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读杜甫的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大理解其深意，只是困惑，好运当头的人，为何写不出好文章来。稍长，读辛弃疾的词“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便渐渐能窥其堂奥。这种英雄气度，与唐朝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所表述的那份苍凉，可谓一脉相承。
中国文学自古至今，一直有着一个很好的传统，即忧患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的一个命题，几乎成为中国作家代代相传的基因。这便是杜甫“文章憎命达”的来由。我曾作过一个粗略的统计，自秦以降，中国历史跨过那么多王朝，始终是乱世多于顺世，至于盛世，更是屈指可数。因此，疮痍与苦难，在作家的心中发酵，出乎为文，成就了不少名篇。如果我们以文学的眼光看中国，则魏晋与盛唐是两个既非常优秀又迥然相异的范本。魏晋时期虽结束了东汉末期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乱，但还称不上顺世，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作家们，为摆脱士族政治的压抑，而穷形极相地张扬个性。这种放纵的结果，导致作家与社会的尖锐对立，最终两败俱伤。魏晋风骨，作为个体而言，是心灵解放的绝响，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则是一种责任的放弃，甚或可以说是一种破坏而不是救赎。
盛唐的文学却不一样，文学虽然是个人的行为，但却是国家的事业，几乎每一个作家，无论他是宰相还是平民，是元帅还是穷儒，都有着锦心绣口吐出七彩华章的能力。至今，盛唐气象令我十分景仰。什么叫盛唐气象呢？我个人认为，即国家的意志符合民族与百姓的需求，而文学又非常准确地反映了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一种积极健康的情绪主导并作用于作家创作。今天，我们不管是读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样气势豪迈的诗句，还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样卓然傲立的自信，都能让我感受到作家磅礴的胸襟；即便狂放如“天子呼来不上船”，浪漫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我们仍能体会到作家既惊世骇俗又心地坦然的大家情怀。
当今之世，中国的综合实力得到迅速提高，社会各阶层的民众都程度不同地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研究中国的历史就能知道，我们正置身于千载难逢的盛世之中。中华民族再一次抖落满身的风霜与心灵的疮痍，跃上理想的高地，创造亘古未有的史诗。
相比于时代，我们的文学显得有些滞后。虽然，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些格调高雅品质浑厚的作品，但相比于狂飚突进多姿多彩的时代，文学的声音尚未达到黄钟大吕的效果。就我的阅读经验，衡量盛世文学的标准，应该感情充沛却绝无矫揉做作；虽有儿女情长却更具英雄气概。大凡一个气势雄健的时代，文学的园林里绝不可能是一片窃窃私语。脂粉气、浅笑与哀愁，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主流。当北宋的文学，从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豪迈俊逸过渡到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哀戚感伤之后，我们便清晰地看到了赵宋王朝由盛转衰的轨迹。
国人的精神气象也是衡量盛世的重要标准之一，文学恰恰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象的具体体现。文学不可能像政治与经济那样直接作用于社会，培植国力。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却是文学不可或缺的功能。我们生于斯世，就应该有能力承担斯世的责任。作家不能选择时代，但时代却可以选择作家。在当下，一个作家对社会不但要有清醒的批判的能力，更应该有昂扬的建设者的责任。
所谓盛世，即政治家可以引领潮流，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科学家可以让手中的灵蛇之珠发出更为璀璨的光芒；而文学家，尽可用手中的彩笔，写出超迈古人的瑰丽雄奇的史诗。让更多的史诗般的作品诞生，这应该是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学的选择。
2007年8月7日下午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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