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建不拔 善抱不脱——孙叔敖·萧何·诸葛亮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善建不拔 善抱不脱

——孙叔敖·萧何·诸葛亮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萧何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相国,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三人皆是古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世之臣”。有句老话叫做“英雄所见略同”,翻阅史籍关于上述三位“名世之臣”的记载,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时代,服侍不同的君王,处理不同的国事,但在处理身后之事、为子孙后代谋福祉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孙叔敖,姓蔿,名敖,字孙叔。2600多年前,楚国贵族蒍贾遭陷害,其子蒍敖随母亲避难于期思(今河南省淮滨县),改名孙叔敖。少年孙叔敖出游时,做过一件积德之事:

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孙叔敖做了楚国令尹以后,注重民生,兴修水利,推行了多项善政,颇受人民拥戴。《列子·说符》记载了孙叔敖和狐丘丈人一段颇含哲理的对话:

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孙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问何谓三利?何谓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此之谓也。”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

孙叔敖对狐丘丈人所阐述的居处高位避免三怨的对策,被后人称之为“为相三方”,充分表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韩非子·喻老篇》中记载了孙叔敖如何对待楚王对他封赏土地之事:

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绝。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孙叔敖之谓也。

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辑入了孙叔敖临终前对儿子的教诲: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若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智囊全集·上智部·远犹》)

《韩非子·喻老篇》和《智囊全集·上智部·远犹》所叙述的时间段不同,所反映的孙叔敖的思想却是一致的。作为楚国居功至伟的令尹,如果想索要大片肥沃的封地并非难事,但孙叔敖并没有这样做,在楚王封给他肥沃的河雍之地时,却做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不论是孙叔敖自己不接受楚王封赏给他的肥沃的土地,而请求赏赐沙石之处的汉间之地,还是在临死前告诫儿子不可接受楚王赏赐的富饶封地,而请求楚王赏赐没人肯要的贫瘠之地寝丘,目的都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长久地保有封地。贫瘠之地当然不如肥沃的土地,但由于没有人看上那块贫瘠的土地,反而不至于很快被人抢夺走。不待说,孙叔敖临终前的这个遗嘱和选择,充分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深谋远虑。

如果说孙叔敖的抉择是出于自我觉悟,那么,西汉初期开国相国萧何与孙叔敖类似的最后抉择,则是缘于高祖刘邦的不断敲打。

萧何,沛丰人,和刘邦是布衣之交。随同刘邦起义后协助汉王“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成为汉初三杰之一。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大封功臣,萧何雄居第一。

对于萧何的成功,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中如是评价道:

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司马迁认为萧何的成功主要在于跟对了人,“得附骥尾,而致千里”,沾了刘邦这位真龙天子的光。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所言不无道理。如果没有刘邦在前面引路,为人循规蹈矩的萧何能否走上造反的道路确实很难说。如果没有刘邦这位同乡,萧何也许会运用自己的智力,在动荡不已的乱世中尽量寻找平静,而不会冒杀头的风险走造反之路。

萧何能够在乱世中脱颖而出,除跟对了人而外,还在于他做了不少堪称高明的大事。一是在刘邦军队进入咸阳后无暇他顾,立即前往秦朝丞相、御史、太尉的官署中,把所有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全都收到军营中妥善保管起来;二是夜下追韩信,为刘邦追回了韩信这位不世出的帅才;三是在辅佐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立下了“万世之功”;四是在刘邦“约法三章”的基础上,根据百姓愿望,革除暴秦的苛刑峻法,主持制定了以汉律九章为标志的律法规章,为汉朝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提供了保障。

尽管萧何对刘邦忠心耿耿且功勋卓著,但刘邦却对功高震主深受百姓爱戴的相国萧何抱有戒心。早在楚汉对峙形势异常严峻之时,刘邦便对坐镇关中的实权派萧何放心不下,一再派人到后方慰问萧何。萧何意识到刘邦对自己心有疑虑,于是采纳谋士鲍生的建议,把自己的兄弟子侄中能够打仗的都派到了前线。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率军前去和陈豨的叛军作战,萧何协助太后吕雉在未央宫诱杀了企图谋反的韩信。刘邦派遣使者回长安拜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并命令加派五百人组成的卫队护卫相国府。前秦遗老召平见状,马上提醒萧何注意这个危险的信号。于是萧何辞了封赏,并把自己的全部家私拿出来赞助军队平叛。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黥布叛乱,刘邦率军前去征讨。其间,刘邦多次派人回京询问相国做什么。当萧何打算按照以往的经验把家财拿出来劳军时,一个旁观者提醒他说:皇上之所以一再派人回来打听您在做什么,是他担心您会利用威望动摇关中。您需要做些玷污自己清誉的事情,使皇上放心。于是,萧何忍痛自毁名节,干了许多有悖自己良心的事体。刘邦平叛回到长安时,遇到百姓拦路状告相国低价强行收买民田房屋数千万,刘邦不怒反喜,把状子交给萧何,让他自己处理。萧何见刘邦高兴,趁机为民请命,请求允许百姓耕作上林苑空闲的土地。刘邦勃然大怒,下令将萧何关进了监狱。后经人劝谏,刘邦又把萧何从监狱中放了出来,继续担任相国。

经过刘邦多次修理敲打,萧何终于大彻大悟,一切以皇上的意志为意志。正所谓“一窍通百窍通”,政治上的豁然开悟使萧何明白了治家之道。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萧何的这一治家格言,和春秋时的孙叔敖如出一辙。同样的选择出于同样的考量,却又有主动和被动的分别。

和孙叔敖、萧何相比,诸葛亮在百姓中的知名度更高,更受人们景仰。从“三顾茅庐”、“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智算华容道”、“三气周瑜”、“巧布八阵图”到“刘备托孤”、“七擒孟获”、“前后出师表”、“挥泪斩马谡”,到“木牛流马”、“六出祁山”,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是忠诚的楷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早已成了他的传世名片。这里不去谈论他的忠诚,也不去谈论他的功绩,只是想透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来认识他的治家理念。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诸葛亮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后主刘禅的表文中说这番话的,是他对蜀国无限忠诚的自我表白。为了不辜负先主刘备的寄托和后主刘禅的重望,诸葛亮克勤克俭,忠于职守,“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留给子孙们的,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作为封建时代的丞相,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堪与古人孙叔敖、萧何相媲美。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痴迷于富贵梦而不肯醒来,为了让自己的后人常保富贵,他们不惜滥用手中的权力,不遗余力地索取,贪桩枉法、行贿受贿,任何卑鄙龌龊的事体都能做得出来。然而,尽管他们留下了万贯家财,留下了肥沃的田产,留下了无数金银财宝,却无法保证让子孙们永远占有和享用,有的是现世报,有的留传不过一两代。正如《红楼梦》“好了歌解注”所云: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透过无数历史教训,来看待先贤孙叔敖、萧何、诸葛亮在治家问题上不同流俗的人生选项,才有可能理解他们为何给子孙后代留薄田,才有可能真正领会人生哲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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