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诗歌词曲·先秦诗

传统文化·诗歌词曲·先秦诗

与词、曲相比，中国的诗歌历史最悠久，成就最辉煌。它兴起得早，且经久不衰，青春长在。

诗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语言产生后不久。《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可见在原始劳动中的劳动号子就是最原始的诗歌，鲁迅将其戏称为“杭育杭育派”(《门外文谈》)。《吕氏春秋 · 古乐》又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可见原始的诗与歌密不可分，都与音乐舞蹈密切相关。但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这些原始诗歌大多已湮灭不传。一些古籍记载的所谓神农、黄帝、尧、舜时代的歌谣，多数经后人润色甚至是伪托之作，但也有个别作品保留了远古时期的原始味道，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弓》曰：“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以简单的节奏表现了从砍伐竹子、制造弹弓，到射出弹丸、击中猎物的狩猎过程。

《诗经》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原名《诗》，因其收录了305篇作品，人们又称它为“诗三百”，后来被儒家尊奉为经典之一，故而称为《诗经》。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诗经》即已编订成书，而其具体作品的产生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孔子曾云：“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 看来孔子对《诗经》的编订有过一定的贡献。

“诗三百”均为配乐演唱的乐歌，主要来源于民间采集和公卿列士的投献，再经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而成。

《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排。这是根据入乐时音乐特点的不同而划分的。《风》，亦称《国风》，共包括15小类，按当时不同地域的诸侯国命名，因而所谓国风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地方乐曲。这一部分共收诗160篇。《雅》即“正”，是指王畿内宫廷贵族所用的标准音乐，它们相对于各地的“土乐”自然要以“正乐”相标榜。其中因又有一些具体的区别，故而又分《小雅》和《大雅》，分别收74篇和31篇。《颂》是祭神祭祖时所用的歌舞曲，是典型的庙堂乐章。三类中以国风和小雅中的部分作品文学成就最高。

《诗经》的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美刺(赞美和讽刺)诗、爱情婚姻诗、农事征役诗、周民族史诗等等，其中尤以前两类成就最高。

美刺诗表现了诗人悯时伤乱、愤世哀民的思想感情，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斗争性。它们或借史讽今：“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大雅· 荡》);或直斥佞臣：“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 · 巷伯》) 甚至直接把奴隶主剥削阶级比成贪婪可憎的大老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魏风·硕鼠》)，对他们的不劳而获发出了愤怒的抗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魏风·伐檀》)

婚恋诗最突出的特点是“各言其情”，无论是“男悦女之词”还是“女惑男之语”，也无论是写青年男女思慕幽会，还是写弃妇的悲伤悔恨，都情真意挚，感人至深。如《诗经》的第一首《周南·关雎》，描写男子对“窈窕淑女”的狂热追求已到了“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地步。又如《郑风·溱洧》，描写男女青年在郊外幽会曰：“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充满了甜蜜和温馨。又如《鄘风·柏舟》，一方面写女子对男子的痴情曰：“之死矢靡它!”一方面又写她对父母干涉的不满曰：“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些描写全从胸中涌出，使人感到中华民族于远古时期，在爱情上曾是相当热烈开朗、真率执着的。

《诗经》在艺术上也有很高成就。

它具有朴素的现实主义特色和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它的创作原则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卷十六)和“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咏歌，各言其伤”(《汉书·食货志》)，因而写的都是眼前事，心中情，朴素自然，真实生动。

它善于使用生动形象的赋比兴手法。朱熹在《诗集传》卷一中解释道：“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其中，赋当然是一切文学最基本的描述手段，而比兴则是构成诗之特色的重要手段。《诗经》用比，得心应手，“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文心雕龙 · 比兴》)。如《卫风·硕人》形容庄姜之美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用了一连串的比喻。兴是为了起兴发咏，故而带有联想、象征、寄寓、烘托、渲染的意味，如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就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鸟儿雌雄的和鸣来起兴，引出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种男女之情的感发，十分生动自然。

诗经在语言句式和篇章结构上也独具特色。在词汇上它多用虚词、语气词、双声叠韵词。在句式上它以四言为主，每句二拍，杂以一、二、三、五、六、七、八言，“短以取劲，长以取妍，疏密错综，最是文章妙境”(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在篇章结构上它常采用联章复沓、回环往复的手法，再加之韵脚和谐，声调铿锵，非常便于入乐，并能产生强烈的音乐美。

凡此种种都对后世的诗歌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尤其是注重现实描写的传统成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流派的源头，更具有深远意义。

如果说《诗经》代表了春秋时期北方诗歌的成就，那么《楚辞》则代表了战国时期南方诗歌的水平。楚有独特的文化。楚文化的特征表现为特重淫祀，巫风独盛，服楚服，操楚语，歌南风，其语言音乐极富地方特色。如果说中原文化是以典重质实为基本精神，那么楚文化则以绚丽浪漫为主要特色。“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黄伯思《校定楚词序》)的楚辞就是产生于楚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新诗体。

《楚辞》的由来亦源远流长。《论语·微子》等书所记的《接舆歌》、《孺子歌》、《越人歌》等，句式参差，音韵清切，句尾多用“兮”字，已具有楚辞的基本形式。然而“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 · 辨骚》)只有经过屈原“自铸伟辞”的天才创造，楚辞才蔚为大国。

在中国诗歌史上，屈原是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离骚》不但是《楚辞》最杰出之作，也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全诗共373句，2 490字。

屈原(前339?～前278?)(图38)名平，字原。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他才高学博，明于治乱，志向远大;但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被楚怀王流放汉北，于是写下了一系列优秀的楚辞作品。

《离骚》在“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史记·屈原列传》)地表现了屈原“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忠而见谤的忧愤情怀，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他的美政理想包括效法前王，向往统一，关切民生，举贤授能，修明法度。如云：“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他一再抒发自己拳拳的爱国之心和忠而见谤的委屈：“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在诗的最后，他写自己决心离开故国而终不忍：“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将爱国之情升华到最高点。他在批判昏君时敢“为前人所不敢言”，以至有人批评他“显暴君过”。他在表现自己人格时，体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如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矣，苟余情其信芳!”

《离骚》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同时，突出了浪漫主义特色，这是它不同于《诗经》之处，从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另一大传统。这主要表现在壮烈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和绚丽的文采上。这在有关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离骚》的比兴手法运用得更为充分、自觉、鲜明。其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等，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王，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无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并为后代的诗歌创作所效仿。《离骚》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语言形式上。骚体句式的加长是对《诗经》四字句式的发展和创新，为以后五七言诗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又对辞赋的出现产生了直接影响。

“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 · 屈原列传》)。屈原的影响远至贾谊、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以至现代的鲁迅、郭沫若，真可谓“其衣被词人，非 一代也!”(《文心雕龙 · 辨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