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1908年的泰戈尔

1905～1908年的泰戈尔

林承节

1905~1908年始于孟加拉，扩展到全印的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是印度人民反英情绪的一次总爆发。广大群众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旗帜下奋起追求共同的目标，这还是第一次。参加运动的阶层空前广泛，这是很引人注目的。但同样突出的事实是，运动没有统一的纲领、统一的领导，各种派别各个阶层只是在最低要求的基础上结成了统一战线，超过这个范围就各行其是。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把这场运动作为自己政治主张的实验场。

关于国大党温和派、极端派以及国大党外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情况，一般历史书上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其实，还有一个派别，虽然人数很少，没有形成组织实体，其活动也鲜为人知，但对运动发展绝不是没有影响的。这就是司瓦德西建设派，其代表人物有著名诗人泰戈尔、“黎明社”领导人萨提斯·钱德拉·穆克吉，著名活动家阿苏托什·乔德希里等；拥护这派观点的还有一些群众团体和志愿服务组织，如“黎明社”“促进科学和工业教育协会”等。关于这一派的主张及活动情况，本文想通过介绍1905~1908年的泰戈尔作一典型分析。

一

20世纪初，泰戈尔不仅是蜚声文坛的诗人，在政治上也是位有影响的人物。这是因为他写的大量诗歌和小说很多是以歌颂祖国和反映下层人民痛苦生活为题材的，颇得人民喜爱。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国大党依然奉行改良主义路线，泰戈尔虽参加过它的年会，但对它的活动不感兴趣。他讽刺地说：“有些人整天带着给政府的陈请书或抗议书来往奔走于碎石马路上，以为这就是印度的主要工作。我不属于这种人。”他不满国大党的政治乞讨策略，更不满国大党脱离群众、将自己的活动局限于会议厅的做法。当国大党内出现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后被称为极端派）后，泰戈尔和他们比较接近，参加他们发起的一年一度的纪念西瓦杰集会，写了著名诗篇《西瓦杰》在会上朗读。泰戈尔对提拉克是很钦佩的， 1897年当提拉克第一次被殖民当局以叛逆罪系狱时，他愤然起而捍卫，谴责殖民当局的野蛮暴行，号召有钱人踊跃捐款，支持援救提拉克的活动。

然而，对以提拉克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主张，泰戈尔并不完全赞同。司瓦拉吉目标、发动群众的路线、依靠自助的方针、诉诸印度传统、培养自尊心的做法——这些，泰戈尔都是赞成的。分歧在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把政治斗争放在首位，认为当务之急是进行反对殖民统治的直接政治斗争，用提拉克的话说，是“向殖民统治堡垒发动总攻击的时刻到了”；而泰戈尔则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改革印度社会的弊端，建设自身，没有这个前提，司瓦拉吉不可能实现，实现了也是不真实的。由于这种认识，直到1903年，他很少参加直接的政治活动。

1884~1901年，他住在农村，管理田产并从事文学创作。在较多接触农民的基础上，他对下层人民的困苦处境产生了同情心。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揭露封建剥削压迫的诗歌、小说和戏剧。1893年写的小说《猜中的谜语》，要求保护由于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和殖民统治当局横征暴敛而濒临死亡的农民。1894年他的诗《现在把我的脸转过去》也是描写农民的。他以深厚的感情写道：他们忧郁枯瘦的面容是漫长岁月中悲惨生活的写照，他们终日劳苦却不得温饱，留给自己充饥的是有限的食粮，“当这点口粮最后也被夺走，残酷暴戾的压迫深深刺痛他们的心房——甚至在那时，他们也不知道怎样呼吁正义和向谁呼吁。”还有些作品反映手工业者、渔民的辛勤劳动和所受压迫的情况，他把这些压迫都看做是“强者践踏弱者”的表现。对于罪恶的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压迫，他更是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1902年写的小说《沉船》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有力控诉。19世纪90年代写的《叙事诗》，其中包括有对反对焚身殉夫陋习的宗教改革家和勇于反对种姓偏见的婆罗门的歌颂。他把种姓制度和各种各样的歧视妇女制度称为“冷血的压迫制度”“印度社会的溃疡”，认为正是这些恶习陋规，加上富人对穷人的过度压迫，造成了印度社会的麻木、僵化。他无限感慨地说：“那些极度鄙视自己同胞的民族决不能变得伟大，他们注定了要受别人的轻蔑。”

泰戈尔也注视着城市。他对英国资本像章鱼一样盘踞经济要津，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压抑而深感不平，认为印度工商界太习惯于依赖英国人，缺乏勇敢的进取精神是民族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1897年他在加尔各答建立一个国货商店，他要自己做出样子，倡导使用国货，带动别人，希望以此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对城市上层和知识界中那些数典忘祖，以当洋奴为荣的人，他特别鄙视，认为这些人精神退化已到了堕落地步。

泰戈尔大声疾呼，要求民族运动领导人和知识界都来重视印度的社会问题。他强调说：“印度在没有摆脱个人和集体的愚昧，普通的人不被当做真正的人看待的情况下，在地主把他们的农奴仅仅看做是一部分财产，强者践踏弱者被认为是永恒法则的情况下，在高级种姓蔑视低级种姓，对待后者就像对待牲畜一样的情况下，是永远不能获得独立的。”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他提出，关键是靠教育来启发人们的爱、自助精神和团结感，改变人们的心灵。他认为，只要心灵获得自由，就会有社会关系的和谐协调。他呼吁知识分子踊跃地担负起教育群众的工作。1894年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这些沉默寡言、饱尝辛酸、没有文化的人（按：指农民）必须得到教育。这些精疲力竭、满面皱纹、心灵破碎的人必须用新的希望来唤醒。”他认为，把新的希望传播到群众中去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也是他们能够有所作为的唯一道路。对现行的殖民主义的教育制度，他是非常不满的。1901年他在巴特那举行的孟加拉省会议上所作的主席讲话中说：“我们国家现行的教育制度……降低了我们的自尊心。它鼓励我们愚蠢地用借来的羽毛装饰自己，自我炫耀，结果是我们只能复制，不能自行生产。”他认为这是一种奴化教育，一个民族忘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只知抄袭西方，就是慢性自杀。1893年他要求在孟加拉学校普遍使用孟加拉语教学。1901年他和普·乌帕底西亚一起，在圣蒂尼克坦建立了一所小学，实践他用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劳动的精神教育青少年一代的理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些人也形成了和泰戈尔类似的观点，也在身体力行。例如，孟加拉著名社会活动家萨·穆克吉抱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忱，1897年主编《黎明报》，强调以教育、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复兴来复兴民族。由于在青年特别是大学生中得到许多拥护者，1902年建立了“黎明社”，确定其宗旨是进行民族复兴的宣传教育，在大学生中培养热爱祖国、志愿献身于社会服务的人才。1903年该社建立工业部，积极鼓动使用国货，建立民族工商业。泰戈尔对萨·穆克吉和“黎明社”的活动是热烈称赞的。同样，“黎明社”也十分推崇泰戈尔的主张，钦佩他在提倡使用国货，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的勇敢探求精神。黎明社1905年有60个成员。

二

1905年，由于寇松总督实行一系列旨在瓦解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反动政策，特别是分割孟加拉，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在孟加拉兴起，并迅速扩展到孟加拉以外地区，成为全印运动。分割孟加拉的计划在1903年就开始酝酿。消息透露后，孟加拉各阶层都起来反对。1905年12月到1905年上半年就举行了近千次抗议集会，但殖民当局完全置之不理，照旧准备实施分割计划。面对当局这种傲慢专横态度，1905年8月7日，孟加拉各地区各阶层代表12，000人在加尔各答举行大会，决定用抵制英货的手段迫使当局撤销分割计划。这样，反分割斗争就以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的形式发展起来。

泰戈尔热烈欢呼这场斗争的到来，满腔热情投身于运动中。他把这场斗争看做是培养人民群众爱国感情的大课堂。在一次讲话中，他激昂慷慨地说：“必须记住，不管英国人做过什么，不管他们听不听我们虔诚的呼声，我们的国家永远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祖先和子孙后代的国家，是我们生活的赐予者，力量的赐予者，幸福的赐予者。”他呼唤人民积极参加斗争，掌握自己祖国的命运。1903~1905年上半年第一轮抗议集会上，泰戈尔就是热情的演说者。他对当局的态度非常愤慨，同时对温和派停留在口头抗议上很不赞成。他说：乞求、抗议是无济于事的。“如果一棵树向正要砍倒它的人申诉说，‘你这样一斧接一斧地砍会要我的命’，这岂不荒谬可笑！”分割法生效前，他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倡议在10月16日分割法生效那天举行传统的“缠腕带”活动，用黄色丝线彼此绕在手腕上，同时高唱一首他特地写的歌曲：“所有孟加拉的兄弟姊妹们，让我们永远心连着心，永不离分。”公开信说：“让这一天作为东、西孟加拉人之间，富人穷人之间，基督教徒、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不可分割的兄弟般团结的象征永远被纪念，让丝线系在每个孟加拉人手腕上，作为主人给仆人、仆人给主人、富人给穷人、穷人给富人的美好礼物。让一切社会区别融化在包容一切的民族团结的思想中。”泰戈尔的倡议得到广泛赞成。10月16日，加尔各答成千上万群众涌向街头，涌向恒河，互绕丝线，团结的歌声响彻上空。这天，加尔各答还举行抗议分割大会，通过了《人民宣言》，其中讲到要决心尽一切努力反对肢解孟加拉，保持民族的团结一致。宣言的孟加拉文本是由泰戈尔宣读的。从此，10月16日成了抗议分割的民族团结日，每年这天都举行同样的活动，直到撤销分割。随着分割法的实施和抵制运动的开展，孟加拉的人民群情激愤，集会和游行接连不断。泰戈尔写了许多爱国歌曲，鼓舞人民斗志。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常常看到诗人行进在游行队伍的前列，和群众一起高唱他写的歌曲。一首歌的歌词是：“你有多大的力量，能把命运注定相连的东西分开？你真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可由你任意宰割？”另一首写道：“我的神啊！让孟加拉的大地、江河、空气、果实都是神圣的。我的神啊！让孟加拉所有兄弟姊妹心心相连。”这些歌曲广为流传，起了有力地鼓舞群众的作用。殖民当局对参加运动的学生开始镇压后，10月27日，1000名大学生集会，通过决议，不向当局的淫威屈服，决心继续在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中贡献力量。泰戈尔是会议主席，他在讲话中激烈抨击当局的镇压行动，表示完全支持学生采取的立场。11月5日，“黎明社”主持大会，有2000名大学生参加。萨·穆克吉号召大学生抵制官方化的大学，泰戈尔讲话支持学生反迫害斗争。这些日子，对群众的每一爱国行动，他都由衷地感到高兴。1905年9月，一家英资炼铁厂的职员罢工，他立即赞扬说，这些长期受压制的人决定不再容忍任何侮辱，这是可喜可贺的事。他主编《宝库》杂志并参与编辑《孟加拉评论》，这两个杂志成了重要的宣传鼓动阵地。

上面这些行动都是直接参加反殖民斗争。这样看来，泰戈尔不是偏离他先前的政治主张了吗？是的，可以说是一种偏离。这不难理解：既然他热爱祖国，对殖民当局的倒行逆施不能不气愤，在一定条件下不能不大声疾呼，这是和那些只讲社会改革，没有政治要求的人不同的。他的偏离是突然爆发的革命群众运动推动的结果。但是这种偏离仍是有限的，它只是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对当局的反动措施做出的强烈反应。这并不是他活动的重点，他的重点仍放在“建设性工作”上。让我们来考察一下：

1904年，当反分割的抗议活动已经兴起而抵制运动尚未展开之际，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反分割上，泰戈尔却在7月作了著名的“司瓦德西社会”演讲。同样内容讲了两次，并在《宝库》杂志上展开了讨论。这篇非常重要的讲话被认为是他已形成的主张的纲领性阐述。他提出的任务和当时人们想的完全不同，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一个尚未开拓的新领域。讲话是从反对国大党温和派的策略入手提出问题的。泰戈尔认为，现在的一些领导人远离群众，一味空喊口号不做实事，以为这样就能解决印度的问题，这是错误的。印度的问题主要在于它自身的愚昧、落后和分裂，因此，最需要做的工作是发动、教育和组织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自助自救。知识分子应大量去农村宣传进步的社会和政治思想，提高农民的觉悟。现在的一些领导人从事宣传和政治活动只使用英语，这在他们与下层群众间筑起了壁垒。他提出对群众宣传要用印度语言，既要利用召开各种会议、办展览会、放映幻灯这样一些现代化手段，也要利用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如印度教的宗教节日活动、民间文艺演出等。讲话强调农村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认为印度生活的中心不是城市而是农村，提出要复兴农村的传统的组织机构，通过它疏通一切建设工作的渠道。这篇讲话引起知识界一部分人的强烈兴趣，以致第一次演讲后又应邀作了同样内容的第二次演讲，听众有1200多人。对泰戈尔的讲话有些人是赞同的，在随后出现的大量志愿服务组织中，有一些就是以农村建设为活动重点。泰戈尔受到鼓舞，1905年初继续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加尔各答古典剧院对大学生讲话时，他要求大学生“每人负责包几个农村，进行组织工作”，要在农村广泛宣传“兄弟”这个字的意义，教育农民团结起来成为强者，并告诉他们如何运用他们的联合力量，捍卫自己的利益。讲到复兴农村生活，他提出了具体设想：每个农村都成为一个合作中心，发展农业、工业，利用科学技术；每个村子都成立自己的管理机构，共同立法，共同执行，人人工作，个个发挥作用；自私是罪过，地主要为农民谋利益。

泰戈尔的讲话引导人们关心农村，关心农民，做切切实实的发动、教育和组织工作，这是很有意义的。孟加拉极端派领导人比·帕尔很重视这个主张，他也强调要通过各种具体的自助措施复兴农村生活。

泰戈尔的主张中有两个重大缺陷。一是带有乌托邦性质。他要恢复农村生活并通过发展农业、工业和利用科学技术，建设互助互爱的新农村，却回避了殖民统治（沉重的赋税就是其体现）和封建剥削压迫的问题，他也忽略了没有民族工业的发展，农村要发展工业和利用科学技术是没有可能的。他以为殖民当局不会反对乡村建设，以为地主会配合，他向地主阶级呼吁，要他们为建设新农村出力，限制自己的贪婪，改善农民的境遇。“柴明达尔难道是个小商贩，只考虑自己的小买卖？”他用这样的理性呼吁来“启发”地主。然而没有一个地主响应他。1906年，他和苏·泰戈尔巡视自己的领地，发现庄稼歉收，就减免了部分地租并给农民贷款。《孟加拉人》报报道这个消息后问道：有没有别的地主愿意遵循他的榜样？得到的回答是：减租只能助长懒惰，地租一文都不能少。连泰戈尔也感到太令人失望了。第二，是复兴印度教的倾向。既然要恢复传统的农村组织，要利用像印度教集会这样的传统形式，复兴印度教的倾向就会伴随而来。在当时极端派和秘密组织都利用印度教发动群众的情况下，泰戈尔也不够冷静了，也认为这是发动群众的办法。他说：“印度教不正可以使我们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效忠于我们的印度——我们的神的栖所，我们的圣哲的隐居地，我们的祖先的土地吗？”

极端派最初对泰戈尔主张的缺陷未置微词。他们并不相信在英国统治下建设新农村的可能性，但认为发动农民的工作不妨尽量去做。至于复兴印度教倾向，他们自己身上表现的要比泰戈尔重得多。温和派不同，他们立即抓住泰戈尔主张的缺陷加以反驳。一个报纸编辑普·罗易乔德希里写道：“只想去发展我们自身的结构而无视外部的威胁存在，让所有官方的阴谋照常进行不误，这不纯系幻想吗？”另一个温和派人士普·拉伊写道，传统农村社会的黑暗面是不应忘记的。他列举了以下几点：婆罗门的统治、严格的种姓限制、水利灌溉的缺乏、饥荒、瘟疫盛行等，然后嘲讽地说：“当人们发现，一个像泰戈尔这样受人尊敬的人，居然说在传统的社会组织下，每个农村都具有培养人民品质的一切机会，真让人羞愧得无地自容。”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大众梵社领导人希·夏斯特里也批评道：“尊重过去是值得赞美的，但不能崇拜过去。”又说：“美化过去，把它理想化，也是一种弊端。”这些批评是很尖刻的。不能说它们都是出于温和派的偏见，都不正确，但温和派显然采取了夸大对方观点的手法。其实，泰戈尔并不是主张原封不动地恢复传统农村生活，他主张建设新农村。他的确不适当地推崇了印度教，但并没有贬低其他宗教之意。

建设新农村的纲领尽管得到一些人赞同，但当抵制英货兴起后，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抵制英货上，许多志愿人员到农村去，也主要是宣传使用国货，组织送货上门。真正按他的纲领做了一些工作的，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家族成员，而且是在他们自己领地的一些农村进行的。

泰戈尔家族的领地分布在巴布那、拉吉夏希和那迪亚等县。1904年起，他在那迪亚县的西来达和拉吉夏希县的卡里格拉姆分别试建了一套民事仲裁机构系统。每个村子由居民选出一个仲裁员，负责调解、处理小的争讼；每个税区由各村仲裁员选举出一个仲裁委员会，负责审理较大的民事案件。最终裁决权属泰戈尔本人。这样，民事案件就排除了去法庭诉讼的必要性。刑事案件仍由法庭审理。1905年后，泰戈尔因留在加尔各答参加运动，他的领地的建设由家族成员进行。1905年苏伦在西来达附近的库什提亚建立了一个司瓦德西合作社，1906年又根据泰戈尔的意见在那里建立了纺织技术培训中心。罗蒂德拉纳特在西来达建立了一个示范农场，设有土壤研究实验室，试行科学种田。从1907年起，圣蒂尼克坦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也开始在布班甘大进行建设性工作。1908年后，泰戈尔回到农村实施他的建设计划。他以卡利格拉姆税区为试点。该税区被分成三部分，每部分有一个由农村代表组成的公益会议，整个税区成立一个总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其中有农民代表，也有地主代表。每个公益会议可向农民征收3%的附加地租作为建设基金，地主也要为基金会提供捐款。这笔基金用来办小学、成人夜校、医疗所、小银行等。据泰戈尔当时的助手阿托尔·森后来记载，到1915~1916年，共建有免费医疗中心三所，小学和夜校200多所，农村银行一所，还有些其他福利设施。这可以说是泰戈尔收获的唯一硕果了。

促进司瓦德西，特别是民族教育，是泰戈尔活动的另一主要内容。1905年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开始后，他积极参加，但比较起来，他更强调的是司瓦德西而不是抵制。除了带头办国货商店外，他还积极支持兴办民族工业，如那迪亚县兴办纺织厂，他担任董事，在兴办大工厂同时，他也支持恢复手工业，特别是手工纺织业。当时有些地区已经开始使用一种改良的织机——飞梭织机，这种织机生产效率比旧式织机高，泰戈尔是力主推广者之一。他创议在西来达建立的纺织培训中心就是教授飞梭织机技术的。对于民族教育，他更加热心。他自己在圣蒂尼克坦办的学校经过几年实验已经初见成效，培养出来的学生爱国热情高，有献身精神，又会劳动，他很满意。1905年抵制英货中，由于大批参加运动的学生被开除，建立民族教育的问题提上日程。孟加拉成立了民族教育会议，创办了民族学院和技术学院，各县办了一批民族中学。泰戈尔是民族教育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在巴布那一次万人集会上，他说：“印度的教育由外国人控制和指导是一种罕见的反常现象。”既然已经成立了民族教育会议，就要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不要再接受非民族的教育了。“印度民族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的忠实儿子，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这些祖国的忠实儿子不是把为祖国服务作为一种业余活动，而是全力投入，既不要求官衔、称号，又不企求报偿和享受”。当看到他以前提倡而很少得到响应的使用国货，推广民族教育都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一次讲话中他说，印度变了，今非昔比了，“昨天还被认为不屑一顾的事今天已经被接受为真理了”。

由上述可见，虽然1905年前后泰戈尔在政治舞台上空前活跃，他的活动仍然是围绕着建设自助这根主轴运转的。他努力实施自己的主张并力求说服别人接受他规划的道路。

1905年以后，一些和他持同样观点的人也像他一样坚持自己的主张，最突出的就是萨·穆克吉。他领导的“黎明社”在抵制运动中志愿服务，活跃在街头巷尾并深入农村组织纠察，送货上门，起了突出的作用。萨·穆克吉也是民族教育运动最活跃的领导人之一。他号召大学生抵制官办大学，主张多办民族学院。在担任孟加拉民族学院总监和院长后，他倾注全部心血于办学上。“黎明社”培养的人成了民族学院教师的骨干。

三

1906年夏，正当抵制运动向纵深发展之际，泰戈尔突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发生了什么事呢？原来他和极端派领导人对运动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发生了严重分歧。在了解了泰戈尔在运动前和运动中的政治倾向后就会看到，这种分歧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抵制英货运动是作为反分割斗争的手段开展起来的。国大党温和派的打算是，一旦达到取消分割目的，就立即停止运动。极端派却想得更远，他们在提出司瓦拉吉纲领后，一直在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希望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向殖民统治发动攻击。抵制英货运动的爆发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运动兴起后，极端派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四点纲领”，即司瓦拉吉、抵制、司瓦德西和民族教育。这个纲领是考虑得很周到的，既包含现行运动的内容，又有进一步扩展的目标。提拉克提出，这四点不是平行的，司瓦拉吉是目标，其他三点是达到目标的手段。这就提出了把现行运动转变为争取实现司瓦拉吉的革命运动的任务。在抵制英货焕发了广大群众爱国热情，显示出强大威力后，极端派对抵制和司瓦德西的含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全面抵制”和“全面司瓦德西”的主张，即把抵制和司瓦德西扩展到一切领域，这两个“全面”可以以非暴力方式进行，它实现之日，就是殖民统治垮台之时。提拉克把这套主张概括为消极抵抗学说，认为这就是实现司瓦拉吉的道路。从1906年初起，极端派就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力求加深运动。

事态的这种发展是泰戈尔不曾预料到也不愿意看到的。他投身运动是抱着炽烈的爱国热情，这方面与极端派没有什么不同，但在他看来，爱国热情应落实在做具体的“建设性工作”上，他把这称为“真正的工作”。他认为，极端派走错了路，把运动引错了方向。在退到圣蒂尼克坦沉默了几个月后，1907年，他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极端派。1907年6月17日又在吉大港发表讲话，批评温和派和极端派都没有做“真正的工作”。他的观点综合如下：

首先，认为极端派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殖民斗争上是只注意外部的问题，忽视了印度社会内部问题的严重性，这是本末倒置。他认为，运动的发展方向不应是立即争取司瓦拉吉，而应该是大力促进“建设性工作”。他说：印度沦为殖民地，根本原因是印度人自身的冷漠僵化；摆在民族主义者面前的任务，不是带领群众从别人手里夺回失去的国家，而是要摧毁内部的可怕的冷漠僵化的习惯势力，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司瓦拉吉就会到来。他批评极端派把殖民统治的作用看得过高，用他的话说：“英国人的存在是一个外部的偶然的摩耶(幻)，而我们的国家才是—个内在的事实，也即永恒的真实。只有当我们的注意力因爱或恨集中到摩耶时，它才具有显然夸大了的重要性。”问题回到了泰戈尔（也即建设派）和极端派的根本分歧点上，即争取独立的斗争和印度社会改革究竟位置应怎样摆？泰戈尔坚持后者是第一位的，因此，认为极端派把工作重心放在反殖民斗争上是夸大了殖民政权的重要性。他在《疾病与医疗》一文中写道，心灵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实现社会改革是获得真正的、持久的政治独立的根本。他的这种看法后来反复重申。1920年他写道：“自由始终是我们的目标，但由于我们自己身上还隐藏着达到这个目标的障碍”，因而，“必须首先用我们的工作来铲除它。”“我们自己首先需要在爱的牺牲方面合作，然后我们才有道德的权利对别人说：‘我们自己的事用不着你们管了’。”

第二，泰戈尔不同意全面抵制的主张，不同意把抵制当做一种武器普遍应用。他认为抵制作为一种特殊手段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是可以的，但毕竟它是一种“憎恨行动”，只会刺激人们的激动、狂热和仇恨，不利于培养人们的互爱、服务和自助精神。他认为对即便不值得爱的殖民统治者也用不着憎恨，只要自己强大了，殖民统治者也会承认。憎恨他们到头来会变成人民之间的相互憎恨。他指责对坚持使用英货的人实行社会排斥“是不道德的，违反人道主义的”，是鼓励奴隶精神，并把这种社会排斥和1907年发生的教派冲突都说成是抵制带来的人民相互憎恨的表现。他主张不是搞全面抵制，而是要集中精力实行乡村建设，发展民族工商业和民族教育，认为这才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

第三，对极端派中有人和秘密组织一起准备武装斗争，他更是从根本上反对，认为暴力斗争和培养人民的互爱、服务、团结、自助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他指责搞武装斗争是企图在政治上“走捷径”，说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把人们引入仇恨的迷宫。不过，尽管反对暴力斗争，他对主张和从事暴力斗争的印度爱国者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是极为赞许的。对奥若宾多·高士（极端派领导人之一，同时是孟加拉秘密革命组织的精神领袖）他很钦佩，后者被捕后，他立即写诗颂扬他，称他是“祖国之友”，是“自由声音的体现”。

当极端派正在努力扩大消极抵抗的宣传，竭力推动运动深入发展时，像泰戈尔这样一位威望很高的人提出这样一些看法，其影响是可以想见的。极端派对泰戈尔的退出运动最初保持沉默，现在面临他的公开批评，不能不表态了，这就形成了极端派和建设派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这里讲建设派，是因为和泰戈尔持同样观点的人，到1907年也都脱离政治斗争，专注地从事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性工作”。泰戈尔对极端派的批评代表了他们的观点，他们也是直接间接参与批评的。例如阿苏托什·乔德希里1907年6月在巴布那县民族主义者会议上重新鼓吹他1904年提出的主张，即专心致志从事“建设性工作”，不要现在就和殖民当局发生冲突，不要进行司瓦拉吉的政治鼓动。又如萨·穆克吉及其在孟加拉民族学院的追随者1907年3月在《黎明报》发表一个纲领性声明，强调要集中精力宣传发展工业、教育和农村自助，不赞成现在就进行直接的政治斗争。此外，在建立孟加拉技术学院上起了一定作用的普·罗伊、尼·希尔卡也宣布脱离政治斗争，只从事发展教育和民族工商业的工作。

极端派反批评的主将是奥若宾多·高和比·帕尔，主要宣传阵地是《向祖国致敬报》，此外，也在一些会议发言中，在自己写的小册子中，反驳建设派的论点。1907年6月22日，即泰戈尔吉大港讲活后第五天、阿苏托什·乔德希里巴布那讲话后第二天，《向祖国致敬报》发表题为《阿·乔德希里的政策》的社论，反驳阿·乔德希里的讲话。社论说，建设派脱离政治斗争，完全无视外国统治者的存在，无视把印度民族推向死亡的可怕的外部枷锁，而要人们集中力量于建设性工作，希望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精神的、和平的革命，这种想法虽然高尚，但根本行不通。社论说：极端派的观点是出于这种信念，即“服从殖民统治是扼杀、窒息我们民族的一切活力的根源。……解决办法在于挺身而起，英勇不屈地战斗，失败了再次起来，直至这个伟大的自由的民族重新获得伟大和自由。”这个有力的反驳自然也是说给泰戈尔听的。《向祖国致敬报》还不指名地驳斥泰戈尔把现实的英国殖民统治说成是摩耶，并针锋相对地把建设派的想象称为摩耶。在不久后的一篇社论里写道：“让摩耶消失吧！让幻想破灭吧！让我们以明晰的识别力和清醒的头脑撇开这些苍白的外在幻影，面对我们祖国的现实吧!我们的祖国正从一个世纪以来的无所作为中站立起来，寻求我们的真正的力量和充分的灵感。”奥若宾多·高士1907年4月9日至23日就消极抵抗思想写了一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辑成著名的《论消极抵抗》一书出版。在文章中，作者指出某位充满“甜美和爱”的诗人主张仅仅“自我发展”和“自助”是不切实际的建议。他说：建立民族工业、民族学校、民族仲裁法庭和建设乡村都是需要的，但只能作为全面抵制外国统治的否定性纲领的积极补充。仅仅“自我发展”不会推翻官僚统治，而没有政治自由，精神和社会的复兴是完全不可能的。针对泰戈尔对抵制的保留看法和批评，文章写道，政治是人民群众的事，请求群众像圣人一样行动，把爱捧在头上，就是束缚群众的手脚。还说：“抵制是一场战争。正像任何人不能谴责美国人民把英国茶叶倾倒在波士顿港湾里一样，任何人也不能谴责在印度发生的类似的行动。”《向祖国致敬报》还发表文章，批评萨·穆克吉等1907年3月在《黎明报》上发表的声明是“方向错误”。

这场争论没有能说服泰戈尔和建设派，却成功地消除了建设派观点在群众中的影响。参加运动的广大群众拒绝接受泰戈尔的观点，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我想把这个潮流引向解决自身问题的道路，然而我唯一的成功，是把他们的愤怒引到我虔诚的头上”。他不愿随潮流前进，只好退出运动。后来在给安特鲁斯的信中他写道：“司瓦德西、司瓦拉吉总是引起我的同胞心灵的高度激动，因为它们把因狂热的排他性所引起的某种感情灌注其中……我不能接受把这些要求看做最终的主旨，在达到一定阶段后，我发现我必须离开我的人民，而我一直是和他们一起工作的。”退出运动后，他的看法没有改变。他不止一次说到和极端派的分歧，坚持认为极端派提出消极抵抗思想是只注意政治而忽略了“建设性工作”，认为这是受了两个因素的驱使，一是愤怒心情，一是急于求成，贪求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目标，结果把这场运动变成了对殖民当局的“讨价还价”。还说极端派一味向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让步，本质上也是奉行“乞求策略”，只不过是“睁大眼睛吵吵闹闹地乞求”罢了。这种指责显然是不公允的，所以没有人赞同。1908年运动失败后，和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一样，他也对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他认为，既然运动失败主要是由于印度内部的不团结和行动不一致，就应当首先医好自己的病。他的结论是，既然破旧的马车跑快了就会散架，那么，“让我们把马暂时留在马棚里，开始制造真正像样的马车岂不更好!”

四

这场争论谁是谁非，历史已经做了结论。事实证明，把建设性工作摆在反对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的任务之上是错误的。只要殖民统治存在，它就不会坐视印度人民建设自身，发展自己的力量。关于这点，只要看看它如何破坏民族教育的发展就够了，1906~1909年，除加尔各答有民族学院和技术学院外，孟加拉各县办了七八十所中学，一时生机盎然。但不久就发现，它们的毕业生殖民政权机关和英资企业事业单位概不录用，他们的毕业文凭失去了市场流通价值。民族工商业和自由职业的不够发展又不能提供足够的机会容纳他们。毕业等于失业。这样，不用当局明令禁止，这些民族学校的绝大部分就办不下去了，这不很能说明问题吗？泰戈尔的理想确实是不现实的，他中途退出运动是运动的损失，他和建设派鼓吹停止直接的政治斗争对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

然而，在评价泰戈尔1905~1908年运动中所起作用时，我们切不可忘记：

第一，泰戈尔在运动前期的杰出贡献。他是反分割和司瓦德西运动的闯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伟大号召者。他呼吁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做农民的发动、教育、组织工作是很有意义的。虽然，在马哈拉施特拉，提拉克在19世纪末已发出这样的号召，并身体力行领导了灾荒时期农民抗税运动，但在孟加拉，到20世纪初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农民还是隔绝的，泰戈尔的号召因而带有开创性。运动中许多志愿服务人员去农村宣传，把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扩大到农村，与他的呼吁有直接关系。他强调注重印度自身的改革和建设，本身并不错，对这方面重视不够正是极端派的一个重大缺陷。反对殖民统治的任务应该摆在首位，但首位不是唯一，它必须和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适当地结合起来。极端派的缺陷就在于忽视了这种结合，片面地认为实行社会改革和建设性工作会妨碍集中力量于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泰戈尔坚持不懈地提出社会改革和建设的任务并以杰出的文学才华来宣传它，就把反封建性质的任务（尽管是不全面的）也摆在人们面前，提醒人们注意，弥补了极端派纲领的不足之处，对促进人民民族民主意识的全面觉醒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二，泰戈尔退出运动与温和派分裂国大党、退出运动是不同的。温和派是出于对群众运动的恐惧，是怯懦，泰戈尔并无恐惧和怯懦可言；温和派仍然要维护英国统治，认为这有助于发展印度的资本主义，泰戈尔并不是对维护殖民统治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从内部夺回自己失去的国家”。在他这样认识的时候，他坚持己见；在他逝世前几年认识到这样行不通时，就断然放弃己见，他是勇于修正错误的。

第三，退出这时的政治运动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完全离开了政治舞台。在以后的年代里，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文学创作和办教育上，在这个阵地上坚持用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教育群众，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对印度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一直保持关心，在特别需要时也直接参加斗争。总之，他并没有绝对置身于印度的政治舞台之外，可以说，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继续为印度的独立自由贡献力量。

第四，随着退出运动，他的思想上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在1905年高潮中，受当时形势影响，他的主张中带有某些复兴印度教和美化印度农村传统的倾向。经过几年的实践，他认识到这些想法脱离实际，有害无益，就断然抛弃了这些想法。1908年他在给莫诺拉贾恩·班杜帕底阿耶的信中写道，从在西来达的实践中，他看到受种姓制度玷污的印度教社会处处妨碍发挥集体自助的努力。“在目睹这一切之后，我不再对把印度教社会‘理想化’抱任何希望了，那是一些谬见，听起来悦耳，最终是要破灭的”。从1907年的教派冲突中，他也深刻认识到，用印度教复兴主义来推动建设性工作只能把事情办坏。印度教复兴主义只能导致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分歧的加深，为殖民统治者挑拨利用提供可乘之机。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宗教动乱的根源在于印度教传统社会把穆斯林看做低等的外人，“魔鬼能进来，只因它发现了缝隙”。1906年，温和派的德·拉伊乔德希里曾在一本小册子里批评他的复兴印度教倾向，指出这不利于民族团结。那时他不以为然。1908年他公开赞扬这本小册子写得好，批评得好。他呼吁打破各种壁垒，包括宗教、种姓差别、地区观念、民族隔阂等，在最广阔的人道主义基础上，在印度建设一个“大同社会”，“要使所有的人不分地位高低，不分宗教差别，没有例外地团结在一起，心息相通，共同努力”。他意味深长地说：“一个民族，其宗教宣传鄙夷他人，认为一个邻人接触了他们喝的水就会毁灭其天堂，他们保护自身的办法是侮辱别人，这样的民族只配受侮辱。”著名小说《戈拉》正是他在这一时期写的。他塑造的具有炽烈爱国热情的主人公戈拉，在几经碰壁之后，终于改变了宗教正统偏见，树立了建设现代化基础上的、破除一切人为壁垒的、大团结的印度的新观念。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泰戈尔自己思想变化的写照吧（当然，他原来并非正统派）！摆脱狭隘的印度教复兴观念的影响无疑是泰戈尔思想的一大进步。

总之，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争取祖国独立自由的事业。他一生中也有弯路，这在1905~1908年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他之所以形成脱离群众的独特的政治主张，从思想根源上说，主要是受了印度古老的宗教哲学，特别是奥义书一元沦和毗湿奴派的“信爱说”的影响，也受中世纪印度思想家卡比尔的影响和佛教的影响。从社会根源看，他在总的反映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时，较多地反映了自由派地主的愿望，这与他的出身、社会联系和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自由派地主在追求的目标上和资产阶级基本一致，但由于和殖民当局、老地主的联系更密切，不希望开展任何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实现其目的。由于和旧传统联系较深，他们更倾向于从传统武器库中寻找武器。这些特点在泰戈尔身上都有所反映。他惋惜农村公社的瓦解，希望恢复传统的农村组织，他强调改造印度社会的核心是改造农村，主张把农村建设为自由印度的雏形，这些都反映自由派地主的想法。但另一方面，泰戈尔又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对资产阶级理性原则甚为崇拜的知识分子，拿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做镜子看印度，对印度社会弊端看得比较清楚。特别是，他又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下层群众，对群众的困苦比较了解，比较同情，下层群众的要求在他身上也反映出来，因而他满腔热情要为振兴印度贡献力量。这样两种倾向——自由派地主的保守态度和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在泰戈尔身上奇特地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他奇特的政治态度。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治态度是在20世纪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当时民族资本还不够发展，民族力量还不够强大，对印度独立的道路还在探索而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泰戈尔的主张作为诸种方案中的一种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原载《南亚研究》1988年02期

林承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