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对那些能到寂静神山，并在山洞、茅棚里安住静修的修行人非常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摆脱俗务缠身，去过那种清净而没有烦恼的生活呀！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涤荡尽所有的俗情琐事，专一修持，这应该是每一个真正的修道人都该过上的一种正常、正当的生活。每次来到人山人海的环境中，我就不由自主地要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担心、难过。我眼见许多年轻人，整天把大好时光都浪费在茶馆里，就好像这世上已没有任何值得他们去干的事一样。刚刚才走上社会就已老气横秋，终日以喝茶、聊天来打发生命，这样的生存该是多么让人痛心与无奈啊！
当我把目光再回转到学佛者的身上时，也常常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们总算给人生确立了一个最崇高、最伟大的目标。但与此同时，很多学佛者的见解又非完全是正见。在这种不正见解的误导下，他们往往一遇挫折就开始怨天尤人，甚至怨佛怨菩萨。这就是我最担忧的一点。
我要告诉这些人：佛陀的慈悲护念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学佛过程中碰到的违缘，可能恰恰是在佛法的妙力催化下，让前世的业障以最轻微的方式显现而已。我们绝对不能在此时退失信心，反而应该为即将报尽前世之恶因而感到高兴。与烦恼、痛苦、疾病、灾难等一切业力进行斗争时，都应该抱有这么一种态度：以坚定的心紧紧依靠佛法；以感恩的心对待前世的冤家；以平淡的心空掉所有障难。
来自浙江金华的叶景蕴老师就以这么一颗坚定而豁达的心，在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坚持走到了现在。以佛法为支撑的她，从未退失过对因果正见的信心，这一点让我很是敬佩。
如果你现在也正遭受所谓命运折磨的话，请对照一下叶景蕴老师，然后再扪心自问一下，你对上师三宝的信心会不会因困难而动摇。
1935年，我出生在旧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是留学日本的电机工程师，在武汉工作。母亲精通四书五经，并擅长书法。那时我们全家在武汉的生活过得相当美满，因父亲收入不菲，有了可靠而稳定的收入，母亲就专一在家带我们几个孩子。
不过世事无常，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彻底打破了我们一家阖家团圆的美梦。那年冬天正值祖母欲过七十大寿，母亲就带我们到上海做祝寿的准备。没想到这次离开武汉温暖的家竟成为永远的诀别——我们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后，正值“八一三”战争爆发，战乱阻隔，音讯全无，我们就滞留在了上海。后来上海沦陷，我们就更回不了武汉了。而父亲则随厂迁到重庆，武汉的家就这样彻底荒废了。父亲在重庆日日为祖母和我们在沦陷区的安全担忧，后来通过他的朋友我们才得知，他那时几乎夜夜失眠，担心我们的遭遇，担心我们的生活，以致最终抑郁成疾，不治而死。想不到重庆竟成了父亲最终客死异乡之地，尸骨都无法运回家乡。
父亲死后，在颠沛流离中渐渐长大的我，慢慢体会到了母亲的坚强与伟大。记得很久以前曾听母亲讲过，她是在保姆的启蒙下开始信佛的，因而从小就乐观豁达。母亲独自一人支撑起我们在上海一家老少的全部生活，她凭着她的学问和书法技艺到处当家庭教师、做秘书、为别人写对联扇面……全靠她一人的劳苦奔波，我们终于得以熬过艰苦的战争岁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她的学生举荐，她在津浦铁路局找到了一份工作，1947年又到上海工务局工作，1959年退休，1990年去世。
纵观母亲一生，她留给我最大的财富便是教会了我念佛。由于从小就生长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里，加之身体本来就不好，母亲便带着我一起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以求仗佛菩萨之神力帮我渡过困厄。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接受佛菩萨的存在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祖父虔诚信佛，他不但世间学问好，更热衷于钻研佛理，且一生茹素，还经常到上海功德林素食处参加研讨。在他的影响下，伯父、姑妈也全都信佛，现在又加上母亲的耳濡目染，所以学佛当然也就成为了我的“遗传种姓”。
解放初期，我高中毕业后就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5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金华教书。我一直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在工作中我也总能以宽厚之心待人，不计较个人恩怨。在尽全力与所能把学生教好的过程中，我一直用佛教的“上报四重恩”的感恩原则对待我的工作，因而我也很少因工作产生过烦恼，我总觉得这是我为众生该尽的义务。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太负佛恩浩荡与众生的养育之恩了，也对不起死在战乱中的父亲与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母亲。
不过可能是由于前世孽缘吧，尽管我一生行持佛法，但坎坷、痛苦、磨难总是伴随着我的一生。如果是一个不信佛的人，那他可能会把这些都归之于“天命”；即或是一个信佛的人，如果他道心不坚、见解不正的话，可能在面对我所遭遇过的这些挫折时，也会对佛法生起邪见，认为佛法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益。对此，我倒是常常想起《金刚经》里的一句话：“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平静地接受一切在外人看来所谓命运对我的“不公”，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铁定的因果律在我身上不移的作用，我只有承担下来，并不断用佛陀的教言去力争早日跨越它们。我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经由苦难之舟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果。
1960年，我们夫妇生下一个女儿，但她带有先天残疾，身体很弱，三天两头得病，动不动就要往医院跑。她自己受尽了针药之苦，我们夫妇也终日不得闲。那时每每把她从医院接回来后，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四目相对，唯有辛酸弥漫整个空间。若不是佛法给我的一点精神支柱，恐怕我早就在别人的歧视目光中、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彻底崩溃了。女儿的性格非常温顺，讨人喜欢。她自己也很懂事，尽量不拖累他人。尽管动过三次大手术，不过凭着她的顽强努力，在读完高中后，她还是取得了浙江电大英语专业的毕业证书。可惜的是，在她拿到证书刚刚工作一年之后，1982年的元宵之际，以二十二岁的如花年龄，她竟先于我们撒手归西了。
那时我已年届五十，老来丧女应该是人生最大的悲痛与无奈吧。不过受佛法熏陶的我，在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中已渐渐看穿了一些世事表象：武汉的家被毁，可说是人生无常、缘起缘灭、性空无自性的一个尽管让人难过但又无可回避的例证；女儿的离世，恰恰说明人身的不可靠与脆弱——一口气上不来就成了尸体。她这辈子生活了二十几年，没有一天是快乐、自在的，每天都要与痛苦做斗争，经历的磨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这只能归之于她自己，还有我们过去世种下的恶因，否则就不会感召这样的恶果。对她来说，受尽了苦难后丢掉这身臭皮囊，也应该算是一种解脱吧。愿她能在我们日日念诵的阿弥陀佛圣号声中找到自己最好的归宿。
随后的岁月中，我决心更要努力学佛。以前也念佛，但基本上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退休后，我决心要深入经藏了，因为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佛学知识的贫乏。这种贫乏让我不但解决不了自己的疑惑，更不可能帮助到周围那些生活在困难、痛苦、麻木、造孽状态中的人。而且生命已度过大半，对我来说，现在的状态真是如少水鱼，再在世海里沉浮究有何乐呢？每天看着夕阳落在青山的那一面，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又是一天过去了啊！
学了几部大乘经论，看了一些大善知识的文章后，更加坚定了我发菩提心、修六度万行的决心。我觉得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地步，那就一定要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否则，所有的为善之举都不可能长远、广大，针对一切众生。既然因果可以解释得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境界，那就在日常的行持中去注意培养点滴的善因，努力戒掉一切的恶习吧。要不然，这贪嗔痴的恶因一旦种下，等将来它们以利滚利的方式成倍增长时，吞下这恶果的不会是别人，还得是你自己。我个人认为，去除我执的习气是修行过程中最难过的一关，但又是息灭贪嗔痴最重要的一环。当你真的看破一切、放下万缘时，还有什么可供你生贪、生嗔的对境呢？“你”都没有了，“你”的恶习又从何得生呢？
我的坎坷人生路让我比一些死死陷在“五欲”的泥淖里、被“五毒”熏心的人要清醒一点。“爱不重不生娑婆，欲不除不生极乐。”这“爱”“欲”二字正是我们痛苦的根源：我们因爱而生贪，因欲而生烦恼；因爱而有离愁别恨、生死情缘，因欲而有颠倒错乱、丧身失命。如果能以慈悲对待所有众生，则又哪来个人恩怨？如果能以智慧放任旷达于世事人情中，则又哪里会有烦恼、悲苦呢？
我不知道我前方的路还有多远，但我相信：有佛法在心，这解脱生死之事就一定能成办！
对叶景蕴老师而言，她的人生旅途充满了漂泊不定：从武汉到上海，又从上海到金华。年龄虽已过花甲，但从她在电话里的声音与语气听来，她应该是非常精神且充满活力的，言谈之中处处可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屈的顽强气质与禀赋。其实她的经历还有许多感人之处，限于篇幅，只好忍痛割爱了。况且我今天也正巧要处理许多事情。等以后因缘会聚时，我一定再向大家广述她有意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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