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法学》：为故国招魂

2014年秋天的一个周六，从清华大学东门步入校园。不到早上8时，这里已经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还有一点儿乌烟瘴气——当然是指汽车尾气。清华法学院的大楼紧傍东门，这里正要举行公司股东的国际研讨会，由巨商出资赞助，巨幅广告牌放到了大楼门外，唯恐路人不知。当天上午同时举行的《汉语法学》一书的讨论会则不能登大雅之堂，在清华园的偏僻一隅举行。会场门外是朱自清写过的荷塘，但不见明月，只有残荷败柳，有唐诗意境：“暮钟寒鸦聚，秋雨病僧闲。”

《汉语法学论纲》封面

这就是当下中国法学界的真实写照：商法是显学，涉及金融的商法更是显学，研究者趋之若鹜，为豪强涂脂抹粉，为豪强鸣锣开道。孔子他老人家早就批评过这种现象，称之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行小惠，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反观忧思如织的学者，有如散兵游勇，有如漏网之鱼，落荒而走，或破帽遮颜，或漏船载酒。

是的，寒士雅聚并无富商的赞助，一切因陋就简，却也有春歌暖意，为《汉语法学》成书而感到欢欣鼓舞。中国政法大学张中秋教授欣喜地说，章润兄不仅是在著书而且是在立说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高全喜教授则称《汉语法学》是忧思之作，是有刺激性的。中国政法大学舒国滢教授对《汉语法学》也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该书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一代学人的思考，是学派的宣誓。就该书的背景而言，舒国滢教授更有惊人之语：我们所遇到的挑战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是不是我们的文明受到挑战，包括我们的语言受到的挑战？我们的语言受到了挑战——这是很沉重的命题。若是我们的语言受到了挑战，《汉语法学》便更显重要。

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是的，我们的语言受到了挑战。

为故国招魂

确实，西方人对我们的否定，首先是从否定汉语开始的。英国作家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断言：

中国汉字的奇特，以及由此文字而产生的教育制度，必然成了世世代代不可战胜的过滤器，有利于肯听话的学究式的头脑，而不利于不易于驾驭的和有创造力的类型，它摒除了后一种人于权势之外。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

按照韦尔斯的逻辑，我们便永远被钉死在汉语的十字架上。但事实似乎并不完全如此，甚至可以说韦尔斯先生是在妄断。请听李贺的诗句：“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致酒行》）。试问，这样的作者，可易于驾驭？这样的作者，可有创造力？再请听北岛的诗句：“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试问，这样的作者，可易于驾驭？这样的作者，可有创造力？

韦尔斯先生是一位知名作家和学者，确有真才实学，评论汉语并非信口开河，实在是其价值导向所致。韦尔斯先生对事实也并非完全视而不见。他承认，“公元7世纪的中国人，在一切方面都是文明化了的民族，就像他们在一千年后一样”。

其实，所有正规教育都是旨在培养驯服工具，美国法学教学也在培养循规蹈矩的驯服工具。申请美国常青藤盟校法学院，大学本科四年需要成绩优异，而上大学申请美国名校，高中成绩又需要出类拔萃。为了获得高分，美国学生沦为分数的奴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与他们的中国同龄人是难兄难弟。英国不像美国人那样装神弄鬼，但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也是分数第一，要求本科的申请者在高中的成绩是全优，考法律还要加试。试想，为获得高分必须精益求精，势必谨小慎微，不敢离经叛道，不敢越雷池一步，哪里会不易于驾驭？哪里会有什么创造性呢？以《汉语法学》为例，这样振聋发聩的扛鼎之作，西方法律学者是写不出来的。

西方法律界的所谓名流学者，大多是画地为牢，小炉匠似地修修补补，敲敲边鼓，没有对自己的法学提出破坏性的重构意见。也有朋友认为，美国的法律和法学早已长城万里，铜墙铁壁，固若金汤，所以当今美国无须法学大家。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君不见，华尔街的金融强盗们为非作歹，鱼肉民众，却兴高采烈地奔走于殿堂之上。试问，美国的法律、法官何用？英美法系何用？英美法学何用？谷歌、脸谱等具有邪教性质的商业组织批发毒品一样的网络垃圾，危害美国青少年和全世界的青少年，但那些网络毒枭们却以先知自居，在全球各地乱跑，到处布道，诲盗诲淫，发展下线，将人类文明引入歧途。试问，美国的法律、法官何用？英美法系何用？英美法学何用？“9·11”之后，美国连续发动失败的战争，生灵涂炭，而美国法院却以“政治问题”理论为由，拒绝受理相关诉讼请求。试问，美国的法律、法官何用？英美法系何用？英美法学何用？美国的法学家们顾左右而言他，坚持研究马尾巴的功能。不错，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伟大的法官，但都离我们渐行渐远。

当然，我质疑英美教育制度，并非全盘肯定我们的教育制度。我只是要指出，英美对我们的文化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甚至我们自己也经常自惭形秽，妄自菲薄，但其实西方教育与我们也就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或许，从根本上说，西方的法学与我们的法学也是百步与五十步的关系。西方文明正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法律、法学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挑战。遥想2002年，罗纳德·德沃金教授到中国巡回讲演，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要“认真对待人权”，要寻找“唯一正确的答案”。但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之后，德沃金再次访问中国时，却方寸已乱，表示法律不能妄称帝国，只能是道德的一个分部门。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是织茧自缚，但我们的汉语文明离汉唐的辉煌也相去甚远。不错，当下国学正在悄悄地复活，但也是泥沙俱下，人或为鱼鳖。君不见，各种国学大师粉墨登场，红男绿女，招摇过市。个别人终日穿件对襟中国古装，装神弄鬼，以中华正宗传人自居，到处乱跑，抛头露面，出席各种报告讲用会，挤眉弄眼，搔首弄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还阉割《论语》，将其烹制成为“心灵鸡汤”，甚至将其标榜为“精神速效救心丸”，到处兜售，牟取暴利，还非说自己能够治病救人，普度众生。其实，这些国学大师我们似曾相识，他们与古代的道士和术士何其相似。鲁迅先生生前痛恨“假洋鬼子”，如先生有在天之灵，相信他也会无比憎恨今天的“假国学鬼子”。

值此紧要关头，我们迫切需要有自己的学者登高一呼，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为故国招魂。是的，为故国招魂。章润的《汉语法学》有这个功用。西方人的思想源泉是《圣经》，我们的思想源泉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圣经》。我们的思想源泉是什么呢？而这正是章润教授在《汉语法学》中所阐述的。

从功用的角度看，《汉语法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利器。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在与洋人交锋和过招时，经常苦于没有雄文在手，即便没有理屈，但却经常是词穷。《汉语法学》可以是件有力的武器。在国际上与洋人对弈、对峙、对阵的时候，《汉语法学》是一部很体面的作品，是拿得出手的作品。

法律首先是一种语言

在肯定《汉语法学》一书的同时，学者朋友们有许多中肯的意见。比如，有的学者指出，国际上有各类法学，但尚没有冠以一种语言的法学。确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问题。因为这里有一个中、西文化对接的问题，若是各抒己见、各执一词，双方就难以沟通。有的学者还提出，“中华法学”一词已经使用多年，继续使用岂不更好？高全喜教授的理解是，“中华法学”或“中华法系”用得过多，章润教授不愿自投罗网，因为“这个大篮子装出的东西，不能够展现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

我以为，汉语法学中的“汉语”一词不是差强人意，而是恰到好处。普通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英语。香港回归伟大祖国怀抱之后，我曾经请教过一位香港律师，香港法院可使用中文。这位律师先是略显惊讶，继而骄傲地反问：“难道普通法是可以使用中文的吗？”我一时语塞，心中暗说：好你个烂仔，香港已经回归伟大祖国多年，你们居然还是抱残守缺，抱住英语死死不放，对英语如此卑躬屈膝，以英语压汉语，以夷人的语言压母语。但再想便也释然，香港律师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普通法国家或司法辖区无一不以英语为官方语言。

英语中表达观点的一句话常有限制性条件，由下列词语引导：“如果”（if）、“假定”（assuming）、“只要是”（provided）、“条件是”（on the condition that）、“倘若不是”（but for）以及“除非”（unless）等。英语中限定性词语如此之多，远非汉语或其他语言可比。这也反映出英国人或使用英语者的一种态度：愿意承认并讨论自己的对立面——当然，最后还是要说服对立面而不被对立面所说服。而文字上的这种怀疑性在英美法系中也有体现，那就是判决书中所载持反对意见的法官的论述，还有诉讼中由双方律师主打的对抗制度。

汉语与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异。孔子有句名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段语录近于禅语，虽循环细读，但仍然让人不得要领。英国诗人T. S.艾略特（T. S. Eliot）有诗句为：“我用咖啡勺丈量人生。”啊，更加精准，而且富有诗意。普通法和英语的精准是在具体问题上的精准性和逻辑性——当然，在宏观问题上普通法仍然具有模糊性，很多时候无法自圆其说。

不过，就法律和法学而言，汉语与英语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内在逻辑，后者强调形式逻辑。汉语形式上不讲逻辑关系。汉语中“有奶便是娘”是贬义，但译成英语后西方读者无法了然：有奶便是娘何错之有？难道逻辑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西方读者陷入了其形式逻辑的定式，不知道“有奶便是娘”还有另一句潜台词：“认贼作父。”再有，现代汉语有一种现象，“因为”“所以”经常出现，但上、下文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汉语中有时“所以”用得越多，上、下文之间就越没有逻辑关系——这种现象在口语中更为常见。“因为”“所以”是汉语中的外来词，古汉语主要靠上、下文显示因果关系，无须出现“因为”“所以”。

形式逻辑与内在逻辑各有利弊，并无高低之分。比如，古代中国画是散点透视，与西洋画有根本的区别，也反映出汉语思维的内在逻辑。散点透视似乎是随心所欲，不符合自然规律，为西洋画所不容。但现实中我们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现实中我们就是东张西望，现实中我们就是散点透视，为什么非要装作看不见呢？跳出定向思维有什么不好呢？或许，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道出了隐情：“如果你视角恰当，哪儿的事情都不好。”

是的，吾人与西方人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语言，法律、法学的区别也在于此。法律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存在方式，而语言则是思维的最主要方式。推而广之，汉语文明与英语文明之间的同异，也类似于汉语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同异，汉语法学与英美法学之间的同异，也类似于汉语法学与其他西方法学之间的同异。西方的语言和文化虽有差异，但都由古罗马演变而来。古罗马使用的是拉丁语，罗马帝国消亡之后，拉丁语仍然是重要的学术语言，而且梵蒂冈一直将拉丁语作为其官方语言，直到1960年年底，拉丁语才演变为一系列罗曼语言，也称拉丁语系语言，其中包括：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英语并不属于罗曼语言，但英语半数以上的词汇来自拉丁语。比如，美国《独立宣言》卷首的“在人类事件的进程中”一句中，“进程”（course）、“人类”（human）和“事件”（events）等词都来自拉丁语。“宣言”（declaration）和“独立”（independence）两词也来自拉丁语。而德语与英语又是近亲，可谓姑表兄弟。

我以为，汉语法学的复兴或再铸，主要是针对西方法学而言。迄今为止，汉语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碰撞，汉语法学与其他法学之间的碰撞，也主要限于与英美法学之间的碰撞。

那么附魂于汉语的精神和法律思想是什么呢？汉语的优点和优势是什么呢？这是章润教授在《汉语法学》中所奋力阐述的。《汉语法学》第三章第（七）节专门论述了“汉语思维及其风格美学”，而《汉语法学》全书则从比较法的视角，从哲学、历史学、知识论、价值论和风格美学阐述了中国法律智慧文明。《汉语法学》是18万字的论著，此前还多年著述作为铺垫，包括论文和随笔。章润教授的两篇随笔集《六事集》和《坐待明天》也是《汉语法学》的前驱。如果说章润教授的随笔是独奏或弦乐四重奏，那么《汉语法学》就是交响乐；如果说章润教授的随笔是速写和漫画，那么《汉语法学》则是油画和组画。

西方人应当移船就岸

普通法是英美人的骄傲，所以也称其为英美法。而英语则更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坚守不退的要地。他们是这样夸耀英语的。

英语从本质上就是一种中性的语言：英语不像罗曼语那样有性别之分，这种语言没有融入阶层或代际上的明显差别，不像许多语言中不同的“你”——有表示恭敬的“你”（老板、长者或者陌生人）和态度随意的“你”（平级、下属或者孩子）——会出现不同的动词变形。我们的英语是一种极其平等和现代的语言，因此它也更简单、更直接。英语也没有一些亚洲语言中音调的细微变化，这些音调变化可能改变一个词或短语的意思，而且英语也没有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或俄语那样复杂的语法变格，学习英语的学生不会因语法变格之难而灰心丧气。

注意，英美人已经给其语言赋予了“平等和现代”的固有元素。同时，英美人也不忘贬低汉语，过去贬低汉语，今天仍然继续贬低汉语，说是：

由于语言学、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原因，一种汉语方言要想争奇斗艳，成为国际语言，难度非常之大。首先，这种语言如此之难，外人很难说到流利，至少对于那些不能全天学习汉语数年，记住数千汉字的人来说，很难能说流利的汉语。此外，普通话在中国也并非一统天下，这就又增加了难度。

但看得出来，英美人已经不是理直气壮了，而是颇有些强词夺理了。当初韦尔斯批判汉语时，劲头十足，对汉语是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但无论如何，英美人念念不忘诋毁汉语，就是因为汉语的复兴会威胁到英语的霸权，而英美法的霸权正是建筑在英语的基础上的。

当然，学习汉语的确有困难。基辛格就惊叹，“今天的中国人，还可以看懂孔子时代的碑文。当代中国，无论书籍还是会话中，依然包含从古代文化典籍中汲取的养分，例如关于战争策略和宫廷权谋的警句格言”。我以为，西方人了解汉语和汉语法律，可能还需要移船就岸，他们需要学习汉语和汉语法律，也需要学习汉语法学。吾人学习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学时也是移船就岸，刻苦学习外语。许多学子还负笈远行，到异国学习异国的语言和法律。不错，很多时候人们是通过汉语译作了解英美法律和英美法学。但是翻译这些英文原作的还是中国人，所以说还是移船就岸。在语言交流和法学交流中，西方人为什么就不能够移船就岸呢？

“痛苦就是一种批评”

章润教授有志学术研究，潜心研究学术，书海行舟，书山修行，日积月累，学养甚高，已经进入自由王国，不仅能够随心所欲，而且还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比如，注释自西方传入中国以来，国内学者苦不堪言，穷经皓首，在马尾巴的功能上狠下功夫。但注释与注释是不同的，《汉语法学》就妙用注释，化腐朽为神奇。在《汉语法学》中，注释不仅仅是引文，还表达了作者的观点，甚至是画龙点睛之笔。有些不便在正文中直白的内容也放入注释中，为了避免影响正文的节奏，也将一些内容纳入注释之中。如果华章雄文是乐曲，那么正文可以是主旋律，而注释则可以是变奏曲。中国政法大学的杨玉圣教授便提醒读者关注《汉语法学》的注释。

但就法学建树而言，比学养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或是说情怀。法学本质上属于人文科学，而人文科学不是靠发现客观真理取胜；人文学科首先需要一种情怀，需要悲天悯人的忧思。法学家本质上是严肃作家——不是诺贝尔奖表彰的某些准色情作家，而严肃作家就是为民族背负十字架，思考一些大多数人不愿意思考的痛苦问题。人文学科学需要批评，而“痛苦就是一种批评”。我以为，章润教授的痛苦不是自怨自艾的愁苦，在国内外盲流多年之后，肯定是世路已惯，此心犹然。章润教授的痛苦应当是急公好义的焦虑，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是这样说的：“已经不再感受自己的痛苦，但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在对待中西方法律和法学方面，有两种对立的态度：扬西抑中或扬中抑西。两者中间还有一种态度，就是中西方法律和法学都持批判的态度。以批评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化，也以批评的视角观察西方文化。我还以为，即便揭示了汉语和汉译法学的弊端，如果是用汉语评述汉语法学，那么就已经是在肯定汉语和汉语法学；如果是用优美流畅的汉语来评述汉语法学，那就是在捍卫和发展汉语和汉语法学了。章润教授捍卫和发展了汉语和汉语法学。《汉语法学》：为故国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