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接到朋友电话，告之碧野先生于黎明时去世。听到这个消息，心下一片怅然。
我从童年时起就喜欢文学，少年时便开始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那十七年间出版的文学作品，我基本上都读过。那期间的散文集，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刻的有三部：一是秦牧的《花城》，二是杨朔的《荔枝蜜》，三是碧野的《情满青山》。单篇散文中，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与碧野的《天山景物记》我也曾反复阅读。碧野先生的散文，类似于音乐中的小夜曲，有一种空濛甜柔之美。对生活的憧憬，对自然的亲近，特别适合中学生阅读。
第一次见到碧野先生的时候，是一九八〇年，在省文联举行的一个小型的创作座谈会上，会议由时任文联党组书记的骆文主持，参加者有徐迟、碧野、程云、辛雷、曾卓、蔡明川、鄢国培、洪洋、祖慰等作家。二十八年过去，前面的八位都已作古，后面的两位也都年过七十。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也五十多岁了。
那次座谈会具体谈了什么，已不大记得清了，只记得会议结束后吃饭的时候，几位老作家回忆“文革”中挨斗以及干校生活，互相开起了玩笑。骆文先生指着碧野说：“别看碧野这么胖，每次上台挨斗，他总是第一个弯腰，而且弯到九十度，红卫兵本来想给他坐喷气式，一看他主动，就算了。徐迟总是慢半拍，来不及低头，便让红卫兵把头摁了下去，下手很重，痛得徐迟直作怪相。”碧野也数落徐迟：“老徐总是不接受教训，改不了诗人气质。一到干校，照顾他放牛，他便跑到镇子上买了一根竹笛，每次把牛牵到河滩上，他就趴到牛背上，掏出笛子来吹，除了怪响，我从来没有听出调子来。牧童吹笛，老徐这牧童是不合格的。”
作为晚辈，听到这些老作家的相互调侃和谈笑，我内心充满敬意。文革对于他们来讲，是一段受尽折磨与侮辱的回忆，但他们咽下痛苦，吐出来的却是欢乐；岁月可以消磨他们的青春，但消磨不了的却是他们的责任与忧患。
我一九八二年调到省里来当专业作家，只有二十八岁。当时省文联与作协尚未分家，专业作家归文联管理。我来之前，像吴奚如、安危、辛雷这样的老作家已经退休，姚雪垠、骆文、吉学沛等作家都在领导岗位上，占作家名额的只有徐迟、碧野、洪洋、蔡明川、鄢国培、祖慰六个人，我是第七个。那时的专业作家不像现在，很少开会，缺乏沟通与交流。每年春节之后，都会召开一次专业作家会议，除了作家，还有文联领导，大家一起开神仙会，谈自己如何读书，如何理解国家形势，下一步有什么创作打算。会议一开就是三天。大家虽然都住在武汉。但开会期间没有一个人回家，无论官职大小、身份高低，都一律住在酒店里，白天开会，晚上神聊。正是这样的一些会议，老作家坐而论道，我侧身其中，虚心聆听教益，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受益匪浅。
记得每次开会，骆文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尊重作家的创作，徐迟始终关注的是作家素养的提高，碧野说得最多的是社会责任感。记得第一次参加专业作家创作会议时，碧野曾对我说：“小熊，你要珍惜呀，你这么年轻，就当上了专业作家，你今后的路很长，要多深入生活，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姚雪垠、徐迟、碧野被称为湖北文坛的三老。很有幸，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最年轻的专业作家，在三老的教诲与指导下进行学习和写作。有一次开会时，面对三老，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曾暗自想道：“如果二十年后，我的诗能像徐老那样，散文像碧野那样，历史小说像姚老那样，这一辈子也不枉当了一回作家。”冒昧的我，还竟然敢把这想法向一直关心呵护我的骆老表白。骆老听罢，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笑着说：“有理想就好，接三老文学的班，你要努力。”
随着碧老的去世，关心呵护我的老作家基本上都走了，但我的理想并没有改变。我仍会师从三老，在文学上，走出一片新天地。碧老啊，在去天堂的路上，请你一路走好。
2008年5月30日上午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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