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无心郦学本身，他的郦学兴趣主要在戴震赵一清案的重勘，严格说来他不是一个纯粹意义的郦学家，著名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将胡适归为郦学考据学派的一个“特殊类型”，这是很有见地的。台湾著名学者费海玑对胡适的《水经注》研究曾花过巨大的功夫，成绩喜人，启示良多。但他将胡适研究《水经注》的过人智慧与热心地理水利，所谓“百里之官开万世之利”联系起来，似又有发挥臆断之嫌。也有学者猜测，胡适父亲铁花（胡传）重视边疆地理，胡适得其遗传并阴有秉承父志的意思。这些看法不无道理，因为许多人都不能理解胡适究竟为什么要在晚年花如此大气力研究《水经注》。本文的最后部分便来谈谈这个问题。
不错，胡适确实说过，他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出于“为人辩冤白谤”的侠义目的。学术界也有学者认为胡适拥戴是他的“素志”，故而能挺身而出，为戴震的人格辩护。——其实我们前面已说了，胡适在1937年1月11日日记中也明白骂过戴震：“其作伪实可恶”，也动了“正谊的火气”。他在给魏建功的那封信中除肯定了“东原作伪似无可疑”，还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东原是绝顶聪明的人，其治学成绩确有甚可佩服之处，其思想之透辟也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但聪明人滥用其聪明，取巧而讳其所自出，以为天下后世皆可欺，而不料世人可欺于一时，终不可欺于永久也。”——可见胡适并无拥戴的“素志”，他对戴氏的品质也提出过严厉的指责。从这一点来考察，似乎胡适研究《水经注》并非完全是为戴震白谤辩冤的。1954年11月13日胡适致洪业的信中说：
十年来我重审《水经注》一案，虽然有几分“为人辩冤白谤”的动机，其实是为了要给自己一点严格的方法上的训练。
这段话里的着重号是胡适自己加上的。着重号恐怕更应加在“其实是为了”五个字上。——这段话再明白不过了：“其实是为了要给自己一点严格的方法上的训练。”信中又强调了他的《水经注》研究结论“实系跟着证据走”——这便又回到胡适的治学方法问题上来了。胡适在1959年1月27日又说：“我做大使的五年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下来后要训练自己，找一个很小的题目弄《水经注》，这样又弄了十七年。”这里又是提到“训练自己”，为要“训练自己”，才找了《水经注》这个题目来做文章——胡适还称“弄《水经注》”为“很小的题目”，但一并就弄了十七年，就是说训练了十七年。胡适实际上将“弄《水经注》”看做是他方法论训练的一个实验品。
说到胡适的方法论训练，其旨要我们似不必重复多说了，“注重事实，服从证验”“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拿证据来”一类实验主义方法论的教条，从二十年代初以来就成了他的口头禅。但胡适晚年弄《水经注》案的时候，他的这些个提倡证据、训练思想的纲目除了为校勘学、考证学指出“正路”之外，实际上已落实在他的所谓“勤谨和缓”的治学方法和“敬慎不苟且”“有疑必复讯”的治学态度两点上。胡适批评道：“骂戴东原这一班人，又没有下多的功夫，做到勤，又不仔细的校勘，做到谨，同时动了正谊的火气，没有做到和，稍为查一下，就发表文章，也没有做到缓。”（《水经注考》）胡适晚年时常以这“勤谨和缓”四字经教训人、启导人，并往往现身说法。如说“勤”：《治学方法》（中）说他自己“为审《水经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这都是不敢躲懒的意思。”另一个方法论训练即是所谓“敬慎不苟且”“有疑必复讯”的认真负责的考据精神和治学态度。他在《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文中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做考证的人，至少要明白他的任务有法官断狱同样的严重，他的方法也必须有法官断狱同样的谨严，同样的审慎。”并在技术上提出两个“驳问”说：即严格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严密扣紧证据（对论题）的相干性。胡适最后说：“有疑必复讯，不敢惮烦。我们做历史考证的人，必须学这种敬慎不苟且的精神，才配担负为千秋百世考定史实的是非真伪的大责任。”
胡适曾举了两个实例。一个是反驳杨守敬在他的《水经注疏要删》里举出的“戴袭赵”的证词，其中有一条：朱谋玮《水经注笺》卷七，“济水”篇注文引《穆天子传》曰：甲辰天于浮于荥水。赵一清《水经注释》各本都将“甲辰”改作“甲寅”，《刊误》说：“甲辰”，依《穆天子传》应是“甲寅”。戴震各本也都改作“甲寅”。杨守敬指责道：“原书本是甲辰，赵氏所据何本误以为甲寅，戴氏竟据改之。”杨氏所谓原书即《穆天子传》，据胡适考查，天一阁本、汉魏丛书本，与今日通行本的《穆天子传》此句都作“甲辰”，赵一清改作“甲寅”显是错的，杨守敬说“原书本作甲辰”是对的。但杨氏用此一条证据来断定戴震跟等赵氏错，便是“袭赵”的证据，则失之于“谨”了。考查一下那两个字的版本沿革史可知，残宋本、《永乐大典》本、黄省曾刻本均作“甲寅”，即古本都作“甲寅”，第一个改正过来为“甲辰”的是吴管刻本，（他查对了《穆天子传》）以后朱谋玮本也作“甲辰”。赵一清依了古本将朱笺原来对的“甲辰”改回去了，戴震改回去作“甲寅”则是依据了大典本，与赵一清一样犯了没有查对而轻信古本、善本的错误。但绝不是袭赵的结果。胡适批评说：“杨守敬所见《水经注》的版本太少了，他没有看见朱谋玮本以前各种古本均作‘甲寅’，头脑里先存了‘戴袭赵’的成见。”——这个小例子显示了胡适“有疑必复讯，不敢惮烦”的“敬慎不苟且”的精神，正是这种训练使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立于不败之地。
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戴震三大冤案之一的“无礼江永案”（另一案是所谓“直隶《河渠书》案”）。胡适为戴震翻案第一件事便是先攻克这个“前沿滩头”。——他的辩护词即是《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作于1943年12月7日）戴震“背师”，无礼江永（慎修），是否定戴震道德人品的第一个口实，攻戴派们咬住不放。如魏源说，戴震“凡六书、三礼、九教之学，无一不受诸江氏”，盛名后对他老师“但称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称师说，亦不称先生”。王国维也说，戴震平生学说出于江永（慎修），但未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胡适遍检了现存的戴东原遗著（微波榭刻本与安徽丛书本），查出戴震敬礼先生——“引江永的话必称江先生”——大量事实的证据：《经考》引江说五次，四次称江慎斋先生，一次称江先生；《经考附录》引一次，称江慎斋先生；《屈原赋注》引四次，称江先生；《考工记图》引三次，称江先生；《顾氏音论跋》引一次，称江先生；《答段若膺论韵》称江慎修先生一次，称江先生凡八次。——总计戴震引江永语，凡称“先生”二十二次，从少年时到晚年都是“凡称引师说，必称先生”。反过来，胡适又认真查找原告状词中“老儒江慎修”一句话的出典。原来戴震在两篇古韵分部的小史里——一篇是《声韵考》的“古音”一卷，一篇是《六书音韵表序》——叙述郑庠以下三人的大贡献时，有这样说法：“郑庠分六部，近昆山顾炎武……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列十有三部。”胡适说：“这两篇古音小史里，郑庠、顾炎武都直称姓名，而江永则特别称：‘吾郡老儒江慎修永’，这是表示敬重老师，不敢称名之意。”——因此胡适判决：“魏源、王国维提出的证据，一经审查都是无根据的谣言，都没有做证据的资格。”当然，这里胡适谈的“一经审查”，其实是“不敢惮烦”耗费了相当繁冗的考索功夫。所谓“上天下地去找材料”，只是坚持了这种方法的训练、功力的训练、思想的训练，胡适才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发言权！
经过严谨审慎的反复查证，光明一面的成绩显露出来了，而以前阶段的错误的、不成熟的观点见解也不可避免地要随之扬弃否定。胡适从不把那些已经证明是错的、不成熟的旧稿深藏起来或焚毁灭迹，而是全都保留下来，维持原貌，并明白批注：“错的”“有错的”。所谓“以志吾过，以儆后人”。这不仅显示了少年立志就“自胜者强”并取名“期自胜生”的胡适作为学者一生的风范与胸次，而且从《水经注》研究史来说，也展示了其艰难探索过程中的一段弯路，记录下挫折、失败的教训，让后人能面对前车，避开覆辙，径直向前，节约才力精力。同时，也现身说法地介绍了这一门研究循序渐进的门径与坦途。所谓“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与人”。胡适后半生因为名重一时，学问态度上更是谨慎十分，生怕给后世留下不正确的结论和谬误的成果，贻害无穷。当然害怕自己千秋形象的损坏也是他处处严于律己、不惮改错的重要原因。
最后，我们也应看到胡适晚年——尤其是离开祖国大陆后——他多少也有把《水经注》研究当做一种心理平衡、稳定情绪的依托，我们可以从他赞美冯舒（已苍）在明末的天下大乱时屏心静志地埋头弄《水经注》柳佥校本的言词中发现他的心态与衷曲。胡适整理赵一清的学术成果时特意抄录出赵一清的一首自嘲意味很重的小诗：
流年磨蝎坐宫中，甲乙丹铅枉费功。
一卷水经翻复勘，浊河清济笑冬烘。
胡适自己的心情又何尝不有这种自嘲“冬烘”的感觉。他在1948年11月28日给顾廷龙（起潜）的一封信中便流露过这种情绪，他说：“在天翻地覆中，作此种故纸堆生活，可笑之至。”——胡适的学术远离中国的现实生活也可见一斑。不过我们似也没有理由认为胡适做这些《水经注》学问时一味是训练与吃苦，相反他倒是怀有一种由衷的快活感与享受的乐趣。他不总是“为学术而学术”，有时也为兴趣而学术，为乐趣而学术。他曾说：“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1943年2月13日日记），——这“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或许也是他后半生如此埋头弄《水经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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