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孝道的批判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儒家思想在中国已失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思想文化方面，各种流派、学说相当驳杂，彼此消长，就知识分子个人而言，也有思想观念上的发展、变化、前进、退缩等多种表现。例如梁启超，他对孔教儒学的认识和评判，各个时期都有所不同。对于传统孝道，晚期的梁启超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认同。而极端保守者则鼓噪“孔教运动”，意欲恢复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上的统治地位。
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则接受了西方输入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对旧传统采取普遍怀疑和彻底决绝的态度。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当时反孔的勇士。陈独秀宣称：“对此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攻破孔教，“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李大钊也说：“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吾人为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企于自然进化之程，少加以人为之力，冀其迅速蜕演，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他们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批判是全面出击的。若论对传统孝道的批判，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总体批判时有所涉及，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亦是名篇，胡适也有对孝道流弊的指斥，但“非孝”火力最集中、猛烈者当推吴虞。
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一清道夫”、“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陆续发表了多篇激烈反孔批儒的文章。他首先抓住儒家思想体系中“孝”的观念，作为进攻的突破口，并由此推论开去，层层进展，颇为锐利。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归结道：“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先，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他又分析了孝与忠的比附，“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
吴虞又深入论述了孝、忠、礼、刑的关系，概言之：忠由孝而产生，忠是孝的反射，“他们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倡礼之后，复继以刑，《孝经·五刑章》有“子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语，“这因为以礼教孝，有时而穷，又拿刑来补助礼的不足，孝与礼相表里，礼又与刑相表里了”。吴虞把孝道与家族制度、君主专制政体连在一起进行批判，这是直戳腹心的进攻，他的认识是：“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柱石，则主体堕地。”
吴虞对《孝经》、孝道所做的猛烈攻击，可以说是空前的。海外学者韦政通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时，虽然站在“新儒家”的立场上，但仍然肯定了吴虞等人“非孝”言论的积极意义：“吴虞对家族制度相关的问题，探讨虽不深入，但他攻击家族制度的辟孝的言论，对当时新知识分子要求的个人或个性的解放，产生很有力的影响。个人或个性的解放，乃新文化运动很重要的节目，……像中国如此重视传统，又生活在重重权威下的民族，如果没有这一步解放，很难把国人的潜能激发出来。《新青年》在这一点上有不世之功。”当然，吴虞的“非孝”言论，在今天看来，也有将传统孝道约简化、侧重于行动层次上的批判、未能做文化系统的细致考辨，因而显出“矫枉过正”的偏激。
当代国学宗师、先师六庵夫子黄寿祺先生曾指出：“故帝王言孝，总关政治用心，或寓欺世之诈伪；人民敬孝，每出天伦情性，诚为人类之美德矣！”把传统孝道一概推倒、丢弃的做法，是轻率而不可取的。
另外，吴虞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者行列，对《孝经》、孝论、孝道进行批判，但他所凭借的思想来源比较驳杂，对以“孝”为核心的儒家社会伦理和家庭伦理表现出相当大的摧毁力量的同时，缺少建设性主张。吴虞曾说：“或曰：子既不主张孔氏孝弟之义，当以何说代之？应之曰：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六亲苟和，孝慈无用。余将以 ‘和’字代之，既无分别之见，尤合平等之规。”但“和”的内涵如何界说，以“和”代孝又如何实行等实质问题，吴虞并无具体说法，后来也只是笼统地提出：“我的意思，以为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 ‘人’的路上走。从前讲孝的说法，应该改正。”这一点，也是吴虞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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