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哟,人类的春天

青年哟,人类的春天

郭沫若

“五四”运动的历史到现在竟有了二十二周年了。这个有光辉的纪念日——五月四号，被定为了“青年节”，这意义是很值得阐发的。青年是发展的动力，同时也就是进步的象征。人类社会乃至一切自然界的进化关键，可以说就操持在青年的手里。宇宙中举凡运行的轨迹都呈抛物线形，近来已由物理学家证明，连太阳光线从前以为是直线进行的，其实也是采取曲线的行径。年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壮老，都同样是抛物线形的轨迹。假使没有明年的春夏，万类便只好永远的死亡，假使没有第二代的青年，人类的一切便只好永远的衰歇。青年哟，人类的春天!就靠着有这青春的一季，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进行到抛物线的顶端;也就靠着有这不断的青春的来复，使我们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永远保持着上行的阶段。前一代的抛物线的顶端成为后一代抛物线的起点。向上的波澜，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就这样使必趋没落的抛物线变为永远进展的无穷曲线。自然及人类是这样进化了来，也将这样进化起去。所争者只是在：无意义的运行或有意识的策动。人类也经过了很长远的无意识时代，这时代快要成为过去了。对于运行轨迹的研究愈透辟，策动运行的意识便愈清醒。我们把“五四”定为青年节的意义，也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明白表示了。我们希望：“五四”运动时所表现的那种磅礴的青年精神要永远保持下去，而今后无数代的青年都要保持着五四运动的朝气向前跃进。继承“五四”，推进“五四”，超过“五四”。使青年永远文化化，使文化永远青年化。文化的本质其实即可以定义为“人为的进化”。它是对于自然界的一种斗争，对于凡是不利于进化的自然界的暴力及其惰力。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在它本身也具有自然的暴力和惰力，当它能征服暴力和惰力(连它自己本身在内)的时候，它是自然界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当它驯服于暴力与惰力之下而听其支配的时候，它是自然界的奴隶，文化的阉割者或破坏者。暴力的行使者和身受者，虽然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同样是为暴力所支配的奴隶。不能克服他人的暴力而俯首帖耳，固然没有担当创造文化的资格，不能克服本身的暴力而趾高气扬，结果也只是破坏既成文化而堕入兽域。“五四”运动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这是反对人类社会的最大暴力，另一方面反对封建制度，这是反对中国本身的最大惰力。运动的精神和文化的本质合拍，故尔“五四”运动成为文化运动的纪念碑，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民族经这一运动而青年化了。“五四”以来的二十二年间的进展，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抵得上“五四”以前的二千二百年间的进展。我们不要为泥古的习惯所囿，应该把眼光看着前头。二千二百年来的文化积蓄，固然有它精粹的成分存在，值得我们研究、阐发、保存、光大，但从那年代的久远和适用价值的有限上来看，我们的进步实在是十分迂缓，这不仅中国是这样，凡是文化意识觉醒以前的近代各民族，毫无例外地，都是这样。到了现代，空前的距离有了无限的缩短，时间的范畴得到无限的扩充，人力的效率增大到了无穷倍。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人力造成的奇迹。我们虽然还未走到近代文化的最高峰，但自“五四”以来，我们是不息的在向上走着。这路是荆棘的路，但同时也是争取荣冠的路。我们要发挥我们文化民族的使命，便不得不斗争。没有斗争便没有文化。目前的世界有极端疯狂的暴力正在向着文化摧残，向着创造文化的精神摧残，把人类拖到黑暗的悲惨的死灭地狱。我们要从这世界末日中把文化救起，把创造文化的精神救起，救起自己本身，救起全民族，救起全人类。救民族，救人类，并不是空洞的夸言壮语，也希望不只是空洞的夸言壮语。要做，也是容易的事体，在每个人的份内，就请从自己做起吧。在目前大动荡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不愿意堕入那死灭地狱的。但要从那种结局中把自己救起来，须得彻底反抗那种摧残文化的暴力，同时并须克服自己内心的苟且偷安、甘为顺奴的那种惰性。所以目前要救自己，便须得人人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战士。目前的时代，或许会被人认为变例，其实无论处在任何时代，人人都须得自救。克服自己的暴力不以妄施于人，克服自己的惰力不甘受别人的横暴，这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是对于社会的义务。所谓“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①，正是这种精神。有这种精神，才可以救济自己，更进而救济民族，救济人类。无论平时和战时，每一个人对于自己所最难克服而且也最当克服的便是驯服于老衰现象的惰力吧。每一个人把青壮年时期一过，肉体的大部分官能便翻过抛物线的顶点而走向老衰的下坡路。这是每一个人所难免的自然惰力，几乎是绝对地不能克服的。但也非真正绝对地不能克服。在这儿精神的力量的确是可以克服肉体的衰残。这并不是神秘的唯心论，而是可以找出科学的根据的。便是人体的各种细胞组织中，发展的历程并不一致，凡是官能低级的组织，如筋肉系统，便发展快而早衰，官能高级的组织，如神经系统，却发展徐而后谢。伟大的人便能以后谢的精神力量统御早衰的肉体官能，决不向老衰屈伏。古今中外有不少的伟大人物，他们直到老年都还能保存着他们的活动能力，那秘密就在这儿。一句话揭穿，便是古人所说的“老当益壮”。孟子有句话说得好：“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②。这句话如要免得被人专向消极方面去解释，似乎竟可以改说为“大人者不失其青年精神者也”。伟大人物便是永远的青年，他们不仅把老衰现象克复了，甚至连死亡现象都可以克复。他们的著书、传记、坟墓，都在发生着作用，真真是所谓“精神不死”。老年人都须得青年化，青年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世间上青年化的老人很少，而老人化的青年却偏偏多。就在我们自己的眼前，就已经有不少的青年是未老先衰了。这原因，一部分固由于青年自己的不努力，不自爱，或自暴自弃，而一大部分是由于老年人的管教错误。文化意识未觉醒的老年人不仅自己不思振作，反而倚老卖老，以老人的气习、生活、思想、行动来绳范青年;青年人在这种管束之下，有的不自觉地便驯致颓唐，有的却反拨地趋于堕落，就这样便断送了无数的青年。一个人老当益壮的精神强，那人必然伟大;一个人未老先衰的气象十足，那人必然腐败。一个民族，老当益壮的人多，那个民族也一定强;一个民族，未老先衰的人多，那个民族也一定弱。我们中国在以前是大可以称为老人国的，积弱的原因一部分也就存在这儿。古时候我们中国的教育，差不多是把青年当成罪人在看待的。所谓“扑作教刑”③，把这个观念表示得非常明白。“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死的打活的，老的打小的，打出了做老爷的来呢，做老爷的又打做老百姓的，做老百姓的又打做老大老二的。万般皆是打，老气满中华。好多年辰以来，中国人实在老衰得不堪了。你叫中国民族怎么能够强，中国文化怎么能够有进步呢·“五四”运动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分水岭，便是把老气的支配推翻了一大部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不是逐渐振作起来了吗·我们且看那可以成为建筑材料的树木，只要那树木的种子是落在土壤肥沃的原野里，它能得到充分的阳光、空气、水分、养料，它在自然发育的状态中，必然成为参天的大木，极有用的建筑器材。人要加以管理，只要注意到阳光、空气、水分、养料的供给，或者为它排除昆虫或其他外来灾害，那树木的发育自然可以得到帮助而被促进。管理，只是助成，并不是拘束。假如把那同样的树苗，拿来种在庭园或花盆里，自幼加以无理的剪削、拳屈、束缚，使它成为一定的型，那树木便不能遂其自然的成长而成为畸形的物什。这些畸形的物什在某种意义上或者可以中观瞻，但不中实用。一旦畸形一被形成，即使加以解放，放还自然，也不能恢复它原有的树性。它是在无理的管束之下已经僵老了。教育的意义和这林木的培植，应该没有两样。我们对于青年应该充分地给以营养资料，不时地对于外来灾害加以防护，让其自然发展，那他一定是可以成为大器的。青年的精神便是向上的精神，没有本来就不自爱而自甘堕落的青年，除非是精神病患者。真正可以作为青年导师的，认真说只有那永远不老的伟大的人。古人也有“人师”和“经师”的区别，所谓“经师易遇，人师难逢”④。经师是供给材料的技术家，人师是指导精神的领港者。职司教育的人，连易遇的技术家的责任都未能尽职，却往往爱以难逢的精神领港者自居，一般的青年能够被培植为盆栽小景，都要算是侥幸的了。孔夫子在中国的历史上终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的人。他是负责的教育技术家，而同时又能“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是称职的精神领港者。他诚然有一个人格的规矩尺度，但他不必一定要把这种规矩尺度来绳范人，他说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⑤孔子能取狂狷，正是深切地了解青年气质的人。记得罗素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主张，是说青年的性质就骄傲一点也无妨事。青年的性质偏于进取，在老成者视之，自不免近于狂。青年的心地洁白无染，有好些俗套的行为在所不屑，在世故者视之，自不免近于狷。狂与狷能够见容于孔子，这大约是现代的教育家所应该取法的吧。视青年为罪人的时代，在中国应该是老早过去了，青年自己也应该以民族的主人、文化的创造者，自尊自重。

原载1941年5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

〔注释〕　①“自反而不缩……吾往矣”句：语见《孟子·公孙丑上》。褐宽博，古代贫贱者所穿的宽大粗布衣服。全句大意是： 反躬自问，如果自己所行理亏，即便面对卑贱的匹夫，我也不去恐吓人家;反躬自问，如果自己所行有足够的理由，即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将勇往直前。　②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语见《孟子·离娄下》。大意是：具有伟大人格的人，是葆有童心的人。　③扑作教刑：语见《书·虞书·舜典》。扑：戒尺;教刑：上古刑法的一种。大意是：用体罚的办法规训人。　④经师易遇，人师难逢：语见《资治通鉴·汉纪》。大意是：找个教某个专业技术的老师很容易，找个教你如何做人并能以身作则的老师很难。　⑤“不得中行……不为也”句：语见《论语·子路》。大意是：我不能与奉行中庸之道的人结交，只能与狂者、狷者为伍了。然而，狂者自有进取之心，狷者也有一定的自我约束。〔鉴赏〕　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文学家、诗人、考古学家，也是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创作的《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又与郁达夫等人一同在上海创立文学社团“创造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本文是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二年而作。五四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的主体是青年，作者把歌颂的对象指向青年别有深意，着眼的是长远，绝非应景之作。在他看来，青年是一种精神的符号，是发展的动力，也是进步的象征。这个观点是通篇的文眼所在。文中透露出作者的浪漫主义气质，由宇宙中运行着的物体呈现出抛物线形的特征，联想到人类社会也有发展曲线，一波又一波，无穷地蜿蜒。他又以季节作喻：“年有春夏秋冬，人有幼少壮老，都同样是抛物线形的轨迹。假使没有明年的春夏，万类便只好永远的死亡，假使没有第二代的青年，人类的一切便只好永远的衰歇。青年哟，人类的春天!就靠着有这青春的一季，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进行到抛物线的顶端;也就靠着有这不断的青春的来复，使我们整个民族或整个人类的精神发展，永远保持着上行的阶段。”世间有了青年，就有了生机和希望，像春天一样蓬勃。他愿春天永驻，五四运动所表现的“磅礴的青年精神”得以代代相传。文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使青年永远文化化，使文化永远青年化”。青年的“文化化”，是指青年要有思想修养，能批判、博取，有文化创造精神;而文化的“青年化”，是指乐于吐故纳新，有判断力和锐气，有朝气和张力。文化属于“人为的进化”。和自然界的进化不同，人类的进化是主动性的策动，有意向性的。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自觉意识，是有高级神经系统的文化生物。但是，人毕竟也有动物性的一面，有自己的弱点。五四运动关注社会的健康运行，其反对帝国主义，是对整个世界最大暴力的抗争;其反对封建主义，是对中国社会最大惰力的阻遏。五四运动高扬人的旗帜，也就是文化的旗帜，是文化运动的一座纪念碑。作者肯定了五四运动以来二十二年间的进展，指出过去的文化积蓄有好的东西值得继承光大，然而从长远和适用的角度来看，进步的幅度还不够大，不甚满意。所以国人依然任重道远，要踏着荆棘，在极端疯狂的暴力摧残文化的当下，用拯救文化、创造文化的精神，“救起全民族，救起全人类”。面对这一艰巨、切实的任务，作者认为，每个个体都有担当的责任，然后促进人类集体素养的提升。作者写这篇文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弥漫，日本法西斯肆无忌惮地蚕食我国广袤的领土，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他看到了形势的严峻，个人和集体互动的必要性。“在每个人的份内，就请从自己做起吧”。既要“彻底反抗那种摧残文化的暴力，同时并须克服自己内心的苟且偷安、甘为顺奴的那种惰性”，“克服自己的暴力不以妄施于人，克服自己的惰力不甘受别人的横暴，这是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义务，同时也是对于社会的义务。”这里，我们看到了对现实的正视，不尚空谈，短兵相接。问题提得又是何等尖锐!作者引用了《孟子·公孙丑上》里的一句话，要求每个人能够自我反省，面向未来有勇往直前的精神。个人如有这种精神，才有希望“救济自己，更进而救济民族，救济人类”。文章层层递进，以相当的篇幅批评了“老人化的青年”现象，认为人的肌体会走向老化、衰残，但精神应该永葆年轻：“伟大的人便能以后谢的精神力量统御早衰的肉体官能，决不向老衰屈伏。”“伟大人物便是永远的青年，他们不仅把老衰现象克复了，甚至连死亡现象都可以克复。他们的著书、传记、坟墓，都在发生着作用，真真是所谓‘精神不死’。”伟人以他们毕生的努力，创建了让后世景仰的功业的纪念碑，他们对后人仍有着生生不息的影响。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老人化的青年”的现象，一部分由于青年自身的不努力，不自爱，或自暴自弃;然而一大部分是由于老年人管教错误，自己保守、暮气，还以这样或那样的紧箍咒来限制青年。古代教育的弊病，就是用威严逼迫青年，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条，使得青年在老人面前胆战心惊，唯唯诺诺。老年人影响青年人，人的守旧的惰性会像人体生理基因一样遗传，也实在可怕。“我们中国在前是大可以称为老人国的，积弱的原因一部分也就存在这儿。”这一点睛之笔，引导读者反顾历史，有穿透力，实在让人悚然警醒。作者提醒人们，一方面老年人要青年化，为人师者应做出榜样，做那永远不老的人，指导精神的领港者。另一方面要爱护青年，转变对青年人的教育方式。犹如对林木的培植，充分地给以养料，增强对灾害的抵抗能力，让其自然发展，不以把青年“培植为盆栽小景”为满足，而使之成为大器。应当像孔子那样育人，提倡进取精神;也应当像罗素所主张的，青年骄傲一点也无妨。这些道理，在今天也是适用的，我们所要造就的是生气勃勃的一代。唯此，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希望，人类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