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即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是1978年在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展开，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彻底查清和摧毁“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希望在全党、全国享有威望的邓小平和陈云尽快出来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但是，这些要求遭到了抵制和阻挠。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并且制造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先是要求“继续批邓”，以后又一再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而对于“四人帮”的流毒很广的反动文章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口号，则设下层层禁区不准批判，使揭批查运动难以深入下去，拨乱反正工作难以顺利进行。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名义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最早是在1977年1月按照华国锋的意见为他准备的一份讲话草稿内提出的，后来华国锋1977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申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两个凡是”的提出，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方针办事，那末，“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能克服，人民群众的希望就要落空。

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1977年4月14日给党中央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毛泽东同志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又对这个原则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说，我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显然，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是针对着“两个凡是”这个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原则提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在这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1977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形势的发展，逐渐提出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究竟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这篇文章，说什么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思想的，批评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负责同志没有党性，甚至提出，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还针对当时全党要求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的潮流，提出了三句话：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样，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就必然要更广泛地展开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那种只许把过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不许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否则就被认为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奇谈怪论的现象，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一种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据此，他说：“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邓小平的讲话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很快地成为全党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但是，华国锋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仍然采取压制的态度。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责难，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他亲自作了多次修改，并审阅定稿。这一段时间，中央和地方报刊还发表了许多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许多省、市、自治区和单位相继召开了各种形式的理论讨论会，使这一讨论逐步深入。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又针对这个问题进一步作了阐述。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还说，“两个凡是”的观点不正确，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世也肯定不能同意。1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又说，不能要求毛泽东同志的每一句话都是正确的，如果这样，林彪的“天才论”不就对了吗?在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提出具有重要意义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他具体分析了形成那种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的历史条件及其危害以后，充分地估价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他明确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又说：“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在12月底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就为历时近一年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怎样才算是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通过讨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打破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对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巨大作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通过这一讨论，也进一步活跃了学术空气，促进了哲学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