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古代田园诗人陶潜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掌故颇为熟悉，还是喜欢信手翻阅《晋书》《宋书》的《陶潜传》。
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祖茂，武昌太守。史称其“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陶潜曾经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
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必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性情中人陶潜曾多次弃官不做，“以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在彭泽令任上，发生了陶潜人生中最有名的一次挂冠抉择：
郡遣督邮至，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义熙二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
这次挂冠使陶潜青史留名，“不为五斗米折腰”从此广为流传。后来，朝廷又请他出来做官，“征著作郎，不就”。
还是应该复述一下陶潜的《归去来》赋，以期加深对陶潜当时心境的认知和理解：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觚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而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而流憩，时翘首而遐观。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暮，将有事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而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为保持人格尊严而不惜抛弃官帽子的陶潜争得了自由，隐居生活使他享受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却无法摆脱隐士生活的困顿艰辛。元嘉三年，六十二岁的陶潜体弱多病，又逢灾年，为了生活，不得不向人乞食，并写了一首著名的诗《乞食》：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
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
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是诗既写状了陶潜晚年生活贫困，反映了他朴拙直率的个性，同时也表现出了他求仁得仁无怨无悔的心境。此后，人们纷纷围绕陶潜的《乞食》诗见仁见智：有人以此来证明陶潜的极度贫困，有人则批评陶潜辞官为不智，唐代诗人王维即持后一种观点。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评论说：“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在甘愿做官场寄生虫的王维看来，陶潜当年因为不愿为五斗米向区区一介督邮折腰，遂解印绶弃官隐居，到后来却因为生活艰难而一再向人乞食，屡乞而多惭，是为不懂得“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人生哲理。“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这一断语，道出了官迷王维对陶潜气节志向的不屑，也道出了他自己恋栈官场的心理根源。明眼人一望即知，王维如此贬抑陶潜的人生价值取向，意在为自己留恋官场开脱，根本不足挂齿。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因对先哲陶潜仰慕之至，便对陶潜的《乞食》诗做出了自己的诠释：“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声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苏轼《书渊明乞食诗后》）在《书李简夫诗集后》，苏东坡再次高度评价陶潜宁可弃官也不肯折腰的抉择：“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宁可弃官不做也要保持人格尊严，陶潜并非第一人。早在陶潜之前，西汉末年的名士逢萌便有过挂冠之举。《后汉书·逸民列传》云：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候迎拜谒，既而掷楯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经》。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于辽东。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刘备也有过一次鞭打督邮弃官不做之举：
“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弃官亡命。”
裴松之援引《典略》作注曰：
其后州郡被诏书，其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之，备疑在遣中。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著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求哀，乃释去之。
罗贯中在《三国演义》有意刘冠张戴，把鞭打督邮一事记在了张飞的名下。
到县未及数月，朝廷降诏，凡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玄德疑在遣中。适督邮行部至县，玄德出郭迎接，见督邮施礼。督邮坐于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关、张二公俱怒。及到馆驿，督邮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阶下。良久，督邮问曰：“刘县尉是何出身？”玄德曰：“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自涿郡剿戮黄巾，大小三十余战，颇有微功，因得除今职。”督邮大喝曰：“汝诈称皇亲，虚报功绩！目今朝廷降诏，正要沙汰这等滥官污吏！”玄德喏喏连声而退，归到县中，与县吏商议。吏曰：“督邮作威，无非要贿赂耳。”玄德曰：“我与民秋毫无犯，那得财物与他？”次日，督邮先提县吏去，勒令指称县尉害民。玄德几番自往求免，俱被门役阻住，不肯放参。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见五六十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逼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旁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
梁孝元帝萧绎所撰之《金楼子》中，也记载了一个与逢萌、刘备、陶潜相似的典故：
楚国龚舍初随楚王朝，宿未央宫，见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萦罗网，有虫触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叹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网罗也，岂可淹岁。”于是挂冠而退。时人笑之，谓舍为蜘蛛之隐。
比较起来，龚舍挂冠乃是因为触景生情而感悟所致，逢萌、刘备和陶潜的挂冠颇多类同，主要是因为维护人格尊严情怀所致。逢萌所言“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陶潜所言“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皆传神般地说明了他们为何要挂冠归隐。当然，就逢萌见微知著、由王莽杀子而预感到天下必将大乱的政治敏感性而言，则要明显地高出陶潜一筹。
“富与贵，是人之所愿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贪恋富贵的名利客看来，陶潜因为不肯为督邮折腰而挂冠归隐，因小而失大，实在是不明智的选择。唐代诗人王维的观点可谓是这种心态的直白表露。“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这种思维定式，典型地说明了何为世俗之见。正是因为王维者流抱定了追逐富贵巴结权贵的庸俗陋见，故而才在权贵者面前卑躬屈膝、以耻为荣、自甘堕落。翻看史书，这类卑鄙龌龊的言行比比皆是，令人恶心。
掩卷深思，似有所悟：旧官场之为官场，自有其独特的生存之道。透过“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一语可知，志向高洁的陶潜显然不适应旧官场的生存法则。因此对他来说，毅然决然地选择退出那个污浊不堪的是非之地，如同先秦时的庄子不愿做官，而宁愿“曳尾于涂中”一样，实属值得大加称赞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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