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田守玉译陆玉林
【原文作者】：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
【原文作者简介】：
沃尔夫·迪特里希·施努雷(1920－)，联邦德国作家。出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曾在柏林上中学。1939－1945年被征服役。战后住在西柏林，至1949年担任《德意志评论》的影剧评论员，是联邦德国的重要文学团体“四七社”的发起人之一。
施努雷从1950年起成为职业作家，以写诗歌和小说为专长，作品很多，主要有诗集《卡西贝》(1956)，长篇小说《当父亲的胡子还是红的时候》(1958)，《短篇小说集》(1966)、短篇小说集《我需要你》(1976)，长篇小说《一起不幸事件》(1980)。他的作品多以战争年代和当前的社会生活为主要题材。《一件谋杀案》反映了当代西方世界一个带社会性的问题。
【原文】：
门突然被推开，两个男子带着一团浓浓的雾气闯进斯坦涅克的啤酒店。黑色的雨衣湿漉漉地闪着亮光，帽子还戴在头上。他们从醉意朦胧、对着自动赌博器喃喃自语的晚报贩子身边走过，来到柜台前。
“是哪一个?”身材较矮的一边问，一边微微扬起头，透过蒙着一层雾气的镜片眼睛眨巴眨巴地四下张望。
“在那边，”老板轻声说，并对着一张高桌子点了点头，“没有刮脸、上衣领子竖起来的那个。”两人于是分别从桌子的一边绕过去，推开那汉子对面两肘撑在桌面上昏昏欲睡的姑娘，然后倚在他的左右两边。
“来两杯白干!”大个子喊道。
“三杯!”那汉子口齿不清地说。
掌柜送来酒，将杯子放在他们面前。“祝三位健康!”他不敢看那汉子的脸。
“为我们的亲人干杯!”小个子向那汉子举起酒杯说。
掌柜屏住呼吸，其它桌子旁的一些人也朝这边张望。
“怎么回事?”大个子问掌柜，并把帽子往后脑勺上一推，露出几根稀疏的头发，灯光正照在他那张白净的脸上。
“有什么好瞧的，哼!”
“嘿，嘿!”掌柜搭讪着，尴尬地往托盘上哈气，一边不断地用袖子在盘上擦，一边回到柜台旁。
“喂，怎么啦?”小个子手里举着酒杯说，“我刚才说，为我们的亲人干杯。”
“我想到了更好的说法，”大个子对那汉子说，“为您的妻子干杯，祝她长寿。”
“这会儿提起她来了，”那男人吃力地说，“在她刚刚死了以后。”
小个子把杯子放到一边，用手背抹抹嘴。“哦，我的天，这怎么可能呢!”他的声音本来应当是冷漠的，但这冷漠的语调却很勉强。
汉子一抖手腕，把烧酒灌进了喉咙。他的眼皮发红，眼睛周围有一圈阴影。“再来一杯!”他大声说，“怎么可能?”并毫无表情地盯着小个子：“我不是说过，我把她害死了吗?”
几枚硬币叮叮 地掉在自动赌博器找钱的盘子里。晚报贩子对此并不理会，却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汉子。
“讲讲吧，”大个子感兴趣地说，“就这么干脆，连手都不抖一下?”他的手在空中用力一劈。
“他喝醉了，”姑娘打着呵欠说。她关上粉盒子。盒子上升起一团淡红色的烟雾。“喝醉酒的人话多。”“别出声!”那汉子说着从老板的托盘中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再来一杯!”他说，一面把杯子放回盘里。
“行了，”小个子说，“今天这是最后一杯。”他把老板推向柜台。
“瞧，是不是，”姑娘说，“都是喝多了，才胡说八道。”
“别出声!”汉子舌头不灵活地说。他摊开双臂将上身撑在桌面上，领带拖进桌上放过酒杯的那摊发亮的酒渍中。“全都给我闭嘴!”他又喊道，手臂一软便栽倒在桌面上。
大个子死劲揪住他的领子，怕他倒在地上。
“要了房间，”小个子对老板说，“我们得安安静静地同他呆一会。快一点!”
“都是你，就知道来回打电话!”姑娘一边摇头，一边看着老板，“瞧你，把他坑害苦了。”
“住嘴!”老板说，用钥匙打开俱乐部的房门，开了灯。
灯泡上罩着一只凹凸不平的灯笼，灯笼上画了个笑嘻嘻的月亮。天花板下彩色纸链在轻轻摆动，钢琴上积了厚厚一层灰。
“进这儿吧!”老板说。他的声音使人觉得房间又冷又空。
他们让那汉子坐在房间中央的一把椅子上。他打着嗝儿，头开始垂在肩上，然后又渐渐地垂到胸前。
“可别给我吐在地板上。”老板说。
大个子把他推到门口。“他如果想吐，我会打开钢琴盖，让他吐在里面。这里有人认识他吗?”
老板耸耸肩。
“没有关系，”小个子翻着从那人上衣胸前的口袋里找到的笔记本，在封皮内发现了他的住址。“这不是，”他说，“把这本子交给侦缉处，迪甫克，让他们马上到他家去，记录犯罪事实，明白吗?”
“O．K．，警长。”迪甫克拿起笔记本走出去。
警长等门关上，才走到窗户边，拉开窗帘。街道仍然笼罩在雾气之中。黑暗的窗玻璃上映出警长扭歪变形的脸。他一面透过自己影子，透过浓雾向外张望，一面想着他的妻子。他已经结婚二十年了，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但觉得，此刻回到家，看见她坐在桌子旁，这就很不错。
窗外一辆长途载重卡车驶过，震得墙边搁板上的九柱戏比赛奖杯轻轻碰击着，发出叮叮的响声。
那汉子呻吟起来。
警长慢慢回到他身边，让他的头靠在椅背上，又用食指把他的眼皮向上翻起。白眼珠上布满血丝，看不见瞳孔。
这时，门开了，迪甫克走了进来。他那颧骨突起的面颊通红，象是刚喝了点酒。
“怎么样?”警长微微抬起头，心不在焉地透过眼镜看着他。
“地址是对的，”迪甫克锁上门，把身子靠在钢琴上。“他是电气技术员，结婚二十一年，没犯过前科。”他耸起肩，搓着双臂。“我们不能在厨房里审讯他吗，警长?这儿冷得象冰窖。”
警长仔细看着那人毫无生气的、下垂的双手。“他结婚多久了?”
“二十一年，”还是光棍的迪甫克做了个鬼脸，“有些人也会感到腻味的。”
“别出声!”那汉子说。
“嘿!”迪甫克臀部一顶，身子便离开了钢琴。琴架上插纸花的花瓶晃动起来。
“他又清醒了，这个好汉。”
警长抓住醉汉的头发在他的面颊上轻轻拍打了几下。“怎么样，听得见我的话吗?”
“声音太大，”那汉子吃力地说，但没有睁开眼睛，“声音太大。”
“等一等，警长。您又不敢真正动手。”迪甫克一把揪住那男人的上衣领，不动声色地给了他几个有力的耳光。
“对，”汉子喘息着说，“使劲，我是自作自受。”他吐了口唾沫。
“好，”警长厌恶地说，“好极了，迪甫克。”他转过身，但对面黑糊糊的窗玻璃上映出空空的、装饰着彩链的房间，好象没有尽头。他赶快掉转目光。
迪甫克松开那人。
“你如果栽倒，就得挨揍，明白吗?”
“我全都明白，”那汉子说，并伸手去摸身后的椅子。
迪甫克抽开椅子。“全都明白?”他眯缝起蓝色的三角眼说，“也明白你干的事?”
汉子不作声了。从酒吧间传来自动赌博器轮盘转动的声音。“安娜，”他缓慢地说，接着又蠕动开裂的嘴唇做出喊这个名字的口形，却没有发出声音。“不，”突然他十分清晰地说，“这事谁也弄不明白。”
“也许，你弄错了，”警长骑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椅背上，也许是叉得太紧的缘故，它们竟颤抖起来。
“他肯定弄错了。”迪甫克双手握拳撑在雨衣口袋里，并耸起肩绕着那汉子走了一圈。“反正害死了就是害死了，不是吗?”他在那汉子前面站住，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你为什么要这样干?”警长问。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汉子说，“我受不了啦。”他的声音虽然呆板，但很清楚。看上去他丝毫不象喝醉了酒。
“什么事情使你受不了?”迪甫克问。
“眼睁睁地看着它到来。”
“它?”警长问，“它是什么?”
“完结，”那汉子说，“死。”
迪甫克透过牙缝嘘了一声。“因为怕死而害死一个人?莫明其妙的逻辑。”
“但是，事情几乎就是这样。”那汉子声音嘶哑地说。
“不过，总得有个前提吧。”警长说。
“当然，”迪甫克激动地点着头，“而且得有相当多的前提，我认为。”
“前提是，”警长望着自己那双交叉得紧紧的、几乎要痉挛的手说，“你十分爱她。”
从远处的市中心传来一辆有轨电车的铃声。窗外夜色渐渐地淡了，开始渗进灰白色。
那汉子不吭声。
“您的结论也许大胆了一些，警长，您说是不是?”迪甫克往椅子上一靠，他感到有点冷。
“你说话呀!”警长说，但没有抬起目光。
那汉子咽了几口唾沫，喉结迅速地上下抽动着。过了一会，他才挤出一句话：“是的，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说吧，说!别夸大，”迪甫克说。
“你们不懂，谁也不懂，我是多么爱安娜。”汉子说。
“有孩子吗?”警长问。
那汉子耸耸肩。“我不相信孩子。”
“我明白，”警长点点头说，“我完全明白，你爱她。”
“爱她!”迪甫克模仿道，“您居然也这样说!那么，现在呢?”
“现在……”男人木然地望着对面墙上用美术字写的奖状。“现在一切都完了。”
“瞧，”迪甫克把插在雨衣里的手掌向外一翻说，“我说什么来着。
警长屏住呼吸。“你现在不再爱她?”
“我害死了她，”那汉子说，声音象是从留声机里发出来的。“也毁了我的一切：过去、将来，甚至我的胆怯。”
“别撒谎，”迪甫克打断他，“你是不是还活着?”
“这只是表面现象。”男人打了个嗝，闭上眼睛。他又站立不稳了。
“你可以坐下来。”警长说。
“为什么?”迪甫克问，“难道他站不稳了吗?”
警长微微抬起头，透过蒙上雾气的镜片神情恍惚地看着他的助手。
“咳，反正事情是真的，”迪甫克挑战似的说，“最好还是说说，什么时候出的事。”
“昨天，”那汉子说着眨了几下眼睛，并重新睁开眼，“不错，”他点着头，声音仿佛是另一个人的，“是昨天，昨天傍晚八点钟。”
“什么缘故……”迪甫克疑惑地俯下身子问，“你突然想到要弄死她，嗯?”
“不是。”那汉子说。
“那么是什么?”
汉子犹豫了一下。“我们早上去看了医生。”
“哪一科的医生?”迪甫克问，并拿出纸和笔。
“别拐弯抹角，”警长神经质地扶正眼镜，“怎么回事，”他问，“你妻子已经病了很久吗?”
“病?”那汉子第一次注视警长，警长也看着他整个的脸。这是一张神情迷惘的、土灰色的脸，只有嘴角还有一丝生气。
“安娜没有病，”汉子说。不难看出，他在撒谎。
“哦，原来是太胆小，不敢早些去医院，对吗?”迪甫克不假思索地说。
汉子不作声，依然凝视着警长。警长受不了那汉子的目光，低下头看着地面。
“说呀!”迪甫克缩了缩脖子。脖子后的帽沿碰到雨衣领子，帽子在光秃秃的头顶上动了一下。“她有什么病?”
“心脏，”那汉子生气地说，“心脏病，还有白血病。”
警长觉得，那男人的眼睛在向他求助，便勉强地抬起头。“你的妻子一直瞒着你?”
“安娜很爱我。”男人说。
“为什么你们昨天一同到医生那里去呢?”迪甫克不怀好意地眯起眼睛。
“她心脏病发作了，”男人说，“这是她第一次没能瞒住我。我感到害怕，我想，她要死了。”他无动于衷地说，使人觉得，他好象照着一张写好的纸条在念。“后来证明我是对的，医生认为她顶多还能活十小时。”
警长用拇指拭亮镜片，目光越过迪甫克的肩膀凝视窗外。外面传来最早的几只麻雀的叫声。曙光穿过浓雾同灯罩里射出的灯光融成一片灰黄色。
迪甫克清了清喉咙。“她自己知道吗?”
“不知道，”那汉子后退几步，木然地倒在椅子上，“大夫只告诉了我。我们乘车回家后，她上床躺下了。可她不习惯于长时间躺着，下午她说她感觉好些了。我不想让她觉察出来，就让她起了床。她穿好衣服，开始打扫房间。那时正是五点半，大夫说从八点起……”那汉子说不下去了，目光呆滞地望着面前。
“你不用什么都说。”警长站起身，走到一扇窗户跟前，他突然忍受不了迪甫克在他身边。
“我要说，”那汉子说，声音重又变得微弱而平板，“我把什么都说出来，我害死了她，愿意受到惩罚。”
“一件一件地说，”迪甫克装模作样地说，“讲吧，后来怎么了，她开始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一场争吵。”
“争吵?”迪甫克张开的嘴半天合不拢，“天哪，你疯了?就剩下几小时还要吵架?”
那汉子迟钝地点了点头，声音嘶哑地说：“是的。”
“可我想，你是爱她的!”
“你别说了行不行!”警长大声说。
迪甫克扬起他淡淡的眉毛，“喂，我说警长，您到底怎么啦?事情明摆着，我的讯问难道……”
警长一动也不动，仍然背对着迪甫克站在窗前，望着街道上走动的人。他的眼镜片又蒙上了雾气。街上的行人影影绰绰地消失在浓雾中。
“好吧，”迪甫克转过身对那汉子说，“发生了一场争吵。请问，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那汉子突然喘息起来，“为什么?只能活两个半小时，还要洗碗碟、擦灰尘!谁还看得下去?”
“谁也看不下去。”警长说着转过身，慢慢走回来坐下。他觉得，那男子需要自己在身边。
“对，谁也看不下去，”汉子几乎无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同安娜争吵过，这时却对她大喊大叫起来。要她解下围裙，放下扫帚，围裙和扫帚!”说完，他盯着警长的脸。
这次警长忍受住了他的目光。“她当然不理解你。”
“是的。她笑话我，我不该做出这种样子，最好还是去倒倒垃圾桶，那比在这儿嚼舌头要强。为了不让她起疑心，我拿起垃圾桶，走到外面。走到楼梯间，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就放下桶，跑掉了。”
从隔壁的酒吧间传来涮洗酒杯的声音，一只啤酒杯咕咕地响着沉入水底，随即又被捞起来，冲洗干净并放到一边。
“你跑了!”迪甫克忽然觉得热了，他扯开领带结，“不过，伙计，你既然跑掉了，怎么又会害死她呢?”
那汉子又打了个嗝，灯光和曙光把他的手和脸映上了紫红色。他用手臂擦了擦额头。“我记不得，我做了些什么。只记得我飞跑起来，象发了疯一样。”他脑子里似乎又浮现出一份记录，他在无动于衷地逐字逐句地念。“后来，我跑不动了，我看了看表，差二十分八点。”
迪甫克用领带的一端擦着额上的汗说：“天哪，医生不是说从八点起……”“是的，”那男子闭上眼睛，抿紧嘴唇，竭力压制住恶心，“可我没有力气走回去，我只觉得害怕。我不想看到她死去，她应当活在我心里。尽管如此，她还是死了，我看得清清楚楚。我不管做什么，脑子里都浮现出她临死的模样。”他仍然闭着眼睛，眼睑在抽搐。
“我想，我明白了。”警长神思恍惚地抬起目光。外面传来一辆汽车急刹车的响声。
“我可不明白，”迪甫克精疲力竭地说，“我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离她几公里远，却口口声声说你害死了她。”
“是的，是我害死了她。这是合乎逻辑的，”那男人说，“起初我试图忘掉她。这当然不可能。我只想着她，不由自主地想，她正在死去。她绊在地板刷上，摔倒了。左手死劲抓住抹布，脏水从手指头缝里淌出来。她死得很慢，但却一分钟，一分钟地死去。八点钟时，她死了。我清楚地感觉到，联结我和她的纽带突然断裂了。是我害死了她。”
酒吧间里响起脚步声，有人在用力敲门。
“我是卡明斯基，“一个声音说，“凶杀侦缉委员会的。”“去呀，”警长恼怒地说，“去给他开门。”
迪甫克依旧目瞪口呆地看着那男人。“这是我碰到的最莫明其妙的案子……”
“喂，你们怎么啦?”那声音说。
迪甫克慢吞吞地站起身。房里的灯光照在他憔悴的脸上，他显得老了几十年。他拖着一条麻木的腿走到门边，打开门。
来人浑身散发着热咖啡和新打蜡的板气味。他穿了一件皮大衣，两颊红红的，刚刮过脸。“您就是布鲁诺·默尔腾斯?”
那男子抬起头，睁着一双无神的眼睛看着他。“是的，把我带走吧。”
“别着急，”红面颊的人说，“你的妻子十分担心你。”
“什么……她活着?!”迪甫克使劲撑在钢琴上。
“你真是，干嘛要装傻呢?”红面颊说。
“不是装傻，刚才是我让他给你们打的电话。”警长精疲力竭地站起身。卡明斯基摇着头，把帽子推到后脑勺上。“真的吗?我没想到是您，警长。”
迪甫克还没有完全弄清是怎么回事。“她真的什么事也没有?”
“安然无恙，”卡明斯基说，“大概是最健康活泼的死人。我一按铃，她就给我打开门了。”
“喂，伙计，听见没有?”迪甫克对那汉子大声说，“她还活着!”
“我把她害死了。”汉子说。
“再说一遍!”卡明斯基说，“我没有听错吧?”
迪甫克直翻白眼。“他的神经有点不正常了。”他抓住汉子的衣领，用劲摇晃着他，“快清醒过来吧，这个卡明斯基亲眼见到了她，就在半小时以前。医生弄错了，她还活着!”“她死了。”那汉子说。
“老兄，”卡明斯基说，“你这家伙怎么这样麻木不仁，简直要把人气死。”
“由他去吧!”警长说，“你不是也听见了吗：对他说来，她已经死了。”
“警长这会儿也糊涂了。”卡明斯基说，并疑惑地把目光转向迪甫克，“你怎么样?还算正常吧，或者也许他弄得晕头转向了?”
“咳，还凑合。”迪甫克呆滞地看着那汉子。
“那么，走吧，”卡明斯基说，“赶快来杯咖啡，兴许你还能缓过来。”
警长等两人带上门，才对那汉子说：“你不用呆在这儿，你可以走了。”
“走?”那汉子耸耸肩，“上哪儿去?”
【鉴赏】：
短篇小说的容量是有限的。它截取的只是生活激流中一朵小小的浪花，最多也只能是生活的某个层面。但是，透过这微小的浪花或层面，我们往往能瞥见生活激流的底蕴。《一件谋杀案》的调子是低沉而苦涩的，笔触凝重而迟滞。它象是一个醉汉的梦呓，似乎是地地道道虚构出来的荒唐事件。然而，揭去这荒诞的面纱，人们就会看到另一番可怖的情景。
一个醉汉在斯坦涅克的啤酒店里声称杀死了自己结婚已二十年的妻子。警长和他的助手迪甫克来调查这件谋杀案。在冷得如同冰窖的俱乐部里，讯问开始。醉汉布鲁诺·默尔腾斯一再声明他已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医生告诉他，他的妻子只能再活几个小时。警长希望布鲁诺杀死他妻子的前提是十分爱她，而不愿看到她慢慢死去。助手迪甫克根本无法理解这个案子和警长的态度。最后，凶杀侦缉会的调查表明，醉汉的妻子根本没有死，是最健康活泼的“死人”。警长告诉醉汉他可以走了。这时，已不再是醉汉的布鲁诺·默尔腾斯问道：“走，上哪儿去?”这桩莫明其妙的谋杀案就这样结束了，但它却象一个恶梦般地纠缠着每一个阅读过它的人，让你思考，让你追问。
作者沃尔夫·施努雷是联邦德国著名作家，诗人。联邦德国重要文学团体“四七社”发起人之一。本篇收集在一九六六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中。他的这篇小说情节简单并不曲折，也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人们也许始终只关心一个问题，醉汉布鲁诺是如何杀死他妻子的。答案令人失望但出人意料，它没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只是激发人们去思考。为什么在他的心里，醉汉去杀死他的妻子?为什么在他醒时，布鲁诺茫无归处?其实，在这貌似荒诞的故事里，蕴含着残酷得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实：人与人之间，而且是夫妻之间已经成为陌路，互不理解，甚至希望她死去。布鲁诺不爱他妻子，就象警长和自己妻子生活在一起达二十多年仍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一样。但家庭毕竟是人们避风的港湾，正象警长希望回到家的时候，看见妻子坐在桌旁，就觉得很不错了一样。联结夫妇的纽带毕竟断裂了，在各自的心中，对方都在慢慢死去。只是他们害怕这种现实，唯有在酒醉的时刻，内心的感情才突破了理智。在荒诞的外表下面，作者提出了严肃的社会问题。人没有感情，居然能生活在一起长达二十年之久。为了昭示人们生活中更为荒诞的事实，施努雷才选择了这貌似荒诞的形式、这件离奇的小事。
小说灰色暗淡的场景极为有力地烘托出这一无情而又荒唐的基调。给人一种沉重而压抑的感觉。浓雾笼罩的黎明前；又冷又空的啤酒店俱乐部，醉意朦胧或呵欠连连的人物，每句话几乎都是喝多了的胡说八道。这样的环境令人窒息。没有一丝暖意，没有点滴正常人所需要的感情交流。但它恰好与作品的基调相吻合。
在写人的时候，作者颇具匠心地刻画了他们的眼神。警长眨巴眨巴眼睛，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警官；而他神思恍惚的目光中所流露出来的和醉汉对妻子态度的同感，又表现出他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渴望和迷茫。迪甫克由不理解这一案子的目瞪口呆，看到原是因人情淡漠，互不理解之后的呆滞；醉汉木然的眼神，向警长求助的急切的双眼，酒醒之后的无神。这一切无不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状态。透过他们的目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短篇本来就着力于人物的行动，而通过眼神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状态，更能达到入木三分的效果。
这里，作者还很善于利用情节的突变来牵动人心。明明是一桩谋杀案，结果却出人意料，肉体并没有毁灭。它没有有意设置的悬念，却取得了比悬念更好的效果。让人在情节的突然转变中悟出某些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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