文化领域的延伸表现乃至产生某种文学后果

此外,由于文学对社会生活无所不入的渗透性,政治斗争也往往直接运用某种文学形式为工具。唐代盛行的为谣谤政和借小说攻击政敌的风气,是其突出表现。为谣谤政之风由来已久,唐代有文士参与者尤多,具体事例散见于各种史料笔记,其中进士选人匿名造谤曾相当普遍。以小说为寓言乃至进行恶意攻击,涉及到《补江总白猿传》《李娃传》《霍小玉传》《周秦纪行》等相当一批作品。广义地说,“谣”也是诗歌之一种,但就事论事、主要表达某类社会群体情绪和舆论倾向的政治歌谣,与文人诗歌主流毕竟有别。白居易在从事讽谕诗写作时,便十分愤慨于政敌对其“号为讪谤”的攻击(见《与元九书》),强调自己的创作与谤讪体有别。小说的寓言功能可能得到唐人更多的有意发挥,但无论就政治还是就文学而言,它都只是次要的附生现象,在政治上的作用仅仅是发泄愤恨,对小说艺术本身只有负面的消极作用。

政治斗争与文学的关系固然错综复杂,但直接影响到文学的情况毕竟是极少数。文学自身也不因政治斗争的结果或与某个政治派别的关系,而出现重大兴衰变化或分别出优劣等级。文学与政治斗争发生关系,一般是以政治斗争的参与者即士阶层文人为中介的。唐代政争中属于官僚阶层或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毕竟占了绝大多数,文人作家参与其中的斗争也基本如此。某些政争曾经被解释为贵族与庶族、门阀与寒素、大地主与中小地主的斗争,即便承认这种划分的相对有效性,唐代文学及其作家本身却很难也由此明确区分出一些不同集团、不同类别。另一方面,士人文学基本上只表现士阶层自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情趣,很少真正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社会诉求发生联系。文人作品经常表现他们自己在获得政治荣宠时的得意狂傲,或仕途失意后的哀怨悔恨,但很少有真正代表某种社会力量、社会阶层表达一定政治诉求和抗争的情况。对文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当然也不应过分夸大。唐代士阶层文学在总体上由继承前代文学传统而来,有它的整体性。其中自然包含了文学自身的各种不同形式和追求,与士阶层和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意识形态争论及其政策调整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具体政治斗争,只有在涉及社会形势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才会对文学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

与上述士阶层文学不同,来自社会下层的某些文学形式,如以宗教说理诗形式出现的王梵志诗和敦煌俗文学中的其他一些作品,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处境和思想情绪,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和觉悟程度,在唐代文学研究中需要给予特别重视

注释

① 关于关陇集团、山东士族及高宗武后时期的新进士人等的不同政治立场及文化表现,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尚定《走向盛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武后时期许敬宗、王勃对上官仪文风的反对及其政治背景,见葛晓音《论宫廷文人在初唐诗歌艺术发展中的作用》,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玄宗朝以张九龄为代表的文儒与以李林甫为代表的吏能之争,见刘建明《论唐玄宗时期的集贤院》;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收入《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关于永贞革新与中唐文学活动,参见卞孝萱《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尚永亮《元和五大人与贬谪文学考论》,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牛李党争及相关文人命运,见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书社1984年版。② 文士造谤如武后时张为谣:“补阙连车载。 ”沈全交续四句,被杖决,见《朝野佥载》卷四;景龙末和元祐寓言嬖幸,韦后命鞠于大理,将杀之,见《唐语林》卷五。《国史补》卷下载:进士“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在科举史上十分普遍。③ 参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卞孝萱《唐代文史论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① 关于王梵志诗的政治思想含义,参见谢思炜《唐代通俗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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