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楼春》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玉楼春》小说简介|剧情介绍|鉴赏

龙邱白云道人编辑，四卷二十四回; 成书年代不详，似为清代前期作品; 存啸花轩刊十二回本，焕文堂刊本，恒谦堂刊本，后两种刊本均题 “晚翠堂批评”。

本书叙述唐代宗年间，京都城外集贤村书香世家子弟邵卞嘉，淡漠功名，热衷于饮酒作诗、扶贫济困、广交朋友，人称“小孟尝”。时逢春日，邵卞嘉与友人至郊外赴“扑蝶会”，河北书生卢杞途经此地应邀赴会。卢杞容貌丑陋，且无诗才，遂遭众人哂笑; 卢杞认为邵卞嘉有意讥讽他，遂愤然离去。江西建昌府麻姑山相士李偓善卜吉凶，人称“玉口神”。李偓与饶州施弘德父子进京卖货，途中施氏父子货物被强贼抢劫; 邵卞嘉救助施氏父子，并设计破案，使强贼落网，施氏父子感恩戴德。邵卞嘉有子名十洲，少年英才; 邵卞嘉携十洲进京赴试，与李偓相遇。李偓预言邵十洲将高中榜首，但邵家将有灾祸，邵氏父子应分离十六年方可避免灭顶之灾; 虽遭此难，但邵家当有三代荣华，十洲将有奇特姻缘。李偓授锦囊于邵氏父子，以备届时拆阅。邵十洲试毕果中解元，此时卢杞已居相位，得知十洲乃邵卞嘉之子，遂欲报昔日蒙羞之仇。卢杞上本诬陷邵卞嘉、李偓结党潜伏，充任外藩耳目，意欲作乱。皇帝下令缉捕邵、李等人，邵卞嘉已遵李偓之嘱举家赴淮安府避难。淮安知府乐为善本是邵卞嘉之盟兄，为救卞嘉脱险，毅然弃官与卞嘉按照李偓锦囊之计赴焦山。邵卞嘉等在焦山与李偓重逢，李偓将卞嘉等送至饶州施弘德处暂避，又作法将男扮女装的邵十洲送至常州。

邵十洲易名“文新”，拆阅李偓锦囊之计后至嘉兴福善庵避难。致仕黄尚书之女玉娘随母亲入庵烧香，深爱文新之诗才，便接文新回府为伴。文新将署名“邵十洲”所作之诗集向玉娘及其婢女翠楼展示，玉娘对十洲诗作十分钦佩。文新向玉娘主婢言明真相，三人私合。玉娘表妹霍春晖亦喜文新诗才，请其至府中作客; 春晖之父兵部尚书霍达因邵卞嘉案牵累，被捕押解入京。途中，霍达梦知文新即十洲，遂将春晖许配文新，文新和春晖在舟中成婚。霍达病亡，文新和春晖奉旨与霍夫人往潮州居住。十洲离家不归，玉娘、翠楼后各生一子，处境艰难;高知县保护十洲二子，将二子接入县衙抚养，并为之取名为高邵才、高邵学。春晖在潮州亦生一子，名霍继祖。多年后，文新思念父母及玉娘、翠楼，遂外出寻访; 途径南昌青莲庵却被众尼僧留居，文新拆阅李偓所赠锦囊，得知将在此庵滞留九年，遂与众淫尼尽情淫乱。后文新获救脱离孽海，此时卢杞已遭贬而亡。文新按李偓锦囊之计易名入京参加会试，与邵才、邵学、继祖同登金榜，却不知原为父子。沿海倭寇、海盗骚扰，文新奉旨任江南四省都御史抗击倭寇。文新在金山重逢李偓，在镇江与双亲相会，至嘉兴与玉、楼、春团聚，与三子相认。文新在李偓鼎力相助下大破倭寇，奉旨恢复本名。邵十洲富贵两全，随李偓仙游后返家与三妻共享荣华。

《玉楼春》以邵卞嘉一家的悲欢离合为结构框架，以邵十洲的恋情、婚姻为叙事主线，展示了封建社会中权奸横行，民众水深火热的黑暗状况。

作者对权奸当道的腐败政治予以无情地抨击。小说中无德寡才的河北书生卢杞心胸狭隘而又十分自负，对邵卞嘉多年前的误解却成为他身居宰相官职后实施报复的动机; 卢杞不能容忍邵卞嘉之子考中解元，遂假公济私，诬陷邵卞嘉等企图谋反，以致邵卞嘉携家远避，骨肉分离。作者笔下的邵卞嘉风流多才、漠视功名而又常常扶危济困，与卢杞的奸恶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的用意十分明显：在当时的腐败统治下，邵卞嘉式的德才兼备的贤达之士报国无门，只能纵情诗酒、超然世外，以独善其身; 而卢杞式的无德寡才的卑鄙之徒却能够升官发财、飞黄腾达，占据国家要津。这样，作者在客观上亦把笔锋指向了封建皇帝： 卢杞之辈得到重用，得逞虎狼之威，无疑是皇帝昏聩所致。正是因为皇帝的昏庸，仅凭卢杞的谎言即下令逮捕无辜者，所以，卢杞方能有恃无恐，行文各地官府追捕邵卞嘉。正是因为皇帝的昏庸，卢杞方能把持朝政，专横残暴，先将忠正老臣、兵部尚书霍达押解入京，以致霍达病亡途中，抛下孤妻寡女; 后又将敢于上本弹劾其罪行的高知县削职为民，遣返原籍。正是因为皇帝昏庸，方使卢杞等奸佞当道，邵卞嘉冤沉苦海，无可申诉，只能颠沛流离，四处避难，骨肉离散竟达十六年。作者在描写卢杞飞扬跋扈、作恶多端的同时，也描写了在权奸淫威下的不肯屈服者： 淮安知府乐为善为救邵卞嘉，宁愿弃官而去; 兵部尚书霍达因邵案牵累，大难临头之际，仍将女儿许配邵十洲为妻，却决不出卖善良之后; 高知县抚养邵十洲两子，教其读书，并参劾卢杞，被削职为民亦无所畏惧。作者用钦佩、赞赏的态度刻画了这几位清正官吏的形象，意在褒扬忠正、针砭奸恶。

作者把宰相卢杞作为黑暗统治的代表人物来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状况; 但作者将卢杞的罪恶归咎于其个人品格的卑劣，则明显表现出作者的传统政治观念。以儒家政治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政治观念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主张“内圣外王”，遂有“修齐治平”之论;但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因素，则是这种传统政治观念的重大缺陷。卢杞道德品质低劣确是其行凶作恶的原因之一，但正是封建专制制度为卢杞式的人物提供了政治舞台，使其人性中的邪恶部分得以恶性膨胀。正是后一种因素使书生卢杞成为奸相卢杞，使品德高尚的邵卞嘉亦难以避免不幸的遭遇。因此，对历史进程及历史人物，不应仅仅作道德评价。作者对皇帝的昏庸有所触及，但作者并未直接抨击皇帝的罪恶，这主要不是作者为避免政治迫害而采用的曲笔，而是基于作者的基本政治立场; 皇帝是好皇帝，只是被奸臣所蒙蔽。这一点，在小说的结尾表现得最为清晰。揭示作者的思想局限，并非欲苛求古人，因为历史的局限毕竟难以超越;指出这一局限的目的，意在提醒读者这种政治观念在古代小说中十分普遍，以忠奸相争为题材的小说尤其突出; 因为这种政治观念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曾长期影响着民众的思想，且深入人心。

作者表现黑暗的社会现实状况时的心态是复杂和微妙的，需仔细甄别。作者将邵卞嘉一家的不幸遭遇归之于宿命，并塑造了一个神秘莫测、神机妙算的麻姑山相士李偓的形象。李偓预知邵家将骨肉分离之祸，遂惠赐锦囊数个，令邵氏一家依绵囊妙计行事。于是，每到关键时刻，邵家父子拆阅锦囊之计便可度过难关; 邵家父子遇险时，李偓又往往蓦然出现，助邵家父子化险为夷; 甚至最后邵十洲率官军抗倭，也需这位神异相士鼎力相助，方能取胜。这种描写，把普通人的悲惨遭遇变成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力量使然，使作品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抨击大为减色，并令读者因作品中的这种怪异色彩而迷惑。但是从作者的这种精心设计的情节中，又可透视其隐秘的心态： 作者对遭受不幸的普通人虽深切同情，但又感到无可奈何;对社会中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搏斗缺乏信心，甚至不无失望之情。的确，在封建王朝尚未衰败之际，罪恶的力量相对强大，正义的力量相对弱小，普通民众的反抗亦收效甚微。因此，作者借助神秘力量为蒙冤者伸张正义，为反抗者壮大声色，给遭受迫害而无力反抗者以安慰，给无恶不做者以警示。作者亦深知乞求神秘力量的护佑毕竟是虚幻的，这种描写只能表达一种强烈的、善良的愿望，因之对李偓的形象塑造也是有分寸的： 李虽神机妙算，但只能指导邵氏父子如何躲避迫害，而不能使邵氏父子免遭骨偓肉分离之苦难; 李偓虽有法术，却不敢与奸相卢杞正面冲突，只是在危险关头救助邵氏父子。作者的这种颇有分寸的描写，无疑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清醒认识。

《玉楼春》的主要情节是邵十洲与玉娘、翠楼、春晖的恋情和婚姻生活。邵十洲易名改扮女装避难，与玉娘、翠楼一见钟情，私结情好，是当时青年男女相恋情形的一种真实写照。在封建社会中，玉娘式的少女被传统伦理道德禁闭在深闺之内，她们极少接触异性，“一见钟情”遂成为少男少女的普遍恋爱方式，这在古代戏曲、小说中屡有演叙。玉娘、翠楼与邵十洲私自结合，无疑是一种大胆的背叛行为，而在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和幸福而向传统伦理道德挑战时，青年女子所要承担的压力更加沉重。玉娘和翠楼的形象又与其他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不同，她们不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而且敢于为此付出代价、经受生活的磨折。邵十洲与霍公共赴家难，玉娘和翠楼各生一子，这使她们陷入巨大的困境之中。玉娘和翠楼面临的危险可想而知，几经周折，玉娘和翠楼之子被高知县收养，二女方免悲剧结局。玉娘和翠楼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在当时又是极为少有的，这实在也是作者的同情之笔。

邵十洲与玉娘、翠楼的结合具有某种浪漫色彩，但十洲与春晖的结合则是在患难之中、危急之时，所有的是更多的伤感与沉重的责任。春晖与十洲亦属一见钟情，但霍家的灭顶之灾却成全了这对有情人。春晖的婚姻既是自己的选择，又是由其父作主，虽然她与十洲成为患难夫妻，但没有遭到传统伦理道德的巨大压力。春晖虽遭家难，但有邵十洲的强力支撑和感情抚慰，她仍然是幸福的。相比之下，玉娘和翠楼则面对强大的封建礼教，独自默默地抗争，她们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果敢与坚韧，也就更加令人钦佩。

作者是把邵十洲作为风流才子的形象塑造的。作者将邵十洲与玉、楼、春的恋情和婚姻视为奇异姻缘，而把邵十洲在青莲庵与众尼僧淫荡九年之事，视为风流韵事。小说第十六回用全部篇幅描写邵十洲与尼僧的淫情，其间颇有秽笔。作者称邵十洲有九年花魂债要偿还，邵十洲的狂荡行为是为了教训众淫尼。这显系作者为掩饰其鄙俗的审美趣味而设的托辞。作者将爱情与淫情混为一谈，使邵十洲成为一个沾花惹草、放浪形骸的花花公子的形象，并认为这就是风流才子的品性。这种描写，既使得玉、楼、春三位女子的形象遭到亵渎，又使得小说前半部塑造的多才痴情的书生形象遭到破坏，因而最终否定了这几位青年男女为追求爱情与幸福所做的种种努力、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者对邵十洲形象的塑造是失败的，这与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庸俗情趣有着直接关联。

《玉楼春》属“才子佳人”类小说，但其中又类杂有忠奸相争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神仙怪异色彩。小说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状况及风土人情有所表现，具有某种认识价值。本书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叙事写人也较生动; 但小说在艺术上缺乏创意，未脱“才子佳人”小说格套，虽显系《金瓶梅》之仿作，但不仅思想价值和艺术水平难望其项背，而且与同类小说如《雪月梅》等书相比，亦大为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