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吴中田妇叹》深深同情人民困难诗

作者:张磊 来源:原创

吴中田妇叹①

今年粳稻熟苦迟②,庶见霜风来几时③。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④。
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
苫一月垄上宿⑤,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⑥,价钱乞与如糠粞⑦。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⑧。
官今要钱不要米⑨,西北万里招羌儿⑩。
龚黄满朝人更苦(11),不如却作河伯妇(12)!

【注释】

①此诗题下作者自注:“和贾收韵”。贾收,字耘老,乌程人,对苏轼极佩服,作过一卷诗,名《怀苏集》。

②粳(jing)稻:稻的一种,米粒短而粗。

③庶:副词,表示希望。几时:不多时。

④杷:一种有齿的爬梳农具。出菌:即发霉。镰生衣:指镰刀上生出铁锈。

⑤苫(shan):用草、席等物遮盖。茅苫:指茅棚。垄:田畔高处。

⑥赪(cheng):红色。

⑦栖(xi):碎米。乞与:给与。

⑧虑浅:考虑得不长远,只顾眼前。

⑨要钱不要米:当时国家赋税只收钱,不收米,农民不得不卖米换钱以纳税,结果造成米贱钱荒的现象。

⑩招羌儿:宋神宗为了消灭西夏,采用王韶的“平戎之策”,花了不少钱去招抚西北的羌人部落。

(11)龚黄:龚,指龚遂,汉渤海太守;黄,指黄霸,汉颍川太守。两人都是汉代有名的好官,以恤民宽政见称。

(12)河伯:黄河水神。战国魏文侯时,邺地水灾为患,三老廷掾等与女巫勾结,假托“河伯娶妇”,每年挑选一个女子投进河里,算是嫁给河伯,借此大肆敲诈。西门豹为邺令,设计为民除害,河伯娶妇之事乃绝。这一句极言民不堪命,与其做农妇活受罪,还不如做“河伯妇”——死了的好。

【评析】

苏诗中有不少篇章,真实地反映了北宋时期农民的困苦生活,揭示出当时日益严酷的赋役盘剥是造成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表现了作者对于人民苦难的深深同情。《吴中田妇叹》一诗,就是这类诗篇中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约作于熙宁五年(1072)冬,作者赴湖州视察堤岸利害时。当时,王安石的一系列新法正在全国逐步施行,但由于王安石急于事功,在吏治没有改革的情况下急于推行新政,所以贪官污吏大钻新法的空子,致使一些原为利民的新法条款却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苏轼的《吴中田妇叹》一诗,就是针对着新法的流弊而写出来的。

此诗的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描写江浙地区秋雨成灾,农民生活痛苦的情景;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苛政甚于天灾,民不堪命的悲惨景象。全诗借用吴中田妇的口吻,以一个“叹”字贯穿全篇。

“今年粳稻熟若迟,庶见霜风来几时”,全诗就是在这沉重的叹息声中开始的。由于今年雨水多,晚稻“贪青”,迟迟不能成熟。忍饥挨饿的百姓们都眼巴巴地盼望着秋风能早一点起,庄稼能早一点熟。可是,“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秋收的季节到了,却遇上暴雨如泻的恶劣天气,而且淫雨连月不止,根本无法开镰收割,以致晒场用的木杷都发了霉,镰刀也潮湿得生了锈。“出菌”、“生衣”两个细节,不仅真实地表现了雨涝成灾、农事尽废的情景,而且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生活的深入细致的观察。纪昀说此句将“常景写成奇句”(《纪评苏诗》卷八),决不是偶然的事。

一年的收成,就要被这滂沱的秋雨毁掉了,对于一个孤苦的田妇来说,这简直是揪心挖肝的事情。“眼枯泪尽雨不尽,忍看黄穗卧青泥!”这时候田妇的叹息已经变成了悲怆的哭诉。“眼枯”句用杜甫《新安吏》中“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句意,是说田妇的悲哀达到了极点。眼看一年的血汗换来的金黄色的稻谷倒伏在泥水中,而秋雨仍绵绵不已,这怎能不让人心如刀割、落尽眼泪呢!

为了抢救泥水中的稻谷,不致颗粒无收,田妇在田边的高地上搭起了茅草棚,,日夜守护在田头,与风雨搏斗着,抢收每一棵稻谷;好不容易盼到天终于放晴,这才赶紧把从龙口夺回的粮食抢运回家。“天晴获稻随车归”,似乎是说一场灾难终于过去了,全诗的感情发展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停顿,读者也觉得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然而事实上,这却是作者为描写田妇遇到的更大灾难而作出的铺垫。

当这位汗流浃背、肩膀磨得红肿的农妇将稻谷挑入市中时,一个更大的打击落在她的头上——虽然遭灾歉收,可是米价却极贱,好米只能卖到糠和碎米的价钱,如同白白送给人一样。在流了那么多汗水和泪水、经受了那么多艰辛和痛苦之后,农妇得到的只是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她在“天晴获稻随车归”时产生的一线希望,就这样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破灭了。

如狼似虎的差役们根本不管秋涝歉收给百姓带来的灾难,又在催逼新的赋税了。为了缴纳租税,这位可怜的农妇只有把赖以生存的最起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卖干净。“卖牛纳税拆屋炊”——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怵目惊心的悲惨景象!耕牛卖掉了,得到的钱要去缴官府的租税;房屋拆掉了,拆下来的檩木茅草要用来烧饭。明年的日子该怎么过呢?作者说,这位农妇已经“虑浅不及明年饥”了。这句话表面上是说农妇只顾眼前的燃眉之急,没有长远的考虑,实际上,作者抨击的对象是很清楚的:正因为官府根本不管老百姓明年的死活,一味催逼征敛,才使百姓陷入这种惨痛悲哀而又无可奈何的境地!白居易的《杜陵叟》一诗中,有“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这样的名句,苏轼的构思显然由此而来,只不过他的语气较为冷峻、较为含蓄罢了。

然而作者的批判却并未到此为止,在下面的两句里,他进一步指出了造成这场灾难的社会经济原因:那就是因推行王安石的新法而造成的“钱荒”。在新法的条例中规定,青苗法用钱收支,免役法要征收免役钱、助役钱、免役宽剩钱等,这就是诗中所说的“官今要钱不要米”;而熙宁四年,神宗采用王韶的“平戎之策”,招抚西北的诸羌部落以孤立西夏,又花了大量的钱财,这就是诗中所说的“西北万里招羌儿”。这两项措施,导致了当时严重的钱荒。老百姓收获了粮食,却只能粜米换钱来缴纳各种租税,而在当时“钱荒”的情况下,“谷贱”就是必然的结果。苏轼后来在元祐四年谈到新法流弊时曾说:“……行之数年,钱愈重,谷帛愈轻,田宅愈贱。”(《东坡七集·奏议集》卷六《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在苏轼看来,这才是百姓遭到比天灾更甚的打击的根本原因。

这样,苏轼攻击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统治者,指向了朝中的当权派。“龚黄满朝人更苦”这一句的讽刺意味是明显的:那些达官显贵们都自称以天下苍生为念,都以宽政爱民的好官自诩,可是事实上,老百姓的生活却一天比一天更加困苦,越来越难以为生、走投无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全诗的最后,作者笔下的田妇发出了“不如却作河伯妇”这样绝望的呼喊,使全诗的悲剧达到了高潮。在苛政的统治下,人们活着受罪还不如死了好——这是作者对甚于天灾的苛政的愤怒揭露和斥责。元祐元年,作者在《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中,曾有“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的记述,可知“却作河伯妇”一语,乃是对当时人民苦难的真实记录,并非全然是艺术作品中的虚构和夸大之辞。

《吴中田妇叹》这首诗,是苏轼政治诗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此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端,敢于大胆地给予揭露和抨击。作者不仅敢于真实地写出苛政甚于天灾的社会现实,写出在官府的压榨下,农民被逼得走上绝路的悲惨景象,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敢于毫不留情地指出,造成人民深重苦难的原因,是统治者的压迫、是“官今要钱不要米”的苛政,“龚黄满朝”带来的,只是“人更苦”的结局。全诗写得危言峻词,痛切淋漓,像这样的批判的锋芒,无论是在苏轼的作品中,还是在整个宋代的诗歌中,都是不多见的。

在对统治者进行批判的同时,此诗又表现出了对劳动人民疾苦的深深的关心和同情。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论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我们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确实是从关心人民疾苦的动机出发,在为民请命。诗中对人民困苦生活的细节的描写,对茹苦含辛的农妇形象的刻画,都倾注了作者深深的同情,使人很自然地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别”这些具有高度人民性的诗篇;而其中的某些句子和构思,更是直接从杜甫、白居易的诗中脱化出来。像这些地方,都显示出作者与这些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在思想感情上的相通之处。正是这种关心人民、同情人民,坚持在诗歌中反映人民的疾苦、表达人民的呼声的立场和感情,使得《吴中田妇叹》这首诗能够写得如此真实感人、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

当然,此诗也有它的缺点。它对王安石的新法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态度,完全看不到新法的某些可行之处(这种情况后来有所改变。在“元祐更化”时期,苏轼甚至能够力排众议,要求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这自然是不妥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王安石的新法确实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弊端。由于它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国家聚敛财富,所以在施行中就不可能做到仅仅“裁抑豪强”,而必然要损害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再加上新法是依靠腐败的封建官僚机构来推行的,这就使某些主观上属于“良法美意”的条款,客观上变成了贪官污吏借以敲诈勒索、鱼肉人民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把凡是反对过新法的人统统说成是保守派的。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部文学作品的进步与否,主要应看它是否忠实地、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与其指责苏轼思想保守,毋宁说正是由于他对新法持不同见解,能够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当时的政治,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偏见,更清醒地看到当时官民对立、官吏虐民的社会现实;他才能真实地反映出新法的某些弊病,使他所描绘的画面成为当时人民苦难的真实缩影。我们觉得,这是苏轼的政治诗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原因之一,这也正是《吴中田妇叹》一诗的进步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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