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赴国难
重庆这里为了一首《沁园春》正热热闹闹地打着“嘴仗”，战场上也没有闲着。上党战役于1945年10月8日结束，仅仅过了十多天，平汉战役的大幕又在硝烟中拉开了。10月20日刘邓跃马扬鞭，率指挥部离开太行山麓的赤岸村，直指与邯郸咫尺之遥的矿区，开始实施对平汉战役的指挥，这标志着平汉战役即将正式开始。
刘邓大军诱敌深入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袋形战场，10月24日，刘邓大军突然出击，25日将敌人包围，随后利用夜间作战，逐步采用分割敌军、渗入袭击和频繁干扰的方法削弱和疲惫敌人，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发动总攻。
从《双十协定》公布的那天开始，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马法五就率领第四十军、第三十军、新编第八军共七个师采取并进重叠配置，分成左、右两路，自河南新乡沿平汉路北进。他们企图占领邯郸，与沿石太线西进、先期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军、第十六军会合后继续北进，再与空运到北平的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会师，最后达到完全控制平汉路，分割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的目的。
这是十分厉害、非常老到的一着恶棋。蒋介石的这个阴招一旦得逞，将对华北的两大解放区构成极大的威胁，两个解放区将被蒋介石分割成两个孤立的部分，然后各个击破，这样，《双十协定》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纸空文。
毛泽东羽扇纶巾，运筹帷幄；蒋介石则磨刀霍霍，调兵遣将。谁能问鼎中原，鹿死何人之手？
但是，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每一着棋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他也没有想到，他的部队这么不抗打，仅用了十几天的工夫，刘邓大军所到之处，大纛飘飘，横扫千军如卷席，把蒋介石打得稀里哗啦：蒋介石损失了一个战区长官部、三个军、七个师外带一个纵队，总计三万余人，战区副司令长官一个起义、一个被活捉。
蒋介石崇尚武力，但是在共产党面前，蒋介石的武力却从来也不奏效，这让蒋介石觉得非常无奈，也觉得非常窝囊，非常没有面子。他只好再一次软下来，使用他的缓兵之计。
1946年1月10，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商定的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公布，确定1月13日午夜生效。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下达停战令。蒋介石又一次乖乖地回到了谈判桌前，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会上，蒋介石宣布四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每个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政治协商会议于31日胜利闭幕。
连天的战火暂时熄灭，神州大地出现了少有的平静。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士为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释放多年郁积在心中的苦闷，享受和平给人们带来的自由和快乐，上午9点半在校场口广场举行了庆祝集会。但是，蒋介石的手下似乎看到人民高兴自己就不舒服，所以国民党的顽固派蓄意破坏群众的集会，指使大批特务扰乱会场，甚至打伤了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和主席团成员郭沫若、马寅初、施复亮，大会中的记者、工作人员、群众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校场口血案”。
消息传到延安之后，延安各界人士非常愤慨，2月19日，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柯仲平、艾思奇等20多人联名致电，慰问“校场口血案”中被打伤的诸位先生。1946年3月22日，黄齐生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代表延安各界，毅然奔赴重庆，慰问在“校场口血案”中被殴打的同志。
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处于非常微妙的时期，共产党方面不便派出中共方面的领导人来重庆慰问，而黄齐生虽然是无党派人士，但是他的内心是倾向共产党的，而且他的外甥是中共驻重庆方面的重要代表，所以方便和各界人士取得联系。
他和重庆的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带来了延安人民的问候，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和士气，使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在重庆后方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宣传，而让国民党得不到任何可以利用的口实，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46年4月6日，在即将返回延安的时候，黄齐生到郭沫若在重庆天官府四号的家中辞行。黄齐生和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先生再一次进行了亲切的会面。
后来，郭沫若在自己所写的《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里还专门谈到过这件事：“（黄齐生）特别代表着延安各界来慰劳二月十日校场口事件的各位受伤者。事毕返延，于其离渝之前二日的四月六日，还到我天官府四号的寓所来辞行，那时他为我写出了他那首词，是为‘和亚子’而作。”
那时候，黄齐生和郭沫若已经是老朋友了。
1944年9月12日，柳亚子从桂林逃难到重庆，11月11日，郭沫若曾经在重庆天官府七号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地组织晚会，欢迎柳亚子的到来，可以说，那天的聚会是重庆文化界的一个盛会，当天周恩来恰好从延安飞到重庆，王若飞也在场，黄齐生也适逢其盛。周恩来向大家讲了很多延安的事情，使大家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郁闷已久的人们，难得有这样心情愉快的聚会，仿佛要用今天的快乐将堆积在心中的所有不快都冲刷掉一样，大家又是唱，又是跳，有的高兴得哭了，有的兴奋得跳起了秧歌……简直是一个狂欢晚会。高兴之中，郭沫若要柳亚子讲话，柳亚子非常兴奋。但是他只讲了两句：“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
郭沫若顺势接着道：“重庆的光明，今夜的天官府。”
在此之前，黄齐生在壁山的正则艺专任教，因为外甥在重庆，所以黄齐生也经常抽时间到重庆来，在看望外甥的同时和着名的教育家陶行知、着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和沈钧儒、着名诗人郭沫若等人聚会，共商民主运动大计，所以与会上的很多人都成了黄齐生友情很深的朋友。
转眼之间，一年半的时间在弹指一挥间过去了，今天故地重游，与郭沫若再一次相逢，两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两年前的那次狂欢，彼此嘘唏不已。
人间重好词，聊天中两个兴奋中的词人将话题很自然地就转到了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黄齐生说：“你的和词若飞都寄回了延安，主席把那些报纸都给我看了，你的那两首和词写得真好，写得好，骂得痛快！”
郭沫若谦虚地说：“你的那一首词写得也很好，真是别具一格。今天也不是空手而来吧？何不把大作拿来让老弟欣赏欣赏？”
黄齐生说：“就要走了，真舍不得你们，前两天确实又和了一首，请沫若老弟斧正啊！”
郭沫若高兴地说：“快拿出来，让我先睹为快。”
黄齐生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折叠得很整齐的纸来，并且离开椅子，兴奋地站了起来。他一只手背在后面，一只手握着诗稿，一边在屋里踱着步，他昂起自己骄傲的头颅，目光犀利地望着前方，仿佛那目光能将对面的墙壁穿透一样，黄齐生抑扬顿挫地朗诵道：“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
那声音铿锵之中包含着坚定、倔强、勇敢和正义，甚至能融化国民党的刺刀。
黄齐生读完了自己的词，将手中的诗稿递到了郭沫若的手中。郭沫若拿在手中，默默地诵读着，一边读，一边说：“好啊，写得好啊，来，用你的手笔把它抄在我的纸上，保留好，将来这些诗稿一定会名垂青史的。”
黄齐生也不客气，拿起郭沫若桌子上的笔，龙蛇飞动，将自己的词作书就：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颦妲笑，只解妖娆。
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骄。天道还好，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邠亶父，走马来朝。
黄齐生的和词丝毫不留情面地揭露了蒋介石的黑暗统治：“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骄。”
最后他在词中感叹道：“天道还好，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预言了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腐朽、没落和不可造就。
原来，黄齐生是早有准备的。在来重庆之前黄齐生就想好了，在重庆少不了要和郭沫若、柳亚子这些顶尖的诗人见面，所以从准备来重庆开始，他就开始默默地在心中打着腹稿，在来之前就将和词写好了的，因为此前写的一首赠送给了毛泽东，前面的小序说：“六十晋七十感咏，盖读毛、柳、钱、谢诸公之作而学步也”，所以这一首他写作《沁园春·和亚子》。今天还真让郭沫若给猜着了。唯一不凑巧的是，黄齐生不知道柳亚子早在1945年的12月底已经离开重庆赴上海了。
1946年4月8日，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而此时黄齐生在重庆的使命也已经顺利完成，决定和外甥王若飞一起飞回延安，同机回延安的还有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书记邓发以及黄齐生的孙子黄晓庄，十八集团军参谋李绍华、彭踊左，随员魏万吉、赵登俊、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女，女工高琼等。
然而，他们离开重庆的那一天，竟然是一个极其黑暗的日子。
飞机在空中迷失了方向，竟然越过延安，飞到了山西省的兴县，最后坠毁在黑茶山。飞机上的乘员、机组人员全部不幸殉难，史称“四八烈士”。
黄齐生在重庆给柳亚子、郭沫若吟诵的那首《沁园春·和亚子》竟然成了他这一生的绝唱。
4月18日，“四八烈士”的遗体由晋绥边区的兴县运到延安。4月19日，延安各界举行三万余人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和党中央无限悲痛，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题写下了一副哀痛的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唯将悲痛，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陈毅在《哀黄齐生先生》的诗中深情地写道：“舅义高云天，甥才亦十倍。甥舅兼师友，风义世称最。”对他们甥舅的情感给予了热情的讴歌。
董必武在《悼念黄齐生》的诗里也写得非常动情：
黔中教育发新芽，人道先生第一家。
爱护贡甥终共命，几回忆及总咨嗟。
郭沫若听到“四八烈士”的消息后，也写了一首诗，来悼念他的诗友：
哼，那些民意的强奸者，法西斯的徒子徒孙们，
我不相信他们比希特勒、墨索里尼要强，
他们能拉退进化，倒转人民的历史。
我不愿再发牢骚；我只牢记着老师的慷慨的词调：
“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奚愁船不高？”
老师，你安息吧！
黄齐生先生带着他的绝唱，带着他的遗憾离开了他的诗友，但是他的坚定、倔强、勇敢和正义却留给了他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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