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释新民之义)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新民说(释新民之义)

梁启超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①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②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虽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长,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尔。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也而不得不谓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濯③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濬④之,原其本原。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于是乎保存,于是乎发达。世或以“守旧”二字为一极可厌之名词,其然岂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真能守旧者何·即吾所谓淬厉其固有而已。仅淬厉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筋所濡染,圣贤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一族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故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今论者于政治、学术、技艺,皆莫不知取人长以补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不取于此而取于彼,弃其本而摹其末,是何异见他树之蓊郁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干,见他井之汩涌而欲汲其流以实我眢⑤源也!故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长思也。世界上万事之现象不外两大主义,一曰保守,二曰进取。人之运用此两主义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两者并起而相冲突,或两者并存而相调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冲突则必有调和。冲突者,调和之先驱也,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盎格鲁撒逊人⑥种是也。譬之蹞步⑦,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指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原载1902年2月8日《新民丛报》第1号

〔注释〕 ①淬(cuì)厉:即淬砺。把烧红的金属材料放进水或油里急速冷却,以提高材料的硬度。砺:粗硬的磨刀石。淬厉为加工提高之意。 ②厘然:形容有条理。 ③濯(zhuó):洗涤。 ④浚(jùn):疏通,挖深。 ⑤眢(yuān):眼球枯陷失明,引申为枯竭。  ⑥盎格鲁撒逊人:即盎格鲁-撒克逊人。 ⑦蹞(kuǐ)步:亦作“跬步”,半步。〔鉴赏〕 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是《新民说》的宗旨。《新民说》由二十篇论文汇编而成,写于1902—1906年。1900年东渡日本后,梁启超的思想较戊戌变法期间有了一个飞跃。这一陡变,成了他思想最为激进的时期。在梁启超看来,戊戌变法未能成功,与顽固派的极力反对相关,也与国民素质欠佳有关。“新法”在中国讲了“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是因为“于新民之道未曾留意焉者也”。在两千多年专制主义重压之下,只有君主一人有自由,民众毫无自由;君主一人握权力,民众没有权力。失掉了自由与权力的民众,不可避免形成奴性,造成依附人格。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奴性,梁启超称之为“心奴”。他说:“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新民说·论自由》)《新民说》的首篇就是“论新民为今日第一急务”。1902年2月,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该报章程第一条就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之定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这里提出了国民性改造的问题,以及“新民”为国家变更面貌的先决条件的问题。梁启超心目中的新民,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人格。新民具有自由独立的人格,有着天赋的权利意识,同时富有冒险进取精神与强烈的上进心。造就“新民”的前提有三条:一是推翻专制主义政体,实行民主立宪;二是学习其他民族长处,培养近代人应有的品格;三是继承传统,弘扬固有的民族精神。后两条就是梁启超对新民所定的界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新民”要继承传统文化中有用成分,不能“尽弃其旧”。梁启超在《自由书》中说,“新民”的主张源于《大学》。《大学》中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的话,宋代理学家二程与朱熹认为,把“亲民”诠释为“新民”。梁启超没有受程朱理学对“新民”所作的局限于心性修养理解的影响,而是撷取清初哲学家李颙的主张。梁启超在《自由书》中说:“《大学》曰:作新民,能去旧染之污者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若是者,非悔未由。悔也者,进步之原动力也。”这是从李颙“悔过自新”说衍化出来的。李颙被时人视为与黄宗羲、孙奇逢并列的清初三大儒之一,他在评论哲学家史上各家时说:“虽各家宗旨不同,要之总不出‘悔过自新’四字。”(《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悔”便是人们认识过失而自觉努力去自新的动力,“过”就是“心奴”。“辱莫大于心奴”(《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视精神上的奴隶比形体受奴役更为可悲。梁启超列举了“心奴”的四种表现:“为古人之奴隶”、“为世俗之奴隶”、“为境遇之奴隶”、“为情欲之奴隶”。其中与人格相关的,主要是“为古人之奴隶”。古代圣贤功垂千秋,为后人敬仰,但不能作为偶像来崇拜。因为圣贤无法预知千百年后人们的心智,故梁启超主张:“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同上)“我自我”,即“我”是不依附于他人的,在精神上是自由与独立的,这与他“采补”西方文明相关了。这方面他主要汲取了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梁启超说,“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新民说·论进步》)。求智与自由是人的天性,是人天然而来的权利,即天赋人权,是“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也”(《新民说·论自由》)。梁启超于卢梭是推崇备至的,1902年著《卢梭学案》一文,介绍卢梭的民主思想。又认为《民约论》(《社会契约论》中译名)中的天赋人权论,是最适合于当今中国,祈求其在神州之上广泛传播。因为卢梭所宣扬的天赋人权论,能使地球上“国国自主,人人独立”(《自由书》)。经过“采补”与“淬厉”的“新民”,是没有奴性的、自由独立的,是富于爱国利群、冒险进取精神的一代新人。近代和古代有很大不同,很多思想家提出了培养新人的问题。新人的观念是近代才开始有的,如洪仁玕要人们依据“世之转革”的道理,自身也要不断地自新,“力求自新,转以新民”(《英杰归真》)。从刀光血影中蹦出的“新民”,含义比较笼统,但开了与传统人格决裂的先河。梁启超虽借用《大学》中的“新民”一词,但却为国人设计了全新的品性,如自由、自尊、合群、进取冒险等。梁启超对“新民”从各个方面详加论证,“新民”说是比较系统的关于理想人格近代化的学说。“新民”说唯意志论色彩很明显。“新民”的人格境界,应来源于社会实践,但梁启超归之为“心力”:“是故报大仇、雪大耻、革大难、定大计、任大事,智士所不能谋,鬼神所不能通者,莫不成于至人之心力。”(《新民说·论尚武》)尽管“新民”说有不足,但它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的积极作用,是大大超过消极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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