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九年到二〇〇九年这六十年的新中国文学，以一九七九年为界，可分为前、后三十年。前三十年的文学题材比较单一，但单一中又表现出丰富性。此一时期，较好的文学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为谛造新中国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类是赞美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作出的种种努力。由于当年的作家、艺术家多半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加之又提倡深入生活，他们的人生经历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彼时的文学作品少有胡编乱造。作家都含有饱满的激情，所以作品都含有温度。当然，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倾向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就是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使一些文艺作品的宣传性大于艺术性。
从一九七九年到现在的这三十年，中国文学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从改革之初的“伤痕文学”到现在的网络文学，文艺作品再也无法保持前三十年的严肃与纯情，它迅速地走向了多元化。虽然，这三十年中的文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批保持了忧患意识的作家始终没有放弃为改革、为民族前途思考的责任。但从“量”上说，或者与前三十年相比，这样的作家在现今的文学队伍中只占少数。一方面，我们仍能读到大气磅礴的、激励人奋发向上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浅表化、庸俗化、娱乐化的倾向日趋严重。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从历史经验看，文学的健康与国家的气象息息相关。健康的文学，必然是明朗的、昂扬的、长民族志气的、催人奋进的。它一定不是靡靡之音，而是黄钟大吕。大凡国家兴盛，文学就繁荣，文学的精神就健康。在唐朝，从盛唐的边塞诗、宦游诗到田园诗乃至禅诗，都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作家都有着积极的人生态度。到了晚唐西昆体之后，一股颓废的、消极的情结充斥文坛，国运也由盛转衰。北宋的文学轨迹亦是这样，它全盛时的文学代表是苏东坡、王安石等意气风发的作家。到了北宋末年，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哀怜成为读者追崇的对象，国运也迅速衰落，以致发生了“靖康之难”那样的悲剧。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即是肯定了通过文学来观察社会变迁的作用。美国的文学艺术，虽然有着娱乐化倾向，但是“寓教于乐”，几乎好莱坞所有的大片，都宣扬了美国式的民主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我们目前一些文艺作品的娱乐化倾向，并没有让健康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起主导作用。
不可否认，文学有教化的作用。现在的青少年不再崇拜英雄，而崇拜歌星、影星；不再培植理想情操，而追求安逸享乐，这一现象令人忧虑。我个人认为，当下的文学艺术应为这种现象的产生承担一定的责任。可能有人认为，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文学的边缘化不可避免，文艺欲求生存，只有走娱乐化的道路。这一点可以理解，但走何种娱乐化的道路却值得商榷。一部《红楼梦》拍了又拍，一部《赤壁》的电影完全扭曲历史。这种娱乐化倾向表明：一、文学艺术的原创力正在萎缩，想象力正在消失；二、作家与导演的民族自尊心正在弱化，历史责任感已遭抛弃。明代中叶，即嘉隆万时期，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阶段，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较快的时期，新型的市民阶层产生，大量的流民（即今天所说的农民工）进入城市。此情之下的文学艺术，由雅入俗，由文入戏，产生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相继产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一批经典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既把握了当时朝代的脉搏，又找到了与读者沟通的渠道。最重要的，是他们都知道如何“寓教于乐”，无不在作品中体现了作者宏大的生活视野与强烈的历史责任。相比之下，当下一些文艺作品“泡制”的成分重，创作的成分少；讲效益的成分重，讲责任的成分少；轻巧的多，厚重的少；快餐的多，精品的少。出现这种状况，一是出于市场的压力（亦即生存的压力）；二是作家、艺术家日渐丧失了职业的崇高感与道德感。
目前文艺的状况是，一方面非常繁荣，一方面又过度混乱。一些体制内的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其动机出于两端：一端是为获奖而写，一端是为获利而写。为获奖而写的，难免有迎合与泡制的成分；为获利而写的，难免一味地迎合世俗中的低级趣味，对娱乐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个人认为，现在各种评奖还是太多太滥，设若大部分人都能获得这奖那奖，成了“排排坐，吃果果”，这评奖还有什么意义呢？
风气自上而下，风俗自下而上。提倡群众喜闻乐见，这是风俗；提升民族精神品质，这是风气。风俗产自民间，由市场决定；风气产自庙堂，由政府引导。因此，我建议像国家科技奖一样，设立国家文学奖，不单单是奖励一部作品，而是奖励一位作家毕生的创作。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对提升文学的尊严与健康的风气起到好的引导作用。
我因在外采风，不能参加座谈会。今将我对于文艺创作存在的一些问题与建议，作一书面发言，一孔之见，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2009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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