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轻叹怀才不遇
任何时代都有的现象
不要轻言“怀才不遇”
要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怀才不遇”,一句旧式知识分子最喜好挂在嘴边的成语,至今仍口传心授。对此当如何看待,见仁见智。报载,某大学教授上街卖葱油大饼,打了条横幅。对此举,赞叹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许多在官场中“打拼一生”终无所获的人,见此情形,多怀恻隐之心,喜好以“怀才不遇”论之,嘲之。
以史观之,此种观点其实不一定然。倘若自视有才,想为国家民族干一番惊天动地之事业,务须考虑以下一些因素。
自己之才是否社会所需之才。中国人对才的解释很狭窄。古时,能背几句“子曰诗云”,即兴凑出几首四言八句,就被认为有才;今天,许多人总以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理化”学得好就是有才。而在实际生活中,“才”用错了地方,也就不是社会所需之才。比如在官场,官员是从事社会管理的,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规律。一个科学家未必能成为一个好官员,却非要被逼着,用政策“诱着”其去做官,这样往往会弄巧成拙,适得其反。有段时间,一些地方为体现“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竞相将一些教授、医生、科研人员推上“领导岗位”,其苦果很快结出:有时是误了事——干不成事;有时是误了人——误了那些“专家学者”的前程。更大方面讲,有时更是误了地——误了当地“发展”。报载,某医学专家做了几年“省部级”官员后,坚决要求回到手术台,一时成为举国共论之热门话题。相反的例子是,犹太人建国时,他们民族中最优秀者之一的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拒绝了全民相邀的“总统”宝座。
长期以来,中国用人体制以“伯乐相马”为主。伯乐也是人,是人必有七情六欲。无论是在商场、官场还是战场上,要想获得发展,自己之才与上司的喜好有很大关系。宋徽宗喜欢画画、写字,自然为蔡京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后人如何评价蔡京,那是后人的事,宋徽宗没必要也没那种能力去预料。“投其所好”是中国人自古成功的诀窍,不然,那楚国的细腰女子为何不怕饿死?古代许多士人,的确有才,但他们却选择在山林中隐居,不让才为别人所知所识,如何发挥?那渭水边钓鱼的姜太公,如果不是运气好遇着周文王,再等几年岂不成了一抔黄土!即使后来成就了大业,以今天“年轻化”之标准,“出道”也还是稍晚了点。真正聪明的,倒是诸葛孔明先生,他表面上“躬耕南阳”,实则广结朋缘,八方让人做“活广告”,终让玄德先生从徐庶那里知道了他的大名。
世上有才者,大多有致命缺陷,用今天的话说,多属“优点比较突出,缺点也比较突出”的有争议人物。这也符合辩证法讲的“有高峰必有深谷”的原理。世界上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在西藏,世界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也在西藏。关羽、张飞都属有“万夫不当之勇”的人,但两人都有致命弱点:关羽太骄傲,张飞不善体恤下属。二人于是都败在其弱点上。某些缺陷,有时可原谅,而有时就不可原谅。比如,许多有才者都好喝酒,战争年代,又遇出征或打了胜仗,皇帝赏一坛,陪着喝几杯也无妨。酒泉这个地名,据说就与汉武帝赏赐部下喝酒有关。但在和平年代,再以喝醉为名装疯卖傻则绝对不行。
除此之外,自己之才是否为属下接受,为同级认可,是否应时势之需等等,也至关重要。比如《失街亭》中与马谡一同领兵出征的王平,虽懂得不能将兵放在山上,但马谡不接受,他也无可奈何。又比如在战争年代,需猛打猛冲,只要有“力拔山兮”的硬功夫,即可“功盖世”,但在和平时期,仅有一身“三拳打死镇关西”的本事,能派上多大用场?
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要说世上人才很多不一定是事实,但才不能尽其用则是“真理”。少叹“怀才不遇”,才能拥有准确“定位”的美满人生。还可以想得更宽一点:自己真有才,未“为知己者用”,错在不能“知己者”,亏在不能“知己者”,与己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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