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兵家韬略·用兵韬略

传统文化·兵家韬略·用兵韬略

这是兵家韬略中最丰富最精采的部分。战争是交战双方在客观物质基础上进行的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毛泽东选集》)。在这一领域里，兵家韬略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产生了不胜枚举的克敌制胜的奇谋妙计。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用兵韬略，例如“用兵之法，先谋为本”，“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先胜而后求战”，“兵不厌诈”，诡道制胜等等，在历代战争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用兵之法，先谋为本 兵家韬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先谋后战”，强调战略决策和谋略指导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武之略，在于贵谋”。“用兵之道，以计为首”。姜尚总结兴周灭商的经验教训，指出“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孙武把“庙算”(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决策)列为一切军事活动的首位，把《始计》放在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第一篇，表明了他对谋略的高度重视。戚继光主张打“算定战”，反对打“舍命战”、“糊涂战”。“先谋后战”的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历代优秀军事家的理论和实践之中。秦末楚汉相争，项羽的实力远远超过刘邦。项羽身经七十余战，每战皆捷，但因战略失误，功败垂成，最后落得“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相反，刘邦几经挫折和失败，但因战略决策正确，终于取得天下。汉末群雄争立，刘备虽被称为盖世英雄，但在三顾茅庐之前，竟无立足之地，由于采纳了诸葛亮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终于造成三国鼎立的局势。但是，由于“大意失荆州”，关羽被东吴擒杀，刘备愤然发动对东吴的进攻，结果不仅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而且破坏了联吴抗魏的战略格局，蜀国从此一蹶不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谋略的得失，关系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存亡。“以计代战一当万”。“有竭万夫之力以应敌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制敌而有余”。

古代军事家不仅论证了谋略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提出了制定正确谋略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他们认为，“谋当底于善”(谋略应当达到最完善的境界)。“善谋”的标准是“远害近利”，要做到“兵不顿而利可全”，“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用力少而功多”，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制定谋略的基本方法，就是孙武所说的“经之以五事，较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经之以五事”，就是将道、天、地、将、法(即政治、天文、地理、将帅、军制)等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然后，“较之以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 赏罚孰明?”将交战双方以上七个方面的条件(后人称为“七计”)加以比较，从而分析推断胜负的可能性，作出切合实际的决策。他们指出，“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寤言》二)。在制定谋略时，一要“深计远虑”，照顾战争发展的全过程，预测战争发展趋势，“事未至而预图”，“此策阻而彼策生，一端致而百端起，前未行而后复具，百计叠出，算无遗策”(《兵经》卷上);二要“周密”、“万全”，全面分析关系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包括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设计应付各种局势的对策，“一测而两备”，“务有一定之法(正常情况下的行动方案)，并计不定之法(非常情况下的应变措施)”，以求立于不败之地;三要“叠筹”选优，在设计定策的时候，提出上中下三策以至更多的方案，比较其优劣得失，“由千百计炼数计”，选出最佳方案。由于认识和实践的差距，在谋略见诸行动时，上策并非必定是善策，有用下策取胜的，也有兼用中策和下策成功的，关键是决策者的多谋善断。在隋末农民战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礼部尚书杨玄感(? ～613)从隋王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起兵反隋。在制定作战计划时，李密(582～618)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乘隋炀帝杨广远征辽东，出其不意，“长驱入蓟(今北京市西南)，据临榆(今山海关)之险，扼其咽喉”，使其“不降则溃”，“不战而擒”;中策是“直取长安”，“据险而守之”，使杨广“失其根本”，再慢慢消灭他;下策是组织精锐部队，尽夜兼程，“袭取东都(洛阳)”，但恐久攻不下，杨广的援兵四至，则后果难以预料。杨玄感认为，杨广东征，洛阳空虚，先取洛阳是攻其要害，不仅可以在军事上避实击虚，而且可以在政治上“示威于天下”，动摇隋朝统治地位，李密的下策乃是上策。按照李密的下策实行的结果，果然旗开得胜，占领洛阳，取得初战胜利。

“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古代军事家在实践中体会到，“一己之见有限，众人之智无穷”，“主将必须集思广益，而后可以致胜”。历史上有作为有建树的帝王将帅，无一不重视收罗谋略人才，注意发挥谋略人才的作用。在他们身边，总是有一批具有真知灼见和丰富经验的谋士为其出谋画策。随着战争的发展，这类谋略人才由以单个的“智多星”发展为群体的“智囊团”，再发展为以谋士为主体的幕僚机构，在战争舞台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六韬·龙韬》中的《王翼》篇，系统论述了军事指挥机构的体制、职能和人员结构，指出将帅举兵“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要有18种职务的72人作为辅佐和助手，主管作战、情报、军务、装备、通信、工程、气象等各项参谋业务，并有相当于参谋长的“腹心”一人“总揽计谋”。这是中国军事史上第一部论述军事指挥机构和参谋业务的著作，比欧洲第一部同类著作——拿破仑的参谋长柏蒂埃写于1796年的《阿尔卑斯普通参谋业务纲领》早2 000多年。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是以袁绍(? ～202)为主要对手的战争。曹胜袁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曹操的谋略水平超过袁绍，而且善于发挥谋士集团的作用。曹操善于选用谋士的正确意见，勇于改正自己决策的失误，特别是能够高瞻远瞩地提出谋士们思虑未及的问题，因而在决策和指挥上具有令人信服的权威。袁绍恰恰相反。他“志大而智小”，“好谋而少决”，“矜愎自用，短于从善”，常常迷惑于表面现象和眼前利益，采用不察时务、不知权变、曲意逢迎的错误意见，拒绝远见卓识的谋略。因而有权而无威，内部离心离德，决策连连失误，终于导致失败。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这是军事谋略大师孙武的著名用兵原则。《孙子兵法》十三篇，从第一篇到第十三篇，反复阐明了这一思想。孙武认为，“知彼知己”是定计决策的客观基础，克敌制胜的前提条件。“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孙武以后，历代军事家都把“知彼知己”奉为用兵准则，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谋略的一个优良传统。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称之为“孙子的规律”，指出它在现代战争中“仍是科学的真理”(《论持久战》)(图296)。

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军事家，把“知彼知己”运用于策划战争、指导战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审势决策的思维规律，例如“得失之道，利在先知”，“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相克相生，赢缩转化”，“兵无定势，谋贵从时”等等。这些谋略思想，闪耀着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光辉，是克敌制胜的锐利思想武器。

“得失之道，利在先知”。所谓“先知”，就是预见胜负，“或谋虑潜藏而直钩其隐伏，或事机未发而预揣其必然”，“谋胜于未胜，慎失于未失”。在准确掌握交战双方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预测战争的胜败得失，作出切合实际的决策，以求稳操胜券于未胜之前，谨防失败于未败之先。取得“先知”的正确途径，是首先掌握真实可靠的反映敌情我情的材料。按照孙武的说法，就是不可迷信鬼神，不能只看表面现象，不要主观臆断，而要通过侦察取得第一手情报。必要的时候，还要“以上智为间”，派遣伊尹、姜尚一类谋略家直接进行战略侦察。伊尹曾经多次被商汤派到夏都进行侦察和策反活动，全面掌握了夏桀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理情况，在制定对夏战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姜尚在殷纣王朝做过官，还曾经“游说诸侯”，熟悉商周和各地诸侯的情况，这也是他后来协助西周文武二王作出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条件。孙武总结他们的经验，指出：“昔商之兴也，伊挚(即伊尹)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即姜尚)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孙子兵法·用间篇》)。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古代军事家认为，运用“知彼知己”的原则于料敌决策，不能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材料，还要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全面认识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透过表面现象看到敌军的真实意图。他们指出，“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孙子兵法·作战篇》)。“故欲思其利，必虑其害;欲思其成，必虑其败”(诸葛亮《便宜十六策》)。“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孙膑兵法》下篇)。这样，才能做到趋利避害，扬长抑短。他们还指出，判断敌情，“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六韬 · 文韬》)。即使是耳闻目睹得到的情况，也要加以分析。《孙子兵法·行军篇》列举三十三种现象说明判断敌情(“相敌”)的方法，就是通过其外表征候判定敌军的真实意图。这些都可以在孙武以前的战例中得到印证，是当时战争经验的总结。例如“尘高而锐者，车来也”：晋楚邲之战中，楚将看到对面尘土飞扬，判断晋军战车展开行动，迅速调整部署，掩袭晋军，取得成功。又如“辞强而进驱者，退也”：秦晋河曲之战时，秦军准备撤退，却连夜派使者到晋营，约以明日再战。晋军将领从秦军的异常举动和秦使色厉内荏的表情(“目动而言肆”)判断秦军意图撤退，就将计就计，乘机把秦军逼到黄河岸边击败。这类“相敌”之法，虽然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从现象探索本质的基本方法却是十分可贵的。

“相克相生”，“赢缩转化”。古代军事家在实践中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是静止不变的，强弱、众寡、优劣、虚实、安危、胜败、存亡等等都是“相克相生”互相依存的，而且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实现这种转化的条件，就是“善谋”，即巧妙利用它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实行正确的战略策略。孙武认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孙子兵法 · 势篇》)。孙膑认为，积和疏(集中和分散)、盈和虚、疾和徐(快和慢)、众和寡、逸和劳都是可以“相为变”的，所以“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决胜负安危者，道也”(《孙膑兵法》下篇)。春秋末期越王勾践(? ～前465)的复越灭吴之战，是一场扶危定倾、转败为胜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的范蠡，“勇而善谋”，对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范蠡谋略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战争因素的“赢缩转化”，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和弱点，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国语》卷二十一)。

“兵无定势，谋贵从时”。古代军事家认为，战争的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双方的情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东汉末年，曹操讨伐张绣(?～207)，把张绣围困于穰(今河南邓县)。后来得知袁绍乘虚进攻许都，遂决定解围撤军。张绣以为有机可乘，准备率兵追击。张绣的谋士贾诩(147～223)劝阻，说“追必败”。张绣不听，驱兵追击，结果大败而返。这时，一直在观察曹军动向的贾诩，却建议张绣赶快出击，说“更战必胜”。张绣起初怀疑，说：“我不听你的劝谏，以致落到这种地步。现在已经打了败仗，为什么还要追击呢?”贾诩说：“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赶快去追，必定胜利。”张绣听信了贾诩的意见，收集败兵散卒，再次追击曹军，果然获得胜利。张绣问贾诩：“我用精兵追击曹操的退兵，你说必定失败。我用败兵追击刚刚获得胜利的曹军，你又说必定胜利。结果都不出你所料，这是为什么呢?”贾诩说：“这很容易明白。将军你虽然善于用兵，但不是曹操的对手。他的军队刚刚后撤，曹操必定亲自断后。我们追兵虽然勇猛，但是将领不如曹操高明，军队不如曹军精锐，所以我预料追之必败。曹操用兵没有失误之处，兵力也没有受到很大消耗，突然解围撤兵，必定是他国内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曹操击败了你的追兵以后，必然轻装速退，放松戒备，即使留手下将领断后，也不是你的对手。所以我们用败兵追击，也能够获胜。”(《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贾诩这番话，生动深刻地说明了“因敌变化而取胜”的道理。

不战而屈人之兵 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军事家，全面衡量战争的利与害，认为解决战争问题的最佳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不单纯依靠军事手段，不过多消耗自己的实力，而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孙武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 · 谋攻篇》)。孙武的这一谋略思想，与姜尚的“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管仲的“至善不战”思想完全一致。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他们都主张，在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上，不能孤立地就军事论军事，而要把军事斗争同政治、经济、外交等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综合使用各种力量。孙武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政攻城”。最好的战法，是运用政治、外交等非军事手段，破坏敌人的战争谋划，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战略形势，迫使敌人屈服，兵不血刃，不战而胜。即使采取战争手段，也要注重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避免采取过多地消耗兵力物力的攻城战法。这一谋略思想，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特别是在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的结合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谋略战、外交战、攻心战、用间战、经济战等异彩纷呈的克敌制胜韬略。

谋略战：就是“伐兵”与“伐谋”结合，用自己的谋略破坏敌人的谋略，造成使敌人战而必败的态势，迫使敌人不战而降，或不战而退。公元前630年，秦晋联兵进攻郑国，郑国危在旦夕。郑文公实行“釜底抽薪”之计，派烛之武到秦营游说，离间秦晋两国关系，说服秦穆公退兵。烛之武指出，秦晋联兵攻郑，对秦有害无益。郑国与秦国距离远而与晋国距离近，灭亡以后必然为晋国占有，等于增强晋国而削弱秦国;如果郑国得以保全，则可以成为秦国的盟国和“东道主”。又列举历史事实说明，晋国历来背信弃义，对外扩张的胃口很大，一旦得到郑国，必然向西扩张，直接威胁秦国。所以，秦与晋联兵攻郑，是有害于秦而有利于晋。秦穆公为烛之武这番话深深打动，立即决定撤兵回国，并与郑国结盟。郑国因而化险为夷。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皇帝宝座，国内局势尚未稳定。突厥乘机入侵，一直打到长安附近。诸将争相出战，均被李世民制止。李世民带左右大臣六人，突然出现于突厥阵前，与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对话，同时部署唐军埋伏附近，严阵以待。颉利可汗见唐朝军容严整，李世民从容不迫，因而心生恐惧，遣使求和，不战而退。当时，萧瑀竭力反对李世民出马，认为这是“轻敌”。李世民对他说，突厥所以敢于以倾国之兵深入唐朝内地，是因为估计唐朝刚刚发生“内难”，我又新登帝位，以为我们不敢抵抗。我们如果闭门不出，敌人必然以为得计。而且“突厥之兵虽众而不整，君臣之计唯财利是视”。所以，“朕故独出以示轻之，又耀军容使知必战”，“卷甲韬戈，啖以玉帛”。这样做，对敌人来说，是出其不意，打破了他们本来的企图(“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对自己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与战则必克，与和则必固”(《旧唐书 · 突厥传》)。

外交战：就是“伐兵”与“伐交”结合，运用外交手段，晓之利害，说服对方停止军事行动，或者扩大自己的盟国，拆散敌方的联盟，造成敌寡助我多助的形势，以限制或制止敌人的军事行动。《六韬 ·武韬》提出的“文伐”十二法，就是开展外交活动以配合军事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其主要内容，一是迷惑、腐蚀、利诱敌国君主，“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尊之以名”，“塞之以道”，“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助长他的腐败和暴虐行为，诱使他作出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二是离间敌国君臣和诸侯之间的关系，重金收买敌国近臣，使其“身内情外”、“一人两心”，扩大和加深敌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此外，还有窃取敌人的核心机密，破坏敌国经济等等。《六韬》说：“十二节备，乃成武事。”就是说，“伐交”与“伐兵”相辅相成。实行这些策略，就可以收到军事斗争无法达到的目的，加速军事斗争的胜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是秦国“连横而斗诸侯”，还是六国合纵以抗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问题。围绕这 一问题，交战各方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外交战。秦始皇及其谋臣李斯、尉缭等人，巧妙利用六国之间、六国君臣之间的矛盾，把“伐兵”与“伐交”结合起来，“远交近攻”，“胁韩弱魏”，从军事上切断六国合纵的脊梁;“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从根本上削弱六国合纵抗秦的力量;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政治上破坏六国合纵的基础。秦始皇派顿弱、姚贾、陈驰等优秀的外交家出使关东六国，广泛开展外交和策反活动。姚贾出使韩、魏、燕、赵四国的结果是“绝其谋，止其兵”，破坏了四国联兵攻秦的计谋。楚国为南方大国，地方五百里，带甲十万，粟支十年，秦国不敢贸然出兵攻楚，而采取对楚交好政策。在平定中原以后，秦始皇才发动进攻，一举灭亡楚国。东汉外交家、军事家班超(32～102)率吏士36人出使西域，采取“伐交”与“伐兵”相结合的策略，奋战31年，威服鄯善，智降于阗，击败莎车、疏勒，降服强国龟兹，平定月氏、焉耆，使西域50余国摆脱匈奴控制，统一于东汉王朝。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是北方少数民族中的杰出军事统帅，后人称他善于用兵“暗与孙吴同契”。公元312年，石勒在与晋大司马王浚及其支持者辽西公段疾陆眷的战斗中大获全胜，俘虏了段疾陆眷的从弟末柸。段疾陆眷是辽西鲜卑族人。石勒为了团结鲜卑族，主动放还末柸，还派他的儿子石虎带上礼物与段疾陆眷言和。战和两手并用，使段疾陆眷引军退去，王浚处境孤立。石勒因而巩固了以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为中心的根据地。

攻心战：就是把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结合起来，从精神上征服和瓦解敌人，使其军心涣散，士气消沉，以至不战而败。孙武把“夺心”、“夺气”看作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认为“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指出“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膑更明确指出：“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必服其心。”(《通典》卷一百六十一)《孙膑兵法》的《延气篇》系统论述了激励士气、鼓舞斗志的重要性和五种基本做法，把对敌“攻心”、“夺气”和对己“励志”、“激气”结合起来，是对孙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谋略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更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早在商周之际的武王伐纣之战中，武王和姜尚就用政治攻势来配合军事行动，发布政治宣言《泰誓》、《牧誓》，揭露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的罪恶，宣扬西周“为天下除残去贼”的正义行动，收到了团结诸侯、孤立商纣的效果，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春秋初期的齐鲁长勺之战，鲁军后发制人，在齐军“三鼓而竭”、士气沮丧的情况下发起反击，一举击溃齐军，是一个“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典型战例。楚汉相争的战略决战，项羽兵困垓下，韩信指使汉军“四面楚歌”，勾起楚军厌战思乡之情，八千子弟军心涣散，项羽不得不发出“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悲叹，终于全军覆灭。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以善于攻心著称。在平定西南之战中，参谋马谡(190～228)建议他采取“和抚”政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资治通鉴》卷七十)诸葛亮称赞马谡的建议“知吾肺腑”，照计而行，七擒七纵，收服孟获，平定西南，为蜀汉北伐解除了后顾之忧。“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总结诸葛亮用兵治蜀经验的对联，至今仍然悬挂在成都武侯祠内，用古代兵家智慧启迪后人。(图297)

用间战：就是把隐蔽斗争与公开斗争结合起来，打入敌人内部进行战略侦察和策反活动，掌握敌人的战略意图和实际情况，离间敌人君臣将领之间的关系，打乱敌人的战略计划，诱使敌人作出错误的决策，给公开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孙子兵法》的《用间篇》第一次对“用间”谋略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把用间的计谋概括为“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等五种，着重论述了通过战略侦察以求“先知”的重要作用。后来的兵家著作，例如明末揭暄的《兵经》，强调了用间的“祛敌心腹、杀敌爱将、乱敌计谋”的作用，列举了十六种用间方法。清代朱逢甲的《间书》，系统论述历代用间经验，是对孙武用间谋略的丰富和发展。在古代战争史上，由于巧妙用间而取得成功的事例不胜枚举。秦始皇灭赵之战，历时九年，大战三次。前两次都因为受到赵国主将李牧(? ～前228)、司马尚的抗击，无功而退。后来，秦始皇派顿弱到赵国进行离间活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和赵王母亲悼后，指使他们诬陷李牧、司马尚附秦叛赵。赵王听信谗言，捕杀李牧，罢黜司马尚，自毁干城。秦军乘机而入，发动第三次进攻，一举灭亡赵国。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1584～1630)，在辽东接连大败后金兵，被后金视为眼中钉。皇太极(1592～1643)实行反间计，散布谣言，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故意让被释放的明朝俘虏传回北京。崇祯(1610～1644)果然中计，以“谋叛欺君”为罪名，把袁崇焕杀害了。崇祯这一失误，为清军进关扫除了一个障碍。

经济战：就是经济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破坏敌国的经济，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为军事斗争创造有利条件，甚至用经济手段迫使敌国屈服。管仲首创经济作战策略，通过国家之间的贸易操纵邻国经济，不出三年，“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鲁梁之君请服”。用同样的办法，使莱、莒、代、衡诸国相继臣服于齐。在隋灭南陈的战争中，隋文帝杨坚问谋臣高颎取陈策略，高颎建议首先“废其农时”，破坏南陈经济。在江南收获季节就调动兵马，扬言攻陈，“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反复如此，“足得废其农时”。又针对江南储积皆在地面、“舍多茅竹”的特点，秘密派人纵火焚烧，“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隋文帝采纳了高颎的谋略，终于使南陈经济凋敝，陷入困境，为隋朝发动灭陈决战创造了条件。

先胜而后求战 以孙武为代表的古代军事家认为，在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同时，必须做好开战的一切准备。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须备战。不战而胜要以战而必胜为基础。孙武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他们主张，“兵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为苟发”，反对战争指导上的侥幸心理和鲁莽蛮干。要求战争指导者，一要精于谋势任势，二要巧于度势乘机。

谋势，任势：古代军事家认为，有把握地夺取战争胜利，首先要造成战而必胜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兵虽未交，而胜负之势决矣”。孙武指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九变篇》)。但是，谋势任势，并非坐守已成之势，而是通过主观努力创造致胜条件。春秋末年的吴楚柏举之战，是一次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争，一次靠谋略取胜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孙武作为主要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无论在制定战略方针、完成战前准备，还是在选择决战时机、确定进攻方向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和伍员一起，协助吴王阖闾(?～前496)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战略决策，确定以楚国作为主要打击目标。经过六年的积极准备，吴国实力大大增强，基本上具备了与楚国决战的条件。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间就“谋欲入郢”，企图进攻楚国，直捣楚国首都郢城。孙武和伍员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建议采取两个措施：一个是“三师疲楚”，即将吴军分为三部分，轮流袭击楚军，“彼出则我归，彼归则我复出”，使楚军疲于奔命，从而消耗楚国实力;一个是结交唐、蔡，即利用楚国与其北邻唐、蔡二国的矛盾，联合唐、蔡攻楚。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削弱楚国、壮大吴国的目的，而且可以取得从北方迂回进攻楚国的战略要地。五年以后，即公元前506年，孙武等人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了著名的柏举之战，采取长距离迂回的进军路线，从楚国防守薄弱的东北部发动进攻，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与楚军展开决战，把楚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吴军乘胜追击，五战五捷，攻占楚国首都郢城(今湖北江陵西北之纪南城)，取得了吴楚战略决战的胜利。

度势，乘机：古代军事家认为，为了有把握地夺取战争的胜利，在“先为不可胜”、“立于不败之地”的同时，还要“待敌之可胜”，“不失敌之败”。这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行权制变，法断于临机”，审时度势，抓住战机。唐朝初年的浅水原之战，是李世民指挥的对西秦霸王薛举(? ～618)父子的战争。这次战争先败后胜，主要原因在于战争指导者能否正确地判断形势，抓住战机。当时，薛举父子兵力较强(号称30万)，骑兵较多，目标是“谋取京师”，劳军远征，利在速战。李世民兵力较弱(号称20万)，骑兵较少，但是财物丰足，以逸待劳，利于持久。武德元年七月，双方对峙于高墌(今陕西长武县北)。唐军元帅李世民身患疟疾，委托行军长史刘文静(568～619)、行军司马殷开山指挥，并告诫他们：“贼众远来，利在急战。难与争锋，且宜持久，待其粮尽，然后可图。”刘、殷二人认为，李世民这样说，是怕他们不能当此重任，不出战就会受敌军轻视。于是陈兵于高墌城外，而且“恃众不设备”。结果，被薛举轻骑掩袭，唐军大败于浅水原，高墌失陷。同年八月，薛举父子乘胜直取长安。李世民再次率军迎战，临近高墌就“坚壁不动”。诸将请求出战，李世民决心不变，并下令“敢言战者斩”，同时对手下将领说明他的谋略：“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之计也。”(《旧唐书·薛举传》)相持六十多天，西秦军粮尽，军心动摇。李世民抓住战机，大败西秦军于浅水原，迫使薛举的儿子薛仁杲率军投降，取得了浅水原之战的最后胜利。

致人而不致于人 这是兵家韬略的精华部分。其基本精神，就是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促使战争形势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孙子兵法》的《虚实篇》对这一谋略思想作了集中的论述。孙武认为，战争有它特殊的运动规律。“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他说：“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就是说，善于用兵而达到微妙、神奇的地步，就可以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而使敌人处处被动，甚至可以让敌人不得不听从我方的调动和指挥，“致人而不致于人”。这一谋略思想，受到历代军事家的重视。杰出的军事家李世民和李靖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图298)

在“致人而不致于人”的思想指导下，产生了丰富多采的用兵韬略，例如“以长击短”、“并力合势”、“批亢捣虚”、“以迂为直”、“出奇制胜”等等，在历代战争中发挥了克敌制胜的重要作用。

“以长击短”： 在战争指导上，如何扬长避短，是古代军事家十分关注的问题。孙武指出，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以“治气”;“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治心”;“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治力”;“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以“治变”。总之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弱点。韩信取燕破齐之战，就是典型战例。公元前204年，韩信取得井陉之战胜利以后，积极策划“北攻燕，东伐齐”，向谋士李左车请教用兵方略。李左车分析韩信军优劣和攻燕得失，指出“名闻海内，威震天下”是其所长，“众劳卒疲，其实难用”是其所短。如果用疲惫之兵攻燕，势将久攻不下。这样，不仅弱小的燕国不能征服，齐国也必然因而自强抵抗，冀鲁战场就会出现僵局，对汉楚相争的形势十分不利。李左车说：“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建议韩信采取“先声后实”的策略，一面休整部队，安抚赵国，一面作出进攻燕国的姿态，然后派人到燕国晓以利害。“燕必不敢不从”。燕国降服以后，“齐必从风而服”。韩信采纳了李左车的谋略，果然不战而使燕国降服。然后乘势攻破齐国，为刘邦与项羽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南宋抗金名将吴璘进一步发展了扬长避短的用兵原则。他总结对金作战的经验说：“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四短以制彼之四长。盖彼之所长，曰骑兵，曰坚忍，曰甲重，曰弓矢。吾当集蕃汉所长而用之：故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甲重则劲弓强弩，制弓矢则以远克近，以强制弱”(《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

“并力合势”：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古代军事家在实践中认识到集中兵力的重要性。“五指之更弹，不如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淮南子 · 兵略训》)。孙武把“识众寡之用”作为夺取胜利的五个条件之一，主张“以众击寡”，“并敌一向”(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造成“我专而敌分”的形势。他说：“我专为 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孙武这个“以 十当一”的思想，与李世民的“以强当弱”、胡宗宪(? ～1565)的“并力合势”、努尔哈赤的“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讲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明朝抗倭战争中的台州大捷，就是“并力合势”作战方针的胜利。当时，倭寇分三路进犯台州。胡宗宪指出，不要因为敌人分路进攻，就“分兵策应”，分散自己的兵力，而要“并力合势，先讨其重大者，然后依次剿除”。戚继光按照这一方针部署兵力，逐一消灭各路倭寇，取得了台州之战的胜利。公元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是努尔哈赤指挥的一次集中兵力击败明军的著名战役。面对明军11万余人的四路分进合击，努尔哈赤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策略，首先集中6万兵力歼灭西路明军，然后各个击破北、南两路明军，东南路明军也在败退中自相残踏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指挥的后金军五天内消灭明军约6万人，夺得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批亢捣虚”：就是抓住要害，避实击虚，依靠正确的谋略调动敌人，迫使敌人听从我方指挥。孙武说：“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战国时代，田忌和孙膑指挥的“围魏救赵”之战，就是“攻其所必救”的成功战例。公元前353年，庞涓(? ～前342)率领的魏国军队围攻赵国。齐威王任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援赵。孙膑分析当时形势，认为魏国的精锐部队已经出国作战，国内只留下老弱残兵防守，如果齐军迅速向魏国都城大梁(今开封市)发动进攻，占据它的交通要道，袭击它空虚的后方，魏军势必放弃对赵国的进攻而回师自救。这样，既可以解救赵国，又可以挫败魏军。他建议采取“批亢捣虚”、“疾走大梁”、围魏救赵的作战方针。派出一部分战车和步兵“西驰梁郊”，佯攻大梁，以激怒庞涓，诱使庞涓急速回师，而将主力埋伏在魏军必经之地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庞涓果然中计，尽撤邯郸之围，昼夜兼程南下，在桂陵受到齐军突然袭击，仓皇应战，遭到惨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大梁。2213年以后，太平天国洪仁玕(1822～1864)和李秀成(1823～1864)又成功地运用“围魏救赵”的策略，攻破清军江南大营，从而解除了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对天京(今南京市)的围困。

“以迂为直”：战争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对抗，双方都力争实现自己的企图而破坏对方的计划。因此，战争的进程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曲折前进的。孙武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孙子兵法·军争篇》)为了尽快达到目标，必须先走一段弯路。为了取得全局胜利，必须先作局部的牺牲。处于劣势的一方，往往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孙膑首创的“三驷之法”，原来用于赛马，后来用于作战，就是以局部小负换取全局大胜。晋文公(前697～前628)和先轸(? ～前627)在城濮之战中“退避三舍”，就是一个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谋略。通过这一行动，造成“晋直楚曲”的政治影响，诱使楚军进入有利于晋军的战场，助长了楚军骄傲轻敌情绪，为夺取这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西夏军事统帅元昊(1003～1048)在公元1044年的抗辽战争中，也成功地运用后发制人的策略。面对辽国三路大军16万人的进攻，元昊先是“退避三舍”，每退一步必烧毁草场耕地，使辽军处于饥寒交困的境地，同时又“伪请和”以麻痹辽军斗志。等到辽军“马疲士饥”之时，再大举反攻，大败辽军。后人评论元昊，说他“不独长于制胜，亦且巧于处败”。

“出奇制胜”：就是巧妙地利用战争规律，采取出人意料的战法，夺取战争的胜利。孙武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兵法 ·九地篇》)又说：“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孙子兵法·势篇》)李世民更进一步阐明了“奇正相变之术”，指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就是说，在实战中，奇和正是可以变通使用的，在敌人认为可能采取非常战法的时候，则采取正常战法来对付他;在敌人认为可能采取正常战法的时候，则采取非常战法来制服他。韩信在井陉之战中采取出人意料的战法，背水为阵，被人讥笑为犯了兵家大忌，其实正是巧妙地运用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兵法。邓艾(197～264)在灭蜀之战中选择了出人意料的进军路线，经阴平险路直取成都，被人误认为自投绝地，其实正是为魏军开辟了战胜蜀汉的道路。李愬雪夜袭蔡州，抓住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战机，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事例说明，出奇制胜，“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是克敌制胜的成功谋略。

兵不厌诈，诡道制敌 这是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用兵韬略的又一精华部分。如果说“致人而不致于人”是以巧制胜，那么，“诡道制敌”则是以诈制胜，就是采取各种诡诈手段，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行动，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以夺取战争中的主动权。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借敌制敌，坐收渔人之利。在中国军事史上，孙武第一次揭示了“兵以诈立”这一战争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以“诡道”制胜的十二种战法。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历代军事家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示形误敌、利诱致敌、借敌制敌等奇谋妙计。

示形误敌：战争是充满欺诈的场合。如果不能以欺诈误敌，或者不能识破敌人的欺诈，就必然陷于被动地位，遭受挫折和失败。“用兵之道，抚士贵诚，制敌贵诈”(《旧唐书 ·裴行俭传》)。用诈之法，首先是示假隐真，用假象掩盖真象，或者以强示弱，以长示短，“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或者以弱示强，以短示长，“多设旌旗，倍增火灶”，虚张声势，使敌人“莫测我众寡、强弱之势”。在齐魏马陵之战中，孙膑利用庞涓骄傲轻敌的心理，采取减灶示弱的策略，引诱魏军到地势险要的马陵决战，大败魏军，生俘庞涓。在东汉与西羌的武都(今甘肃武都)之战中，虞诩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增灶示强的策略，使羌人误以为东汉增援部队来到，因而自行停止进攻。其次是声东击西，以佯动掩盖真实企图，“欲东而形以西，欲西而形以东，欲进而形以退，欲退而形以进”(《历代名将事略·误敌》)。在楚汉争夺关中的战争中，刘邦采取韩信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一面派少数兵力修复由汉中通向关中的栈道，作出经由栈道出击的姿态，一面率主力部队从西路突袭陈仓(今陕西宝鸡市东)，一举占领关中，取得楚汉战争的关键性胜利。在隋文帝杨坚消灭南陈的渡江战役中，隋吴州总管贺若弼(544～607)先用频繁换防、虚张声势的办法，使陈军逐渐放松警惕，然后乘陈疏于戒备突然发起进攻，渡过长江，占领京口，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

利诱致敌：古代军事家认为，战争指导的关键是“趋利避害”，“兵以诈立，以利动”。善于用兵的人，要针对敌人的特点和弱点，“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秘其所忌以疏其防，投其所欲以昏其志”，把敌人引入歧途，迫使敌人就范。在南宋抗金战争中，刘锜(1098～1162)指挥的顺昌(今安徽阜阳县)保卫战，是以“出奇用诈”取胜的著名战例。刘锜首先使用“生间”计，让手下将士二人故意坠马被俘，制造假情报，说刘锜是只贪安乐不会打仗的花花公子，使金兵统帅金兀术误以为刘锜不堪一击，产生轻敌情绪。又派人向金兵挑战，说金兀术如果敢于渡过颍河，他愿意为金架设五座浮桥。金兀术果然被激怒，答应第二天就渡河，扬言他的靴尖一动就能把顺昌城踢倒。刘锜架起五座浮桥，并在颍河上游和金兵将要到达的地区撒毒。金兵冒暑渡河作战，伤病疲困，士气低落。宋军则以逸待劳，轮番休整，敌疲我打，越战越勇，把金兵打了个 一败涂地。金兀术看到自己的精锐部队已经十损八九，败局无可挽救，只得带领残兵败将逃回开封。

借敌制敌：就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促使敌人互相残杀火并，借用敌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企图。古代军事家认为，这一谋略如果运用成功，就可以“使敌不知而终为我借，使敌既知而不得不为我借”。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就曾经两次成功地使用借敌制敌的谋略。第一次是官渡之战以后。当时，袁绍已因战败惭愤呕血而死，他的儿子袁谭、袁尚为争夺权位而发生内讧。曹操追击袁氏兄弟到达邺城。他手下将领主张乘胜攻城，谋士郭嘉(170～207)独持异议。他说，袁氏兄弟的矛盾已经表面化，“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资治通鉴》卷六十四)。曹操采纳了郭嘉的谋略，转军南下，进攻刘表。果如郭嘉所料，曹操撤兵以后，袁氏兄弟就自相残杀起来。曹操回师北上，击败袁氏兄弟，完全占领了青冀幽并四州。第二次是在平定河北以后。袁氏兄弟率领残兵败将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有人劝曹操乘机征伐辽东。曹操说：“我要公孙康送袁氏兄弟的首级来，用不着兴师动众。”果然，时间不久，公孙康就把袁氏兄弟的首级送来了。诸将惊服曹操料事如神。曹操说：公孙康与袁绍本来就有矛盾，唯恐袁氏兄弟此去威胁他在辽东的地位。因此，“急之则并力，缓之自相图，其势然也”(《三国志 ·魏书·武帝纪》)。

兵家韬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古代战争实践经验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战争这种社会实践活动的特殊性质，要求严格遵照客观规律办事，要高度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因而谋略思想在军事领域里得到较之其他社会领域更为充分的发展。由于军事学是一门跨度很大的综合性科学，它的发展是与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总水平同步的。作为古代军事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兵家韬略，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其他领域传统文化的营养，特别是哲学思想的营养。在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易经》、《老子》等哲学著作中朴素唯物论辩证法的影响。兵家韬略，同传统文化的其他部分一样，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有精华，也有糟粕。其中一部分，反映了腐朽落后的社会观念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发展，已经作为历史的糟粕而被淘汰。但是，也有相当多的部分，反映了带有共性的客观规律。军事领域里的一些矛盾运动，例如强与弱、长与短、利与害、安与危、存与亡、全局和局部、长远利益和暂时利益、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精神和物质、主观和客观、知彼和知己、集权和分权、角力和攻心，以及宽与严、赏与罚等等，在其他社会领域同样存在，过去存在，现在和将来也存在。因此，反映这些矛盾运动规律的兵家韬略，例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智者之虑，杂于利害”，“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长击短”，“转弱为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上兵伐谋”，“先计后战”，“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先胜而后求战”，“致人而不致于人”，“宽严相济”，“文武并用”，“以民为本”，“选贤任能”等等，不仅在时间上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且在空间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兵家韬略受到历代政治家、外交家、经济家、科学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重视，并在各个领域里借鉴和运用。产生于2 0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至今仍被世界各国奉为军事经典，孙武的谋略思想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外交、企业管理和体育竞赛等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

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产生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概念，他的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十大军事原则”为代表的军事著作，以及有关战争指导的大量文件电报，对军事谋略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现代战争的新发展，特别是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应用，使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成为结构周密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对战争指导者的谋略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其他社会活动领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对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决策水平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军事谋略学和一般谋略学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军事谋略学，作为军事科学的一个新兴学科正在形成，科学研究队伍正在发展，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从1987年开始出版的《中国兵书集成》，收入了从周秦到清末的兵家著作和非兵家论兵篇章200种，提供了研究兵家韬略的基本资料。研究军事谋略和一般谋略的专门著作也不断出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有吴如嵩主编的《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李炳彦和孙竞等编著的《军事谋略丛书》，柴宇球等编著的《谋略丛书》。可以预计，在不断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兵家韬略的基础上，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军事谋略学必将出现于当代中国(图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