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

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洋务派官僚进行的以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活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是国际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时期。由于资本主义侵略威胁的加剧，迫使中国如果不甘心灭亡，就必须“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但当时中国还不具备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力量，资本主义萌芽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打击和封建势力的摧残下大都枯萎凋谢，民族资产阶级还没诞生，不能象欧美国家那样正常发展资本主义，只能走特殊的道路，即依靠国家力量兴办近代工业。受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风暴的打击，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一批掌握实权的清朝官僚，在长期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亲身体会；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正面临几千年来的“大变局”，传统的一套措施已经不能应付新的形势，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是出面倡导和主持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的洋务运动，人们通常把这些人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在中央则有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与洋务派对立的是以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为代表的顽固派，他们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闭目塞听，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幻想回到闭关锁国的时代。他们对洋务派提倡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引进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等活动，认为是“用夷变夏”，极力反对。慈禧太后在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中保持平衡，便于她从中操纵和利用，表面上维持清政府的统一。洋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开展起来的。

洋务运动的内容，最初阶段集中在以“自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包括举办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陆军。清政府在洋务派的主持下，共创办十九个军事工业，其中主要有：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生产枪炮、水雷、小轮船。1865年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生产枪炮弹药。1866年左宗棠创办福州(马屋)船政局，制造轮船。1867年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生产枪炮弹药，后由李鸿章接办扩充。后期张之洞在汉阳创办大型的湖北枪炮厂。此外，陕、甘、粤、鲁、吉等省也先后创办了军事工业。这些军事工业一般都采用机器生产和雇佣劳动，工人的工资大体上按照技术高低决定，因而已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旧式官府工业。另一方面，这些军事工业无论在组织或经营管理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以及在技术、设备和原料供应等方面的对外依赖性，这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开端的特点。

军事工业的兴建引起许多连锁反应，遇到一连串必须解决的困难，特别是财政和后勤支援方面的困难，加之外商在华投资设厂的刺激，洋务派想“稍分洋商之利”，从七十年代开始，在继续进行“求强”活动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求富”的口号，主要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兴办一批民用工业，包括采矿、纺织、冶炼、航运、铁路、邮电等企业。著名的有：1872年李鸿章兴办的轮船招商局，1877年李鸿章兴办的开平矿务局，1880年李鸿章兴办的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李鸿章兴建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882年李鸿章兴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张之洞兴办湖北织布局、汉阳制铁局以及次年兴办的大冶铁矿，马鞍山煤矿等。这些民用工业产品主要销售于市场，经营目的是为了利润，工人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商股是以资本家资格投资的，因此完全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以“求强”、“求富”相标榜，办起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建立了新式海陆军，引进了科学技术知识和造就出最早一批科技工程人员，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起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但中国并没有“富强”起来。为“求强”而办的军事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经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自强”的幻灭。为“求富”而办的民用企业也成效甚微。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民用企业，受封建官府的控制，并承担苛重的封建义务。一批封建官僚安插在企业领导地位，在企业管理制度上有很大的封建性，必然束缚新式企业的发展。随着企业的发展，官督商办愈来愈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于是突破官督商办的束缚而完全商办的企业随之出现。

商办企业主要由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商人)直接投资而来，还有一些是由原来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转化为近代企业的。自1869至1894年，商办企业大约有五十多个，资本共五百余万元，主要是轻工业和小型采矿业。这些企业一般投资较少，规模较小，技术落后，大都集中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尤其是集中在上海、广州两地。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下，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沿着正常的独立发展道路成长起来。它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之间，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依附的一面。

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前者受帝国主义豢养，与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是反动的社会力量；后者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是进步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以其拥有企业规模的大小，分为上层和下层。在洋务派兴办的企业中，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的前身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前身，而下层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则是小型新式企业的投资者。民族资产阶级不论上层还是下层，在七、八十年代都还没形成一种阶级的力量。但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的早期社会改革思想家，代表人物有马建忠、薛福成、王韬、陈虬、陈炽、郑观应等，他们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以及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逐渐形成了维新思潮。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进步思潮形成了爱国革新的政治运动。

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经过三个时期，有三个来源。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资本在华经营的企业中，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产业工人；六、七十年代洋务派兴办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产生了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七、八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产生了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产业工人近十万人。中国无产阶级由于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三重压迫，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又由于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和少数行业、厂矿，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便于组织团结起来；以及由于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便于结成工农联盟等特点。中国无产阶级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斗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诞生，使中国这个古老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可参看，阮芳纪等：《洋务运动史论文选》；李时岳：《洋务运动论纲》，《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黄逸峰、姜铎：《洋务运动总论》，《学术月刊》，1983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