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不追求一个色彩

B　文化不追求一个色彩。

我们都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一个音符无法表达出优美的旋律，一种颜色难以描绘出多彩的画卷。世界是一座丰富多彩的艺术殿堂，各国人民创造的独特文化都是这座殿堂里的瑰宝。文化的差异也就是文化的个性，文化不追求一个色彩。

有这样一则笑话：

某一天，中国的某地发现了一具千年古尸，引起一阵轰动。之后遇到了一个问题：怎么利用它？于是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答案：

北京人说：拿来考古，做历史研究。

上海人说：拿来举办展览，向观众收门票。广东人比较特别一点，他们的意见是：拿来煲汤。

这就是文化差异。编笑话者捕捉了北京的学术氛围、上海的商业意识、广东的饮食传统。

假如在餐厅点了一杯啤酒，却发现杯中有一只苍蝇，不同国家的人对此会有不同态度。

英国人会以绅士的态度吩咐侍者：“换一杯啤酒来。”

法国人会将杯中的啤酒和苍蝇倾倒一空。

西班牙人不去喝它，只是留下钞票，不声不响离开餐厅。

日本人令侍者去叫餐厅经理来训斥一番：“你们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

沙特阿拉伯人则会把侍者叫来，把啤酒递上：“我请你喝。”

美国人则比较幽默，向侍者说：“以后请将啤酒和苍蝇分别置放，由喜欢苍蝇的客人自行将其放进啤酒里，你觉得怎么样？”

这些不同态度来自不同的文化。

在美国住过的人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甚至美国总统、副总统到了哪个城市，市长都可以不出面接待。而且所有下级官员都不需要去恭迎上级官员，更不用说为上级官员安排食宿、陪同检查、汇报工作，陪着观赏风景、参加娱乐活动，压根儿就没有这一说。对于州长、市长来说，他们的行为只要符合美国联邦宪法和州里的法规就行，他们心中的“上帝”不是总统，而是身边的百姓。甚至可以说，总统得罪得起，而百姓得罪不起，所以总统来了不必出面，按照原先的计划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与我们国家的现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上级领导来了，下级主要领导要放下手头的所有工作去迎接和陪同活动。下级不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

我们暂且不去说谁先进谁落后，只说这种巨大的反差背后，是不同文化的个性所导致的。改一改文化，也许行动上就会更加实际一些了。

在网上曾看到“如何看透一个人”：

看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要看它的公共厕所；

看一个男人的品位，要看他的袜子；

看一个女人是否养尊处优，要看她的双手；

看一个人的身价，要看他的对手；

看一个人的底牌，要看他身边的好友；

看一个人是否快乐，不要看笑容，要看清晨梦醒时一刹那的表情；

看一个人的胸襟，要看他如何面对失败及被人出卖；

看两个人的关系，要看发生意外时，另一方的紧张程度。

这些不仅仅是看人的方法问题，也是和文化紧紧联在一起的。有些做法只有经过文化的渗透和过滤之后才能真正理解。

说起文化的差异，更多的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别。

有位到国外留学的女士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刚出国留学那年，因为学费紧张，我闲时给国内的一个旅游团做导游。有一天晚上，接到旅游团所住宾馆的通知，说要免费请大家吃顿晚餐。游客们看到，晚餐比平日自己掏钱时吃得好，真是味美色鲜。看着一桌丰盛的食品，游客们都很兴奋，就好奇地问服务员：这顿饭怎么质量这么好？服务员回答：因为是免费的。

“游客们听了服务员的回答，有些吃惊。其中有个人说：真是不一样哎。去年在国内出门旅游，一名胜风景区送每人一袋免费的当地食品，吃过后大家都坏了肚子。本想去找他们评理，后来一想，人家是免费送的，反而觉得是占了人家的便宜，只能吃了亏往肚里咽。

“在旅游团即将回国时，旅行社的负责人让我给游客们每人发一件纪念品。游客们拿到后，马上与自己在商场里买的物品作了比较，发现从工艺到包装都比花钱买的好多了。他们就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因为它是免费的，所以才是最好的！”

郎平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她在美国的几点感受，其中有3件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

其一，对待胜败的认识和态度。

美国人的观念是，只要你尽全力做最好的尝试就行。然后，或胜或败，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但在中国，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概念和追求：必须得胜，必须拿冠军，必须战无不胜。所以，生活中只有排球，没有别的；球打不好，生活就没有光彩、没有意义了。那时精神压力特别大，一输球，脑海里就冒出一个很大的问号：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其二，她拿自己的教练风格与美国教练的风格作比较：她对球员说的最多的话是：这不对、这样做不对。队员都觉得奇怪，怎么自己做得都不对呢？

而美国教练则不同，总是说：“很好！这个动作不错，再体会体会。”或者是：“这个呢，还不是很好，你再试一遍，你一定会更好。”

其三，在美国总有人夸奖郎平球打得好，可她总是谦虚地说：“不好，我打得不好。”这时，美国人就特别不理解，反问她：“你是世界冠军，你打得不好，谁打得好？”因为在中国，你不能说自己最好，但你必须干得最好；即使你真的干得最好了，也不能说自己最好。

这些差别背后，显示着“真实”文化的弱势。

还有一个闯红灯的故事，体现的也是文化的个性。

一位中国男士与恋人手拉手逛马路。遇到红灯，男士拉住女友说：红灯，等一等。

女友瞪大眼睛吃惊地说：还男子汉呢，连红灯都不敢闯，还敢做什么？！

两人分手后，男士又与一位西方姑娘相恋。两人同样手拉手在马路上遇到红灯，男士拉着女友就要闯。女友瞪大眼睛吃惊地说：连红灯你都敢闯，还有什么祸你不能惹？结果两人又分手了。

同一件事，是文化的个性使事情出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看法国父母是如何教育孩子认识错误的：一个8岁男孩吃饭时用一小块面包逗小狗玩，狗跳起来撞落了他手中的盘子，盘子摔碎了。

男孩对父母说：你们看见了，是小狗打碎了盘子，不是我的错。

母亲反问了一句：盘子确实是小狗撞翻的，可是你有没有错？

男孩大叫：是小狗的错，不是我的错。

父亲让男孩离开餐桌到自己的房间里好好想想自己究竟有没有错。十几分钟后，男孩走出房间说：小狗有错，我也有错，我不该在吃饭时逗狗，这是你们多次对我说过的。

父亲笑了：那么今天你就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很简单，一是收拾餐桌，二是拿出零用钱赔这只盘子。男孩愉快地接受了。

这个事要是发生在中国家庭，肯定会不了了之，家长不声不响地把摔碎的盘子收拾出去就万事大吉了。这是教育的差别，也折射了文化的个性。

有一则笑话说，一位中国人与美国人发生争议，上了法庭。中国人设法给美国法官送了礼。之后，两位当事人见了面。

中国人说：我给法官送了礼，案子我必胜。

美国人说：你给法官送了礼，我敢确切地说，你必败，我必胜。

后来，宣判时，中国人胜了。

美国人睁大眼睛不解地问：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的！

中国人回答说：有什么不可能，我用邮包的形式，以你的名义给法官送的礼。美国人吃惊地张着嘴。这也是文化的个性，中国人利用了这个不同个性的文化。

吃饭，也有浓浓的文化色彩。有人总结得好：

中国人是用舌头吃饭的，所以中国菜很好吃；

日本人用眼睛吃饭，因而日本菜很好看；

美国人用头脑吃饭，他们的食物营养搭配均衡；

法国人是用心来吃饭的，如果想让吃饭配合心情的话，最好去吃法国菜。

这就是饮食文化及其个性。

中外富翁在财富观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同样是面对《遗产税法》，中国的老板们会把名下的部分财产转给自己的子女，或者用他们的名义购置物业，目的是在将来省下一大笔遗产税。可是，在国外则不同。比如说在美国，布什总统上台不久，就宣布10年之内废除遗产税。美国实行的是超额累进税率，最高可达55%。可是有不少美国富翁却不领情，甚至上书国会，要求继续征收遗产税。这正是因为美国老板们的财富观、价值观与我国的不同。美国富翁们一直有向慈善事业捐款的习惯，这也是传统，商人们又被称呼为社会赞助人。

还是文化观的不同导致了财富观的差别。具体说来，有这样一些因素。

第一，许多美国富人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第二，在西方国家还有一个深入人心的观念，那就是：没有人能够豁免赋税或生死。人人把纳税看成是一种义务，富翁更是如此。

第三，西方人不愿把过多的遗产传给子女。对此，年轻人很理解，年轻人也崇尚自己白手起家。正如美国著名投资家巴菲特所说：“我希望我的3个孩子有足够的钱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却什么都不做。”长辈的财富观与子女的财富观存在着较大的相同性和相通性。

第四，美国富翁非常崇尚公平理念，这种理念也体现在教育晚辈身上，不要让他们有不奋斗的捷径可走。

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翁、亿万富翁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损害穷人家庭。”巴菲特曾当着他的孩子的面在股东大会上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一世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目中的公平观念。”他宣布，将自己超过30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捐出99%给慈善事业，用于为贫苦学生提供奖学金以及为计划生育方面的医学研究提供资金。这些言行真正体现了先富者帮助贫穷者的平等意识。

网上有一则据说是西方女孩的征婚启事，表述方式很独特，也很新颖，从中也能看出东西方文化差异。

从成百上千的档案中，你选中了我，是缘。

我很讨厌他们让我写简介，感觉就像在为一部二手车做广告。好吧，那就当一回二手车！

1975年车型，苗条，太阳色，金色头发，善良的蓝眼睛，还有一个可以点亮你所有日子的微笑。

缘于前任主人的粗心，目前需要一些呵护。但只要操作得当，发动机的状态是稳定的，唯有受潮时会有些许不稳定。其余状况良好。只要维护得当，开起来像时钟一样顺畅。

但你要保证，一旦开起来，就别再随便停车。

在欧洲出生与受教育，目前住在美国。你可以说我是多种文化的混合体，有时我是一杯茶，清香的是我拥有内心的独立和快乐。

我爱旅游，但情愿背着背囊，而不是推着有轮子的行李箱；情愿快乐地乘坐着弥漫着汗味的当地巴士，在异乡的城市街道里神游，也不愿在塞满旅游者的海滩上发呆。

我曾经有一份好工作，可是我辞职了，因为我的办公室没有窗。没有窗的办公室让我错过了对我来说很重要的——阳光和微风，错过了四季的更替。

我喜欢慢慢地来，可是，请不要慢到你忘记了我的名字。

如果你被我感动，就给我的邮箱写几行字吧。如果能附上你的照片，我也将给你我的。你不必太帅，尽管我喜欢。

如果你可以从高山上速降，沿江而下，趟越激流，潜过湖水，经由下水道，攀上我的阳台，来将我宠爱，并打动了我的心，你将会惊讶地发现，我也会为你做同样的事情。最后如果你让我开心地笑了，我将带你去飞……

西方人对待婚姻爱情的基本态度与我们差不多。但在文化理念上还是有所差别。比如说，谁要是有了一个情人，尤其是男士有了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情人，他们不是妒忌，而是羡慕，见面向你伸出大拇指，表示你真棒，能把这么优秀的姑娘搞到手。

西方人在婚姻问题上与我们不一样，他们不是过分注重婚姻，也就是说领结婚证的相对少。与其说他们对婚姻看得淡，不如说他们对婚姻看得更慎重。

他们喜欢爱上一个人，就如同一对夫妻一样地幸福生活，什么时候不幸福了，分手也很简单。无论是有婚姻的爱情还是没有婚姻的爱情，一旦有了问题，他们不主张去凑合，不主张维持一个空洞的壳，所以分手的状况较普遍。又因为他们不凑合，一旦分手了，双方不会很痛苦，那种分手后要死要活的现象很少。

再就是他们不愿生孩子，不像我们的家庭，认为如果不生一个孩子，这个家就不完整。他们对自己考虑得多，当然也不能说自私，他们只是追求让自己自由自在一些，让人生更加多彩一些。

就像那位女孩的征婚启事所表现的那样，西方人注重的就是感觉——包括别人的感觉，也包括自己的感觉。相比而言，在婚姻爱情方面的文化，西方体现得更加宽容，更加人性。在我们国家，对于未婚同居的，虽然不能去追究什么，但舆论上还是不倾向，至少是不赞成，还有很多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在西方则一切都是正常的，无论什么方式，都是双方自愿的选择。

冯骥才曾以“我们都是彷徨的人”为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就文化的个性问题谈了一些观点。

第一，将现代社会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现代人类进步的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给人带来的方便，这种东西我也不拒绝，总不能我也不用手机吧。关键是我们不能把现代社会和传统对立起来。

第二，虽然全球化了，但不要忘了保护自己的文化个性。全球化是通过商品经济这个载体，来模糊人类各种文化之间的个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都说人类的文化是灿烂的，而人类文化的灿烂性来源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在历史文化的创造中，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创造了多元多样的文化。

保护自己的个性，首先是要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遗产不是死的东西，不是说我们把长城保护住了就把文化遗产保护住了。金字塔一直在埃及耸立着，但埃及文明早已经消失。关键是要保持住文化遗产所寄予的文化精神。

当我们的文化节日变成了商人发财的机遇，也就让节日失去了它本身的文化。拿中秋节来说，它寄予了我们民族的许多情感，最重要的就是对团圆的向往。这种团圆不仅是一家人团聚的期望，更是一种事事圆满的期望。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期望，所以我们找到了圆月作为意象，作为寄托。其实，春节也有这样的意义。有人曾这样形容：春节，就像一只陈年的火锅，在每年特定的时刻，总是将亲情、友情和乡情煮得咕嘟作响，把每一个游子之心都煮得乱跳。

第三，作家应该站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前列。我一直没有离开作家的立场。作家最关心的是什么？是灵魂。一个是人的灵魂，一个是生活的灵魂。在我最近20年里，我发现我们的文化从我们的生活中慢慢撤出了，而且我们没有感觉。当我们自己的文化从生活中撤出后，人们开始彷徨，找不到依托。

后来我发现这种灵魂的彷徨，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商业文化的巨大问题就是我们的精神得不到灵魂性的东西，反而把我们原有的文化冲散了。

第四，“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个性文化也不例外。我曾经写过关于张艺谋电影的哲学背景，我不认为张艺谋的电影是故意拍给西方人看的，但他无意识迎合了西方人对东方的看法。西方人认为，东方是一个阴暗的、专制的、变态的地域，真给他们一个乐观、达观的中国人，他们反而不能接受。

“文化差异”也好，“文化个性”也好，都讲的是不同文化。不同文化是客观存在的，我们都得承认它们，最不简单的问题是正视它们。“正视”也是不可轻言的，因为它背后的东西、它引申的东西太多太多，它几乎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换言之，文化就是影响生活。由此，“差异”二字不可小看，也不可简单地看。因为它就像一滴墨水，滴入水中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散开，使原来的颜色发生变化，直至完全改变。

文化的个性、个性的文化，一个不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