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

邓初民

任何民族,任何人类,到了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划开了群体的一致性,而有了各种社会层对立时,某一群人(或某一社会层)借着一种强制权力(后来便演进为公权力或政权)来统治另一群人的行为,就有了必要。这种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的行为,就是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不是徒然的,主要(或唯一)是要达到一种经济目的,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或者是经济上的优势者占有者,为要永久保持其优势和占有,需要政权的行使来统治、支配经济上之劣势者或不占有者,例如奴隶社会主人之对于奴隶,封建领主之对于农奴,资本社会之资本主之对于雇工。或者是经济上的劣势者或不占有者,为要消极的解脱其经济劣势和不占有地位;积极的创建一种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文化平等的社会,需要政权的行使来制服、平抑、甚至取消经济上的劣势者或占有者,如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苏维埃政权之对旧俄的资本家、地主、僧侣、贵族、王室等等。这次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主义反法西斯战争,其政治意义为“尊重各民族有权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其经济目的,则在“促进世界各国经济上之全面合作,以谋各国人民劳动标准之提高,经济之进步及社会之安全”,“使各国俱能在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以上所引俱见《大西洋宪章》①)因此,我们可以结论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不平衡状态,经济上的优势者和劣势者,占有者和不占有者,都需要政权的行使来完成各自的经济任务,达到各自的经济目的,政治便成为经济之集中表现,成为完成经济任务达到经济目的之一手段,政治是服从于经济的。但这一完成经济任务,达到经济目的政治手段,其本身亦有其任务与目的,即完成经济任务的政治任务,达到经济目的之政治目的。自从政治本身其任务需要完成,其目的需要达到以后,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只成为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之一手段,例如宗教、学术、思想等等之政治作用就是这样的。较具体而又强有力的一种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手段,莫如教育。试看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要求,产生了古代的、中世纪的奴隶政治、专制政治,便有古代的中世纪的奴隶教育、专制教育。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要求,产生了近代的民主政治(虽然是形式的,虚伪的,但有旧型的新型的不同),便有近代的民主教育。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要求,产生了苏联的民主政治,便有苏联的最新型的民主教育。因此我们可以结论为:自从政治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后,有了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教育是服从于政治的。这里,我们主要的论点,是“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如前所附注,民主有旧型的,新型的,而苏联的民主政治还是最新型的民主政治,然则这里我们所论述的民主政治,是那一种型的民主政治呢·是否需要申论·由于民主政治之有旧型新型最新型的区别,民主教育当然也有这几种区别,然则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民主教育,又是那一种型的民主教育呢·是否需要申论·这可以说都有必要,我们可以大概的说:在今天旧型的民主(亦即资产所有者一阶级专政的民主)是过去了,而最新型的民主(亦即苏联工人大众的民主)还一时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今天民主的主潮是新型的民主(亦即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民主),因此,我们这里所论述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也就是新型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然则什么是新型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这仍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题目,没有篇幅让我们细加申论。根据我们前面提出的论纲:“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这里重要的不是什么是民主教育的问题,而是什么是民主政治的问题。什么是民主政治呢·顾名思义的从其抽象概念来定义,可以说民主政治就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一切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民主政治又是一种制度,由这种制度所表现的形式来说,凡是民主制的国家,必然要有人民选举的国会及各级议会,必然要有由国会及各级议会所制定颁布的法律,而这种法律必然要为举国上下所共同遵守,所谓法律之前,万人平等,尤其是人民的权利义务,必然要明确规定于各种法律之中,尤其是宪法之中,如人民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乃至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人民有言论、思想、出版、集会、结社、迁徙、营业、信教、通信秘密之各种自由,乃至罢工、罢市、游行、示威之各种自由,这些都是民主政治之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就是民主政治之最明显的标帜。但是在旧型的民主政治中,这些在法律条文上虽有规定,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民未必都能享有,如在法律上规定出版的自由,而在实际上不给以出版的纸张及印刷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而在法西斯国家,则干脆剥夺人民一切自由与权利。所以民主政治有形式与实质之别,这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反法西斯的战争,因而所争取的是实质的民主——新型的民主,虽然民主的进路也不会就停止在一步上,也就是说历史的车轮,必然要由新型的民主,走向最新型的民主,但这是后话。实际的民主与新型的民主,或者说新型的民主与旧型的民主,已经是在许多年月中,常常扰乱人们的脑筋,使它模糊、混乱。目前到了民主反法西斯战争决定胜利的时候,许多原来的法西斯份子,准法西斯份子,半法西斯份子,也想拿民主的外衣来包裹法西斯残骸,因而法西斯也喊出民主的口号来,也就是说“强盗也喊捉强盗”,这样,扰乱人们脑筋的,就不仅是形式的民主与实际民主的问题,还有一个民主与法西斯的问题。民主说得太多了,法西斯也听得太熟了,真诚拥护民主的人们,口里说“民主”“民主”,骨子里是法西斯的人们,口头上也在喊“民主”“民主”,一不当心,就“鱼目混珠”了,所以在说明什么是民主政治的时候,固然要把形式的民主与实质的民主,旧型的民主与新型的民主区别开来,尤其要把新型的民主,实质的民主,与法西斯的民主(法西斯假扮的民主,实质上是法西斯)区别开来。民主与法西斯这两个概念,由于习焉不察,由于鱼目混珠,正在这个当儿扰乱了人们的脑筋,模糊了人们对于民主与法西斯之正确认识,在这里使得我们必需把民主小姐(借用陶行知先生的名词)与法西斯魔鬼(我自创的)的画像具象化,我以为凡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形式上,不是在法律条文上),人民享有上述各种权利(选举、创制、复决、罢免诸权利)与上述各种自由(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的地方,亦即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地方,没有镇压人民的各种法令的地方,没有秘密警察的地方,没有集中营等等的地方,没有不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的地方,没有人身之不能获得确切保障的地方,才是民主小姐管领的地方,否则就是法西斯魔鬼统治的地方。民主小姐的可爱、可恋、可敬的美丽,与法西斯魔鬼的可恨、可恶、可杀的丑恶凶狠,是亮晶晶的纹理明晰的两座大理石塑像,决不是可以任意颠倒的抽象的概念,在这里是行动决定一切,是事实决定一切的问题,不是有否法西斯思想的问题。什么是民主政治呢·请把民主小姐那座美丽的大理石塑像看看,这是实质的民主,不是形式的民主,这是新型的民主,不是旧型的民主,有了这种民主政治的地方,才有这种民主政治的教育。你感觉到今天的教育不民主,甚至愤慨今天的教育不民主吗·这是应该的,但这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这不能单从教育本身求得解决,这是由于政治不民主,教育是服从于政治的,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的一手段,你必需把整个政治生活改变,必需使整个生活民主化了,教育才能民主化。教育界的讲学自由,读书自由,阅报自由,选课自由,转学自由,推而及于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都发源于整个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热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教育的人们,首先需热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政治!

原载1945年11月1日重庆《民主教育》创刊号。又见1945年12月18日《文萃》第一年第十一期

〔注释〕 ①大西洋宪章: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美、英迫切需要协调反法西斯的战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的军舰上,举行大西洋会谈,签署并发表了名为《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宪章提出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和民主重建战后和平的目标,对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打败德、日侵略者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鉴赏〕 邓初民(1889—1981),字昌叔,又名邓希禹,湖北石首人,爱国民主人士、社会科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和社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中国政治学会名誉会长、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著有《政治科学大纲》、《中国社会史教程》等。邓初民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较早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在思想上一直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期把教学和著书立说与中国革命的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和民主斗争。他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在中国建立了新的政治学体系,成为“民主教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1941年开始,他在重庆就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问题,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呼吁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推动了国统区民主思想的宣传。本篇即是其中之一,着重阐述民主政治和民主教育的理论。邓初民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现实论理学”(即唯物辩证法)为理论依据,从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政治的发展过程,去研究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政治现象。他把政治关系的运动法则,纳入社会内部的阶级对立之上进行分析,而“这种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的行为,就是政治行为”。他认为,政治行为都是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的。无论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经济上的地位和利益,还是被统治阶级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和地位,都需要通过政权的行使来实现。就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言,他主张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认为离开了经济结构,便不能说明政治的变化和发展。也就是说,政治只是完成经济任务、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而要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则要依赖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诸如宗教、学术、思想等等。他认为意识形态中,“较具体而又强有力的一种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手段,莫如教育”。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适应其经济、政治发展要求,分别产生了“中世纪的奴隶教育、专制教育”、“近代的民主教育”和“苏联的最新型的民主教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进而他指出经济构造形成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制形成社会的第一上层建筑,其余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形成社会的第二上层建筑,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紧密关系。因此,“自从政治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后,有了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教育是服从于政治的”。他把民主大致分为三类:旧型的民主(资产所有者一阶级专政的民主)、新型的民主(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民主)和最新型的民主(苏联工人大众的民主)。认为由于最新型的民主“还一时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因此当时世界民主的主流是新型的民主。本篇讨论的,是新型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的关系。他认为既然“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那么首要的就是厘清民主政治的定义:“民主政治就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一切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和价值体系,表现在各种民选政治机构及其制定的法律上,其核心就是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自由,这“是民主政治之最明显的标帜”。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就是为了追求实质的民主——新型的民主,并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最终走向最新型的民主。在邓初民看来,归根结底,教育的不民主源于政治的不民主,既然“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那就必须首先改变政治生活,教育才能民主化。教育的一切自由诸如讲学、读书、选课等,乃至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都发端于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所以,他热切冀望“热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教育的人们,首先需热心努力,拼死要求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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