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瑟与钟鼓的礼乐色彩——以《诗经·关雎》为例》
《
诗经 》首篇《关雎 》的最后两章是：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通常的解释是：第四章乃是男子想象弹着琴和瑟来亲近淑女。第五章是男子想象要与女子成婚了，将要用钟鼓这样的乐队去迎娶淑女。
按照这样的释解，第四章“友之”是谈恋爱的阶段，第五章“乐之”是迎娶成婚阶段。那么，为什么“友之”要用琴瑟，而“乐之”要用钟鼓呢？孔颖达《正义 》说，前用琴瑟，是“此章言采之，故以琴瑟为友以韵之；卒章云芼，故以钟鼓为乐以韵之”。这是说为了押韵（采，之部；友，之部。芼，宵部；乐，药部；宵、药通押）。但是，如果不考虑押韵，把二者对换一下，即在“友之”的时候用“钟鼓”，迎娶的时候用“琴瑟”，可以吗？所用乐器不同，是否有什么深意呢？
一 古代的礼乐一体、诗乐一体
在《关雎 》诗里，“琴瑟”和“钟鼓”的用处是不同的。这不但可以看出诗人匠心之所在，也与先秦时期礼乐制度有密切关系。
首先应该知道，在古代的礼乐制度中，是礼乐一体、诗乐一体的。音乐的初始功能不是用来作为审美欣赏的艺术，而是配礼而行，是为礼服务的。
礼的起源与原始宗教有关，《礼记·礼运 》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焚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说明“礼之起源于祀神”（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82页），而且还证明有“乐”配合（“蒉桴而土鼓”，指的是抟土做鼓槌，用土做鼓来敲）。在原始宗教中，礼乐是一种完全的宗教仪式性行为，礼有跪拜、杀牲、献祭等环节，乐由音乐（歌唱、演奏）、舞蹈等环节构成。礼乐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此时，乐的主要功能是沟通和取悦神灵。在《尚书·益稷 》里，就可以看到乐配合礼的作用了：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táo）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 》九成，凤皇来仪。”夔又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
这一段描述祭祀的盛大规模，祭典的隆重，宾客的众多，还显示出众多的乐队鼓舞的伴随。各种乐器的演奏，人饰鸟兽（图腾神）的舞蹈（“百兽率舞”），目的在于“祖考来格”，即在这样浓烈的气氛中迎接祖先神的到来。大概古人认为，在强烈的音乐音响中，祖先神灵会更快到来，会更好地享用祭品，也就会更加用心地赐福给子孙后昆。在这样的场面里，乐舞的功能不是用来欣赏的，其中的《箫韶》，既是乐舞的表现，又是典礼制度的象征。所以《礼记·乐记 》说：“若夫礼乐之施于金石，越于声音，用于宗庙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则此所与民同也。”又说：“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礼乐是一体的，礼乐的内涵要通过金石乐器来表现，通过乐音来传播。礼乐制度明确完备，天地万物就各安其位了！也正因如此，古代乐官的地位是很高的，《尚书·尧典》载帝舜草创官制，在他任命的二十二名朝廷大员中，就有乐官夔。
在上古时代礼乐一体的体制中，“乐”配合“礼”还有一个功能，即可以提高内心修养。舜命令乐正夔“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舜典》）。教胄子（青少年）音乐，目的是培养他们正直、宽容、刚毅、谦虚、谨慎的品德。商代设有音乐教育机构“瞽宗”（《礼记·明堂位 》：“瞽宗，殷学也。”），主要功能是进行礼乐教育。周代设乐官“大司乐”，其“以乐德教国子”，“以乐语教国子”，“以乐舞教国子”，主要也是道德和礼乐制度教育（《周礼·春官·大司乐》）。《礼记·乐记 》说：“君子曰：礼乐不可以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通过礼乐的熏陶，平易、正直、慈爱、诚信之心就会油然而生。而且，音乐也可以反映德治，是德治的表现。《隋书·音乐志》说：“乐者，乐也。圣人因百姓乐己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声，咏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实升平之冠带，王化之源本。”乐（yuè）是可以让人快乐的，但使人快乐的是什么呢？是道德，即“乐己之德”。“六律”“五声”“九歌”“八佾”这些歌舞，是要反映“王化”之“升平”，不是让你欣赏音乐美。难怪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乐不单单是在于布帛供品，也不单单在于音乐，它从制度、内涵、功能，都有其自身的规定。
其次，先秦时期诗乐舞是一体的，这点大家都知道。《诗经》中的诗都是配乐的，风、雅、颂都是如此。《周颂·维清》是一首祭祀诗，是祭祀文王的。诗虽不长，却可以看出诗乐舞一体的原型。《毛诗序》曰：“《维清》，奏《象舞》也。”何谓“奏”？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凡乐有歌有舞，歌以为声，舞以为容，声容备谓之奏。”（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580页）何谓《象舞》？郑玄笺：“《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孔颖达疏：“《维清》诗者，奏《象舞》之歌乐也。谓文王时有击刺之法，武王作乐，象而为舞，号其乐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时，用而奏之于庙。诗人以今大平由彼五伐，睹其奏而思其本，故述之而为此歌焉。”《毛诗序》所说的“象舞”，应该是武舞。有舞当然就有乐，所以其音乐也叫《象舞》①。这也告诉我们，祭祀诗是配乐的。《维清》典型地体现了礼乐一体和诗乐舞一体的状况。此外，还说明不同的诗，据其内容而用不同的音乐。
再来看《关雎 》。《关雎 》虽是一首爱情诗，但同样也可以乐奏。后人把《关雎 》当作一首贺婚歌，并有对联曰“鲁礼三千崇奠雁，国风十五首《关雎 》”，再次证明古人认为《关雎 》是礼乐结合的例子。再者，我们看上博楚简中的《孔子诗论》（也有研究者认为此篇应该称为卜子诗论，为子夏卜商所作），多次论到《关雎 》。其第十简：“《关雎 》以色喻于礼。”第十一简：“情，爱也。《关雎 》之改，则其思益矣。”第十四简：“（《关雎 》）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凝好色之愿；以钟鼓乐之”等等。孔子认定《关雎 》是一首爱情诗，吟咏的是“情”和“爱”。“君子好逑”，当然是“好色”，但其“好色”表达的是对爱情婚姻的依礼相求，并没有超越礼义的界限，即“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是“改”，从“好色”改变到符合礼义上来。这样，也就使得诗意考虑得更全面了（即其思益矣）。所以其“凝好色之愿”，可以琴瑟悦之；而依礼求婚，则“钟鼓乐之”了。
二 琴瑟与钟鼓功能的区分
我们说，《关雎 》中“友之”（亲近她，即如今之谈恋爱）用琴瑟，“乐之”（正式迎娶）用钟鼓，还因为上古时期这两大类乐器的使用功能的不同与变化。
如前所引，《尚书·益稷 》中已提到琴瑟，《舜典》里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天相夺伦，神人以合。”“八音”包括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八类乐器，其中“金”指钟，“石”指磬，“革”指鼓，“丝”即指琴、瑟等弦乐器。但是，琴瑟和钟鼓在使用场合上还是有区别的。
钟鼓多用于庄重、重要的场合。《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 》，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 》，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 》，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 》，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 》，以享先祖。”而且“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此段虽也提到“云和之琴瑟”“空桑之琴瑟”“龙门之琴瑟”，有琴瑟参加演奏，但主旋律的乐器，都是钟鼓磬一类的乐器。可见钟鼓磬是用在庄重的祭祀场合和主旋律之上的。《商颂·那》是殷商人祭祀成汤的诗，祭祖之诗，当然是很庄重的，其诗曰：“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所用的乐器主要是鼓、磬、管（大竹，即大箫），说明在祭祀等庄重场合都是用钟鼓磬这样的乐器的。此外，《左传》讲“一鼓作气”，战争中进攻时是用鼓的。
相对于钟鼓磬，琴瑟属于轻乐器。
琴瑟的创制当然也很早，除了上述《尚书·益稷 》里面已有记载，《吕氏春秋·古乐》篇里也说：“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不过，从文献上看，上古时期，琴瑟多是用于比较轻松温和欢乐的场合。如《小雅·鹿鸣》说：“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鼓瑟鼓琴，和乐且湛。”宴飨朋友，不必要搞得那么严肃庄重，尽可以轻松一些，所以用琴、瑟、笙等轻乐器，其奏出来的乐曲也是轻快的。《仪礼·燕礼 》里面说到宾主献酬之后，四名乐工携带二具瑟入，“歌《鹿鸣》《四牡 》《皇皇者华》”。西周时期，还曾为室家和乐特设“房中乐”，由后妃们在内宫侍宴时演唱。“房中乐”多从民间诗歌中选择比较适合统治者口味的曲子予以加工改编，娱乐性、欣赏性较强。琴瑟是“房中乐”的主要乐器，因为琴瑟适用于比较温馨、悦情的场合。
回到《关雎 》上来。
《韩诗外传》卷一云：“古者天子左五钟，右五钟。将出，则撞黄钟，而右五钟皆应之。马鸣中律，驾者有文，御者有数。立则磬折，拱则抱鼓，行步中规，折旋中矩。然后太师奏升车之乐，告出也。入则撞蕤宾，而左五钟皆应之，以治容貌。容貌得则颜色齐，颜色齐则肌肤安。蕤宾有声，鹄震马鸣，及倮介之虫，无不延颈以听。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后少师奏升堂之乐，即席告入也。此言音乐相和，物类相感，同声相应之义也。诗云：‘钟鼓乐之。’此之谓也。”这里所记的是天子出行的礼乐，但是它最后却引用《关雎 》的最后一句，正可印证迎娶之时所以用钟鼓奏乐的习俗。结婚是人生大事，古代更为看重。《礼记·昏义 》载：“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君子与淑女和合而成婚礼，当然要以钟鼓来“大合乐”，所以要“钟鼓乐之”。
不同的乐器，奏出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情感，也具有不同的功能。琴瑟可以表达爱意，钟鼓则用于庆典。
《关雎 》正义说得也很清楚：“琴瑟，乐之细者，先言之，见其和亲。钟鼓，乐之大者，故卒章言之，显其盛德。”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 》说：“燕乐奏于房中，用钟磬；奏于祭祀飨食，用钟鼓。”《关雎 》末章说的是想象迎娶“窈窕
淑女”的婚礼盛况，当然会有“祭祀飨食”的场面，用“钟鼓”是合理的。而“和亲”则用琴瑟。上博楚简《孔子诗论》说：“《关雎 》以色喻于礼，……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琴瑟以比拟君子的好色本性。“琴瑟友之”和俞伯牙用琴所弹的“高山流水”，表达的都是普通的世俗人伦情感。可以想象，既要“友之”，“君子”弹着琴和瑟，口中唱着和悦的歌，才能够亲近爱恋的人啊。如果用钟鼓，再奏出庙堂大曲，恐怕“君子”就要像《左传》成公十二年里面记载的郤至，听到“金奏作于下”①，吓得“惊而走出”了。
三 古乐与新乐的不同
琴瑟与钟鼓，还涉及古乐与新乐的问题。
春秋时期，相对于“古乐”，出现了一种“新乐”。《礼记·乐记 》说：
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
“古乐”是先王之正乐（见郑注），听“古乐”要穿戴整齐、正襟危坐，严肃且不能打瞌睡。听新乐（“郑卫之音”即是“新乐”。《文选 》李善注引许慎曰：“郑卫，新声所出国也。”）则非常兴奋。从子夏对“新乐”“古乐”不同的评论，我们知道，“古乐”是为“道古”“修身”“平均天下”而作，即为了达到治国理政的目的而作。“新乐”却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它不符合儒家所讲的“乐德”，但是却具有鲜明的音乐形象，很强的感染力，竟然使一国之君沉湎于此而不知倦。因为“郑卫之音”“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据《国语·晋语八 》记载：晋平公悦“新声”，师旷甚至预言他会因此导致亡国。
《礼记·乐记 》说：“世乱则礼慝而乐淫，是故其声哀而不庄，乐而不安，慢易以犯节，流湎以忘本，广则容奸，狭则思欲，感条畅之气，灭平和之德。”这里在批评“世乱”之“乐淫”，同样也告诉我们“新乐”有哀、乐、不庄、慢易等特点，能“感条畅之气”，使人“流湎以忘本”。实际上，它变雅乐的庄严呆板为活泼悦耳，变雅乐的简单质直为复杂细腻。这是一种“至妙”之音乐。正如嵇康《声无哀乐论》里所说：“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其实，音乐服务于礼制，为立德服务，是扭曲了音乐的本性。只有当它摆脱礼教的束缚，真正回归到审美和愉悦身心的功能的时候，才能循着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特点和方向发展。难怪“新乐”甫出，便风靡一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从西周发展到春秋战国，奏乐使用的乐器也发生了变化。西周春秋时主要用钟鼓、琴瑟、鼗、磬、柷等乐器，这些乐器发声较典雅、庄重、缓慢、和谐，适合于演奏古乐，战国时主要是丝竹金石之声，发音清越，缠绵哀怨，急管繁弦，变化多端，更利于新乐。这个变化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可以设想，起码西周时期开始，“古乐”和“新乐”即用不同的乐器演奏。到了春秋时期，在音乐发展步伐较快的郑卫之地，已经用丝竹乐器在演奏新乐，所以演奏起来特别动听感人，这个变化的结果，也就使音乐逐渐脱离了歌诗而独立起来（参顾颉刚《战国时的诗乐》，《古史辨》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由上可知，“友之”时应该用琴瑟，迎娶时则要用钟鼓。打个比方，与“窈窕淑女”亲近时用琴瑟弹奏着轻快温馨的《茉莉花 》《花儿与少年》之类的乐曲，迎娶时则用庄重的《婚礼进行曲》。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礼记·仲尼燕居》和蔡邕《独断》都称作“象武”，不知何因。或许这个名称更能体现“象武”作为武舞的内容。
2、即用钟鼓磬奏《肆夏》，《肆夏》是天子享元侯的乐曲，春秋时诸侯国君相见亦用此乐曲。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二），中华书局，19838，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