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只鸟,因为被关在笼子里,并且没有吃,没有喝,它于是愤怒得只是叫跳,急躁得不得了;而后来它就索性沉默,同时也的确很憔悴了。但据说,这是养鸟的人故意给它的一种训练呢,为了使得它明白不自由和饥渴的意义,然后可以唱出好听的歌来的。
不过这种训练法,也有人不同意——有一位心地善良的先生就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虐待罢了,而尤其认为这是对于艺术的一种摧残。所以这位先生,就非常同情鸟儿说:“真是太蠢啦。鸟在这种条件下唱不出好歌来,这能怪鸟的吗?要鸟唱出好歌来,首先得给它自由,同时也要给它吃得饱,喝得够!”
听见这位好心的先生这么说,鸟儿也似乎得到了一种安慰,忽然张开了瞌睡似的眼睛,有些高兴起来了。但不料那位先生又这样说:
“鸟儿也真太骄惰呀。难道一定要有自由,吃得饱,才能唱得出好歌来的么?以前总自由啦,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呀?何况‘诗穷而后工’,太史公受腐刑而作《史记》,但丁被逐而赋《神曲》,杜鹃泣血,夜莺啼饥,一切古来伟大作家哪一个不终生潦倒?我看还是苦头没有吃够,不然,为什么一声不响?……你唱呀,鸟儿,为什么不唱?”
“先生,你的同情,我很感谢;你的责备,我也接受。但先生的话并不等于一碗饭,先生的好意也并不就带来自由呀……请原谅!”鸟儿回答。
“咄咄咄!一开口就是讽刺!满篇愤激的言辞!讽刺和愤激是艺术么?所以,我说近来的文艺是全无可观的了。……何况我是同情者,好心地鼓励你们的,我的态度又客观,超然;而动不动也讽刺起我来,这不是宗派主义在作祟,又是什么!怪不得要把你关起来了,关得没有错!唬,唬,我真要扭掉你这张嘴哪!”虽然那鸟儿早已把眼睛闭回去了,而这位先生还挥着拳头示威了好一会,这才恨恨地走开啦。所以,假使他真有这权力,那么真的会把鸟儿的嘴巴扭掉也说不定呢?
(1947年上海作家书屋《今寓言》)
赏析这是一篇寓言体小品。作者写了一个“好心的爱鸟家,看到鸟主人把鸟囚禁在笼中,用饥饿和禁锢来逼迫鸟唱出主人满意的歌来,便良心发现地为鸟说了几句不平的话,骗得了鸟儿的好感,又成全了自己的“公正不倚”的形象。可是转过脸来便又对着主人大骂鸟的“骄惰”,还有一番“诗穷而后工”的大道理。幸而鸟并未受骗,它内心是明白的:廉价的同情并不能换回鸟儿的自由。这种“同情”一但被揭穿,其“爱鸟家”的虚伪也就暴露无遗了。
作品用隐喻的手法活画出了社会中某一种人的矫情丑态。他们从深心、从骨髓都是趋附反动权势阶级的;为之奔走,也善解主人心意。但是公开的面孔却是公允至当、不偏不倚,使人觉得他似乎有点良心。这两副面孔就使这种人能混迹各种社会场合。我们不必把“好心的爱鸟家”认定是某位具体的人。他可以作为一个类型符号,随我们去进行想象。凡是趋炎附势又貌似公正,偶尔摆出同情受难者,转而又凶相毕现者均是这种“爱鸟家”。这样看来,“好心”和“爱鸟”均是反语。
从“好心的爱鸟家”的神态背后,我们还透视了一个冷酷专制的社会。这个专制的形象就是鸟主人,专制的帮凶就是“爱鸟家”,受害者自然就是鸟。专制的主人特点是禁锢言论自由,用饥饿和强令限制歌唱。唱颂赞专制的歌是可以的,如若不然,便有被“扭掉你这张嘴”的危险。鸟是渴望自由的形象。它虽身处禁锢之中,却不愿为奴隶的地位粉饰。它懂得廉价的同情是欺骗。“诗穷而后工”是冷语。他有能力看破“客观”、“超然”的批评家是黑暗力量的帮凶,是只能用蔑视来对付的。
冯雪峰的寓言是对生活的现象作了哲理性的概括。我们知道,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中国正是专制统治的社会。专制者总是压迫进步文艺,试图将进步文艺全变成他们的御用工具。进步的文化人始终不愿趋附权势。只有一些反动派的帮闲文人大得其势,左右逢源。他们是恶意的批评家,是“乏走狗”,是“二丑”,是旧中国特有的产物。冯雪峰看到的这类人很多,他愿用这种寓言体惟妙惟肖地再现社会中丑类的灵魂和形象,以便让作品成为一面照妖镜,使世代的同类在镜前原形毕露,这是站在很高的角度透视生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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