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徐迟诞辰一百周年，不知不觉，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八年了。记得他走的那一年春天，还诙谐地说“我年届八二，倒过来说，我是二八佳人。”他是一个想象力丰富且又诗人气很浓的作家。我们经常说艺术人生，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却没有几个人，但这个词可以当之无愧地用在徐迟身上。
徐迟是我的恩师，在他去世的第二年，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文章《徐迟周年祭》，发表在他的故乡浙江的《江南》杂志上，讲述了他对文学的执着以及对我的栽培，虽不详尽，但脉络大致可观。随着岁月的推移，世事白云苍狗般的变化，自己阅历的增加，对徐迟的认识，我又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徐迟对文学的执着，对文学他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写作《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时，他已经六十四岁，前后短短六年间，他创作出多篇蜚声文坛的报告文学。他的这批作品，成为中国报告文学的里程碑，也成为邓小平改革初期的华彩篇章。我认识他并被他收为门生时，他已经六十六岁，我当时尚不满三十岁。他在与我长谈数次之后对我说：“我已定好时间，后天到你老家看一看。”我既惊喜，又惶惑。当我陪他在我老家住了三天，看了看我在县城的家、工作过的文化馆，以及下乡插队的村庄，回到武汉后他对我说：“到了你的老家，我大致知道了你的成长和学习环境，从现在开始，花五年时间，我得把你扭一扭。”我当时明白，“扭一扭”就是要改造我的意思，但究竟要怎样扭一扭，我却不得而知。不几天，他给我开了一长串书单，几乎全是古今中外的经典，他指着书单上的荷马、但丁、屈原、曹雪芹这些名字说：“他们的作品不仅是名著，更是经典，你必须熟读所有的经典。”从此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我要去他家汇报读书心得。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中国散文的最高峰在哪里？”我脑子里冒出很多作家，但怕回答错了就不敢说出来。他说：“在你们黄冈。”这一点题我就明白了，回答说：“应该是苏东坡的《赤壁赋》。”他说：“还要包括《后赤壁赋》。”接着又问：“这‘赤壁二赋’你能背诵吗？”我说：“能背《赤壁赋》。”他又问：“《赤壁赋》有多少字？”我语塞，因为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数它的字数。徐迟看着我，说：“明天，我们去黄州赤壁。”第二天上午，他领着我来到黄冈的东坡赤壁，走进二赋堂，他指着雕板上的《赤壁赋》与《后赤壁赋》说：“你现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数。”在回来路上，他说：“《赤壁赋》五百三十六字，真正是字字珠玑。苏东坡受道家思想影响甚重。第一，人住世间，要善于‘侣鱼虾而友麋鹿’，更不可没有‘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襟怀；人行世间，要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慎独精神。”回到他家，我送他上楼时，他走进家门，又回过头来对我说：“诗与散文，能被称为经典者，就是一个字也改不动。能改动一个字的，可以称为名篇，但不能称为经典。你把《昭明文选》与《古文观止》里面的文章试着改一改，看你改得动多少。当然，你现在认为能改的，不一定真的就能改，有的文章，我年轻时改过，老了以后再看，发觉我改得不对，又改回去了。”
徐迟这种执着的文学精神，对我的影响巨大。记得一九八五年，有领导找我谈话，想调我到北京某部门做一点行政工作，我不敢作主，第一时间向徐老报告，他听罢立刻就怒气冲冲，劈头盖脸斥责道：“我要给你一顶诗人的桂冠，他们要给你一顶乌纱帽，你自己看着办吧。”这一顿当头棒喝，让我汗流浃背。我与恩师相处十五年，真正遭到痛骂的就这一次，但这一次却让我终生受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受时代大潮的影响，我亦下海经商，这次徐老没有骂我，而是不理睬我，但不理睬比骂还让我难受。大约三年后，他终于理解我的选择并给予支持。又过几年，听说我要回到专业作家的岗位写作《张居正》，他在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说，如今文坛已成官场、名利场，你回来干什么？你要像现在这样背对文坛，拥抱文学。当他回到武汉后，我去他家看望，他苦笑着说：“赵公元帅成了佛祖了，成了上帝了，人人都顶礼膜拜。文坛已弄得不像样子了，刊物为了赚钱，都变得庸俗不堪。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话吧？我问你是要桂冠还是要乌纱帽。现在，连文联、作协都衙门化了，到处都是乌纱帽，就是看不到好作品。你潜心研究张居正很好，要写他就要把这个人吃透。吃透了不一定就能将他写好，但没有吃透绝对写不好。要写好作品的前提，就是离文坛远一点，更远一点，坐到冷板凳上。”一席话犹如醍醐灌顶。
通过以上这几件小事，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徐迟的崇高，以及不向世俗低头的勇气。近两年，我常常呼吁，重建中国的道统。这乃是因为，像徐迟这样的有气节、有风骨、有追求、有情操的文人太少了。以文人为主体的道统，讲求济世，讲求道义，讲求责任，也讲求慎独。可是这样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这一代文人身上，传承与弘扬的责任正在丧失。何为斯文扫地？就是责任与道义的丧失。有鉴于此，纪念徐迟的意义就在于道统的重建，文人操守的回归。
2014年10月7日上午于闲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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