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沉船》再议主题

重读《沉船》再议主题

张朝柯

《沉船》是泰戈尔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自从1903年在《孟加拉之镜》上发表、1906年刊印单行本以来，便一直受到印度国内外读者的喜爱和欢迎。研究泰戈尔的印度专家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曾经说过：“除了《吉檀迦利》之外，罗宾德拉纳特的任何著作都没有像它（指《沉船》——引者）那样用那么多种语言翻译过。”在我国，《沉船》的读者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192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徐曦、林笃信译的《沉船》；1957年又出版了黄雨石译的《沉船》，1996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开元译的《沉船》；1997年，漓江出版社刊印了彬仁译的《沉船》；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又发行了董友忱译的《沉船》。这些版本一次次地掀起了《沉船》的阅读新热潮。

《沉船》的主题思想，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泰戈尔的创作主旨到底是什么？在我国的研究者中，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作者“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与争取婚姻自主的青年男女之间的矛盾。小说批判了包办婚姻的危害，赞成青年们的自由恋爱。同时，作者通过罗梅西的形象揭示了印度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提出青年男女如果不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是得不到真正的恋爱自由和婚姻幸福的。”有的说：“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揭露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反映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旧的传统习俗的矛盾。但作者把希望寄托在人性的善良和道德规范的力量上，则缺乏说服力。这是作者思想的局限。”还有的说：“格姆娜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自趋绝境的劳动妇女的典型。而正因为格姆娜是这样可爱、这样善良、这样坚强，她的悲剧才使人同情。这才是泰戈尔塑造格姆娜的主观意图，也就是《沉船》的主题思想。”还有的说：“小说的主旨一方面在于谴责封建包办婚姻的不合理，虽然这种谴责并不那么直接和露骨，在某种程度上被离奇的情节所冲淡；另一方面在批判罗梅西的软弱性格，这种软弱性格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软弱性的反映，印度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映。”也有的说：“我们看到《沉船》里所描写的世界真可称之为好人世界。这里每一个人都随时全心全意为别人着想，都不惜自我牺牲以谋求别人的幸福……仿佛依靠人的善心，世间的种种苦难就可以解除了。”

学者们对《沉船》主题思想的认识和理解，都是经过认真钻研和深入思考后而提出的很有启发性的论断。但是，如果从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出发，似乎不完全符合泰戈尔的创作主旨，忽视了泰戈尔社会改革的理想和救国救民的主张。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蜚声世界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而且是一位众人敬仰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念念不忘的是祖国的独立自由、民族的进步发展，他的文学创作总是离不开这一政治目的。

泰戈尔的政治主张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强调争取祖国独立的斗争必须和改革社会弊端结合起来。他认为，印度遭受英国的压迫，根源在印度内部，不是因为英国力量强大，而是因为印度愚昧落后；不改变这种现状，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不能得到胜利，即使获胜也无法得到巩固。因此，他支持罗摩·摩罕·罗易的社会改革运动，而不同意极端派宣扬的先实现自治后进行社会改革的主张。他提倡越是临近争取自治的时刻越是要抓紧社会改革。因此，他竭力宣传新思想、新风尚、新道德，坚决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窒息社会活力的旧思想、旧习俗、旧伦理。

《沉船》的创作，主要是为了宣传他的社会改革理想，通过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感情、婚姻纠葛表现了作家对当时印度人际关系和婚姻关系的新理想，反映了他关心人民大众、同情被压迫妇女、重视祖国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20世纪初期，泰戈尔在《沉船》《戈拉》等小说中之所以着重宣传新思想、新风尚和新理想，是因为他深切感到：如果不改变和破除旧观念、旧传统，就无法使人民大众了解国家大事、反对殖民统治、争得民族独立。这正像《戈拉》中的戈拉到农村看到人们因循守旧、愚昧无知、头脑迟钝的严重情况之后所产生的醒悟：“戈拉开始觉得给这些由于盲目遵守旧习惯、连自己村子最迫切的需要都不理解的人去讲国家大事，未免太滑稽了。”戈拉的觉悟，正是泰戈尔的觉悟。这表明：泰戈尔明确地认识到：要想获得民族运动的胜利，首要任务是解决内部问题。泰戈尔曾说过：“我坚信印度最需要的是它自己内部的建设性工作。”

一、人际关系的新理想

要想开展印度“自己内部的建设性工作”，就必须反对利己主义、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损人利己的言行，提倡彼此同情、互相关心和团结友爱的精神，宣扬为他人、为集体、为公共利益而积极献身的精神。泰戈尔曾经说过：

每个人都有他的利己主义。因此，他的兽类本能使他为了单纯追求自身利益，而同别人斗争。但是人类还有更崇高的同情和互助的本能。缺乏这种崇高的道义力量而且彼此不能结成伙伴关系的人，他们一定会灭亡，或者在堕落中生活。唯有具备强烈的合作精神的人，才能生存，并创造文明。因此，我们发现有史以来人们就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互相斗争或者联合，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或者为全体的共同利益服务。

泰戈尔竭力主张：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应提倡彼此同情、互相帮助、真诚谅解、努力合作，反对相互歧视、以强欺弱、施加暴力、损人利己的一切行为。因此，在人际关系上，他一再宣传新的理想、新的品德、新的风尚。

在《沉船》中，他突出爱的奉献、真诚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德，强调关爱他人的精神，甚至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幸福为代价谋求别人的幸福。《沉船》体现了这种人际关系的新理想，展示了社会交往的新风尚，反映了近代印度“精神文明建设的新任务”。

泰戈尔认为，这种新理想、新风尚尤其要体现在对待被压迫、被侮辱妇女的态度上。因为他看到“对财富和权势的贪得无厌，使妇女世界的大部分被剥夺了，家庭日益被办公室所排挤。男性要把整个世界占为己有，几乎不给妇女留下任何空间，这不仅是对妇女的伤害，而且是对妇女的侮辱”，“今后的文明，将不单纯地建立在经济的和政治的剥削与竞争的基础上，而要建立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合作上；不再建立在效益的经济理想上，而要建立在互利的精神理想上。那时，妇女将会拥有她们真正的地位”；“如果妇女意识到她们的责任，就会以她们新鲜的思想和全部的同情力量投入到建设精神文明的新任务中去。”可见，泰戈尔非常重视妇女问题，把提高妇女地位的问题看成是改善人际关系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大问题。

在《沉船》中，人际关系的新理想，主要是通过对作品中的焦点人物卡玛腊的关心和帮助表现出来的。在作品中，对待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卡玛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不同态度。

卡玛腊，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生父的遗腹子，她的母亲在娘家生下她不久便死去。这个孤女是“在舅舅和舅妈的虐待和无休止的斥骂中一天天长大”的。这个不幸的卡玛腊，虽然已经超过了一般孟加拉女孩出嫁的年龄，可是她还孤苦伶仃，无人知道她的父亲是谁，“村里饶舌的人，散布了许多关于她出生的谎言”，“哪能轻易地找到对象。”她的舅父是放高利贷的，家道殷实，却是爱财如命的吝啬鬼，决不肯为嫁她出钱，而想娶她的人又都想“从她舅舅身上挤出一笔买妆奁的钱”。外地的年轻婆罗门经过这里，她舅父总是乞哀告怜，“要人家娶走卡玛腊。”如果有谁表示同意，“村里人就挤眉弄眼地起哄，把他吓跑。”

在杜巴普古尔这个小村庄里，对命运多舛的卡玛腊几乎都缺少应有的同情、关心、爱护和帮助。泰戈尔对他们的言行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反对舅父，舅妈对卡玛腊的虐待和斥骂，他憎恶村里饶舌者对卡玛腊的流言蜚语和造谣中伤，他唾弃那些想从卡玛腊舅父那里捞取妆奁钱的利欲熏心之徒。泰戈尔对这些人在人际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利己主义言行，是极其厌恶和痛恨的。因为这种利己主义思想是团结互助、共同对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最大障碍。

同杜巴普古尔的村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诺利那格和拉穆斯，这两个人物形象对卡玛腊的同情关爱、支持帮助同那些村民们对她的轻薄冷漠、诬蔑伤害是迥然不同的。诺利那格和拉穆斯对卡玛腊的态度和言行反映了泰戈尔在人际关系上的新理想。

诺利那格是泰戈尔塑造的理想人物。他是一个富有朝气的青年，宗教改革的热情宣传者。他以出色的辩才在梵社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他是一位医生，“因品德高洁、医术精湛、乐善好施而声誉满邦”。

卡玛腊的不幸遭遇和苦难处境，使他义愤填膺，不顾一切地当即决定同卡玛腊结婚。这一决定，既是为了把备受摧残的卡玛腊救出火坑，又是为了给母亲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儿媳。在终身大事上，他着重考虑的是他人的幸福，唯独没有想到自身的利益，表现了诺利那格高尚的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正像他以“损失”为题进行演讲时所说的：

在生活中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损失，那么，他就什么也得不到。有些到达我们手里的东西——我们也并没有完全获得；我们只有通过牺牲所获取的东西，才会成为我们的心灵财富。我们的某些自然财富从我们面前消失了，失掉这种财富的人当然是不幸的；然而，失去它就意味着，在人类思想中拥有更多获取它的能力、如果我面对我所失去的东西，躬身而又双手合十地说：“这就是我所作的奉献，我所做的牺牲，我所作出的饱含痛苦和泪水的奉献，那么，渺小就会成为伟大，转瞬易逝的就会变成永恒，那些我们平常所使用的东西就会成为我们崇敬的对象，永远保存在我们内心神殿的宝库里。”这是诺利那格的人生哲学，是他奉献精神的高度概括，他正是以这种精神为言行准则的。当然，这也是泰戈尔人际关系的新原则、新理想。

拉穆斯对卡玛腊的态度，也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奉献精神，鲜明地反映了人际关系的新理想。当拉穆斯知道卡玛腊不是他的妻子时，他开始反复思索：

……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卡玛腊的丈夫八成是淹死了。即使找到她婆家的地址，把她送去，婆家人能否接受她仍是个疑问。送她回舅舅家吧，那简直是将她重新推进火坑。她以媳妇的身份在别人家住了几个月之后，真情一旦张扬出去，社会上她将落到怎样的境地？哪儿还会有她的立足之地？她的丈夫假如还活着，能有收留她的愿望和勇气么？如今不管将她安顿在哪儿，都无异于把她投入无底的大海。

拉穆斯一再替卡玛腊着想：究竟应该怎样做才是对她最合适的帮助，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当拉穆斯把安置卡玛腊的一切可能性都一一排除之后，甚至想到：“除了把她当做妻子”，则“无法让她以别的身份留在他的身边”。然而，他又想：这“是绝对不行的”！泰戈尔充满诗意地写道：

拉穆斯饱蘸各种颜色的情爱之笔，在未来岁月的背景上，将这位姑娘描绘成他的终身伴侣，可惜这美好形象，很快又被他无可奈何地抹掉了。

这表明：拉穆斯要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卡玛腊，为她可以牺牲一切，奉献一切；然而，就是不能过夫妻生活。这种男人对女人的帮助，没有丝毫的情欲因素，是真诚的、纯洁的和无私的。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中，拉穆斯的高尚情操和美好品德是极为罕见的、难能可贵的。这一形象也反映了泰戈尔人际关系的新理想。

拉穆斯对卡玛腊尽心竭力，对她的关心和庇护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对胡蒙莉妮的感情却常常显得进退维谷、优柔寡断和三心二意；甚至想到：为了卡玛腊而决心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始终矢志不渝地承担着对卡玛腊道义上的责任。泰戈尔描写：“拉穆斯绞尽脑汁，试图妥然解决以责任为核心的棘手问题”。

他已省悟，胡蒙莉妮和卡玛腊，他只能选择一位，放弃一位。在他的人生旅程中，同时与她俩朝夕相处的第三条道路并不存在。胡蒙莉妮有父兄的关怀，有栖身之所，现在可以遗忘他，与钟情于她的别的男人结为夫妻。但卡玛腊孑然一人，无依无靠，抛弃她意味着把她推上绝路。

拉穆斯和卡玛腊，既不是举行过婚礼的夫妻，又不是早有来往的亲戚朋友，只不过是在沉船灾难之后偶然遇到的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为了照顾和帮助一个萍水相逢的无依无靠的孤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爱情和幸福，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同诺利那格在杜巴普古尔村毅然决定娶卡玛腊时的心情是一样的。贾格罗帕尔迪对葛曼克丽说：“甘愿承担照顾女人责任的男子，在世界上并不多见。”这句话，既适合于拉穆斯，也适合于诺利那格，他们两人的美德闪烁着泰戈尔人际关系新理想的耀眼光辉。

人际关系的新理想，还体现在呵护卡玛腊胜过自己生命的贾格罗帕尔迪大叔，一见到卡玛腊就成为亲密无间、推心置腹好朋友的苏伊洛佳，对卡玛腊表示倍加疼爱的葛曼克丽等人物形象上，也体现在卡玛腊对乌摩奇亲如母子的爱护体贴和关心帮助上。他们本来是毫无联系的、互不熟悉的人，在偶然相遇之后，却像一个大家庭里亲如手足的成员一样。这些人对卡玛腊亲切关爱的神态，同娜宾卡里对卡玛腊破口大骂的凶相是根本不同的。

泰戈尔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都是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没有任何远亲近邻的关系；但是，他们却能一见如故，推心置腹，真诚相待，亲如家人，处处时时为他人着想，甚至把别人的困难看得比自己的困难还重要。他们之间的和睦融洽、亲密无间，生动地体现了人际关系的新理想。

二、婚姻关系的新理想

印度传统的婚姻习俗一直沿袭到近代社会，种姓制度、宗教观念、包办婚姻、嫁妆习俗、男尊女卑等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严重地束缚了青年男女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和夫妻平等，影响了民主和自由，有碍于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解放。因此，罗摩·摩罕·罗易提倡的婚姻改革主张，泰戈尔是极为同意和支持的。他在《沉船》中所表现的婚姻关系的新理想，也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在遭受殖民统治的近代印度，这也是他所说的印度内部“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在近代印度社会中，包办婚姻的传统依然严酷地摧残着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这正像泰戈尔使我们看到的：在《摩诃摩耶》中，因为哥哥发现妹妹同邻居家的小伙子在破庙里约会，当天晚上便把妹妹嫁给躺在火葬场旁小屋子里等死的老头子；在《弃绝》中，因为爸爸发现儿子娶了一个首陀罗种姓的寡妇，便逼着儿子把儿媳赶走。同这种粗野蛮横的包办婚姻相反，泰戈尔在《沉船》中着重宣扬了婚姻自主的思想。当拉穆斯决定要推迟婚期时，安诺塔先生看着自己的女儿胡蒙莉妮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自己商量一下，妥善解决吧。”当约肯特罗要给妹妹换一个新郎顶替拉穆斯时，身为父亲的安诺塔先生说：“总得让胡曼同意吧”；“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他所强调和重视的是儿女的意见，而不是家长包办。

同胡蒙莉妮的父亲安诺塔先生一样，诺利那格的母亲葛曼克丽也一再强调：婚姻大事要由儿子自己决定。她让儿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年龄相仿的姑娘，结为夫妻”。当谈到胡蒙莉妮和诺利那格的婚姻时，这位母亲说：“诺利那格一开始就不愿意，是我自作主张，非要他娶胡蒙莉妮的。”但是，随后她又改变了主意，不再逼儿子了，因为她知道：不该成的婚姻，硬逼它是不会幸福的。葛曼克丽的深切体会，正反映了泰戈尔反对包办婚姻的新理想。

按照印度的传统习俗，不同宗教信仰的男女双方是不能通婚的。自从近代印度开展社会改革运动以来，主张不同种姓、不同宗教之间可以通婚的呼声，日益强烈。泰戈尔一再提倡：男婚女嫁可以不必考虑宗教信仰问题，只要男女双方情愿，即使宗教信仰不同也完全可以通婚。

《沉船》中表明：胡蒙莉妮的父亲“安诺塔先生是主张改革的梵社成员，而拉穆斯的父亲是正统印度教徒”。虽然他们两家宗教信仰不同，但是，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两人爱情的发展。在当时，这种不顾宗教信仰的爱情，是属于新的爱情。正如泰戈尔所描写的：他们这种“崭新的爱情，使人高山一样坚定，森林一样胸襟宽广”，什么力量都“不能阻遏拉穆斯和胡蒙莉妮心田欢悦的萌发、生长”，雨季的“云影、雷鸣、淅沥的雨声，使两颗年轻的心愈加贴近”。

同年轻人的爱情不受宗教信仰的束缚一样，老年人在决定孩子们的婚事时，也不考虑宗教信仰的问题。安诺塔先生认为拉穆斯是自己女儿合适的对象，希望尽快确定婚期时对拉穆斯说：“只是因为你家发生了不幸，你们的婚期一直定不下来。可是，孩子，不能再拖延了，社会上已经有流言蜚语，应该尽快加以杜绝。”安诺塔先生催促他们尽快结婚，是为了杜绝社会的流言蜚语，根本没有考虑宗教信仰问题。诺利那格的母亲葛曼克丽对胡蒙莉妮则更明确地表示了颇有新意的看法。“我对你们也有看不惯的地方，你别介意。但那不是出于内心的憎恶，仅是习惯罢了。我婆家的人，脱离了正统的印度教，信奉梵教学说，我多少年一直默默地忍受，从不指摘。对他们我只有一句话：坚持你们心目中的崇高事业吧。我是个无知的女人，不能放弃自己多年的生活方式。”可见，她是一个没有宗教偏见的人。她是印度教徒，每天“一丝不苟地完成宗教仪式”，“然而，她不赞成诺利那格也恪守教规。”她总是宽容和谅解“男人的不节制和缺乏宗教责任心，认为不该横加指责”。所以，她对诺利那格说：“儿呀，你为了我终身不娶，像个僧人，那可万万使不得呀。只要你中意，娶什么样的姑娘，我都不在乎。”她认为，只要儿子相中了，不同宗教的，完全可以结婚。她毫无偏见地支持不同宗教的婚姻，这一点倒很像《戈拉》中的安南达摩依。

古已有之的嫁妆习俗，到了近代印度社会已成为困扰每个家庭的一大弊病。因为嫁妆问题给妇女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与日俱增；常常由于女方满足不了男方的永无休止的嫁妆要求，媳妇往往忍受虐待，被害伤残，甚至被活活烧死。泰戈尔对这一陈规陋习，也是极为憎恶和否定的。他在《沉船》中描写了三种婚姻，没有一个男方提出嫁妆要求。

《沉船》中描写的第一种婚姻，是拉穆斯的父亲一手包办的婚姻。新娘子是父亲亡友的女儿。他的这位朋友“英年早逝，身后留下的不是万贯家产，而是一笔债务。这使他的遗孀和幼女陷入困境”。选择这样的儿媳，很明显，绝不是为了索取妆奁钱。恰恰相反，“这几年，他一直想请她搬到他村子里，和他一起安度晚年，以报答他亡友的恩情。”泰戈尔借助情节展示：亲家的困难就是自家的困难，应该帮助解决。这种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精神，也是一种反对妆奁陋习的新理想。

《沉船》中的另一种婚姻，是拉穆斯和胡蒙莉妮的夭折了的婚姻。泰戈尔在叙述这一婚姻时，一句未提嫁妆问题。这是因为：双方都是有文化、有知识、有新思想的，当然要新事新办，怎能提出妆奁要求呢！其实，泰戈尔笔下的拉穆斯是青年的理想，体现了作家反对婚姻陋习的愿望。

《沉船》中的第三种婚姻是诺利那格决定娶卡玛腊。孤女卡玛腊的舅父虽然很有钱，却爱财如命；盼望娶她的人又想从她舅父身上挤出妆奁钱……诺利那格听到这一情况，满腔义愤！他憎恶杜巴普古尔村的吝啬者和贪婪者，他同情备受虐待摧残的卡玛腊，因而立即决定娶她。泰戈尔借助诺利那格的义愤反映了对嫁妆陋习的强烈不满。

更值得一提的是：诺利那格对离散很久的妻子的真诚接纳，反映了一种夫妻关系的崭新理想。在沉船天灾之后，诺利那格一直念念不忘卡玛腊，不肯再娶。卡玛腊在知道拉穆斯不是自己的丈夫之后，便毅然离开他，历经艰险，一心要找到自己的丈夫。然而，当她果真来到丈夫跟前、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时，她又隐姓埋名，不愿公开和丈夫离散后的日日夜夜，更不敢说出同另一个男人像夫妻一样生活过的经历。传统的陈旧观念使她担惊受怕，忐忑不安。她唯一担心的是怕失去丈夫、失去一切。她申诉似的喃喃自语：“薄迦梵大神明察秋毫，我没有罪过，可为什么要感到耻辱？我没有罪孽，为什么非要惩罚我？我怎么对他讲明那段复杂的经历？”令人庆幸的是诺利那格大胆地冲破了旧传统、旧观念，勇敢地接纳了同别的男人一起生活过的妻子。他对卡玛腊的接纳鲜明地反映了泰戈尔婚姻观的一个崭新的理想：不管妻子离散多久，只要她是无罪的、是纯洁的，丈夫就应该无条件地真诚地接纳她。这一新理想表现了泰戈尔对被侮辱、被损害妇女的深厚同情，对传统旧观念的深恶痛绝。

《沉船》的创作表明：当时，泰戈尔这位爱国者虽然退出了民族革命的暴力斗争，但是并未退隐，他依然在积极地开展印度内部的精神文明的建设性工作。他既不同意极端派的恐怖活动，也反对温和派的妥协投降。他在竭力实践精神面貌的改变、自强救国的理想。

张朝柯，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