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檀迦利》赏析

《吉檀迦利》赏析

薛克翘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的代表诗作。1911年，在诗人50岁的时候，他从自己已发表的诗歌中选出103首，并自译为英文，总名为《吉檀迦利》， 1913年出版，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吉檀迦利”（Gitanjali）的意思是“献歌”，或者直译为“歌的奉献”。正如我国著名印度学者金克木先生在《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试解》一文中所说的，《吉檀迦利》是诗人泰戈尔献给他的“神”的一部诗集。这103首诗歌虽然是从不同的诗集和零星的诗作中选出的，但在排列上仍然有一个大体的顺序。对此，金克木先生写道：

不用追查哪首诗从哪部诗集选来（如第六十首又见于《新月集》），我们也可以看出全书的层次结构。前三首由那个“神”或“人”即“无限”的人的感情而来，又用以献给无所不在的这“泛神”的“神”。随后转向人间。“神”在人中，在各个角落，一直到明显说出既是精神又是物质的国家民族（三十三和三十五），这却不是抽象的概念。诗的歌唱者有时自己说明是“丐女”（四十一和五十）。歌唱的对象有时是孩子，这就是那个“神”，“永恒的儿童”（六十、六十一、六十二）。有时是少女（六十四、六十六），是“上帝”（七十六、七十七），是“女神”（八十三），是神的偶像（八十八），然后唱出死亡（八十六、九十、九十一、九十五、九十八），最后是献诗歌于不知之“神”。这部诗集仿佛是有起、有结、有主题旋律又有变奏的完整的乐章。

金先生的这段话，可以说是读者阅读《吉檀迦利》的向导，对理解全诗极有帮助，而诗人和“神”的关系则是理解全诗的关键。下面，我们循着金先生指示的路径，选若干组分别鉴赏。须说明的是，我们依据的版本是冰心先生的译本。

一、生命的献歌

（《吉檀迦利》第1至5首，原文略）

在这一组诗里，诗人阐明了他向“神”虔诚献歌的缘由，这就是金先生所说的“起”。按照中国传统的理解，“起”就是“兴”，即所谓“赋、比、兴”的“兴”。但印度的诗歌理论毕竟与中国不同，所以金先生称之为“起”，兼有缘起的意思。要理解这五首诗，首先要弄清这样几个问题：一、诗中的“你”是谁？二、“我”和“你”是什么关系？三、《吉檀迦利》歌颂的主要对象是什么？

简言之，诗中的“你”就是“神”。而诗人心中的“神”，既是高度抽象的，又是非常具体的；既是不可知、不可思议、无从描绘的，又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体现于任何人和事物的。要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简要地考察一下泰戈尔的哲学思想。

泰戈尔深受印度传统哲学的影响，特别是印度古代奥义书哲学“梵我一如”思想的影响。在奥义书哲学中，“梵”是最高的存在，也是最高的精神；梵具有不可思议、不可描述的特性；是宇宙的主宰，是宇宙的成因，也是宇宙万物的归宿；由于梵是宇宙万物的终极存在，宇宙万物都是梵的派生物，所以万物都具有梵的属性；人也具有梵的属性，如果说梵是宇宙最高灵魂的话，那么人则是个体灵魂；人可以通过一系列修行和善举，如克制欲望和乐善好施等，以达到与梵的同一，即实现梵我一如，最终进入至高无上、无比圆满、无比欢乐的境界。由此可见，泰戈尔的“神”和奥义书哲学的“梵”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另一方面，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还与他家庭的宗教信仰有关。他出生在一个印度教毗湿奴派家庭，属婆罗门种姓。我们知道，印度教有三大主神，即梵天、湿婆和毗湿奴。印度教又有三大派别，即毗湿奴派、湿婆派和性力派。毗湿奴派信徒以毗湿奴为宇宙的最高神，认为他是宇宙生成的终极原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泰戈尔自幼受到家庭这种信仰的影响，曾是一名正统的毗湿奴派信徒。他曾经说过：“毗湿奴派大胆地宣布：神已经和人结合，在那里，人类的存在构成了最大的欢乐。”（《人生的亲证》）也就是说，泰戈尔主张的是人与神的结合，即神人合一、梵我一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诗中“我”和“你”的关系：“你”是宇宙的创造者，自然也是人类的创造者，是“我”的创造者，是“使我永生”的主宰，是“我的主人”；“你”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源，自然也是“我”情感的根源，是“我”歌唱的根源；“我”要与“你”合一，“我的心渴望与你合唱”，因此“我要永远从我的思想中屏除虚伪”，“我要从我心中驱走一切的丑恶”。诗人要把他的歌献给心中的神，就必然要歌颂他的神，歌颂神的创造，歌颂神的威力，歌颂神的完美。但是，诗人心中的神是遍在的，他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存在于一切人之中。因为，人是他的最主要的创造物，他给人的最宝贵赏赐就是生命，所以“我”要歌颂人生，要“唱出生命的献歌”。这样，颂神和颂人便统一了起来。但是，泰戈尔毕竟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他的读者也都是一些活生生的人，所以他诗中主要表现的还是人生这一最重大的主题。

这五首诗虽然只是一个引子，道出了全诗的创作缘由及其主要歌颂对象，包含着浓厚的神秘主义成分，但从艺术的角度去读它们，仍然让人觉得朗朗上口、清新优美。在这里，诗人表达了复杂的情感：时而是欢乐，“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时而是自豪和感激，“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眼泪涌上我的眶里”；时而是不安和似乎力不从心的遗憾，“我的心变成了你的音乐的漫天大网中的俘虏”；时而是安宁和闲适，“在这寂静和无边的闲暇里唱出生命的献歌”。诗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这源自诗人对人生的深刻感受。正像他在诗中所说的那样，他的生命中不仅有快乐和甜柔，也有“凝涩与矛盾”，无疑，他的歌不仅要唱出那些美好高亢的激情，也必将唱出某些令人不快的低调。但总的说，各首诗中都被一种虔诚和高洁的情感弥漫着，即使读者不是一个印度教徒，也会被这种感情所感染，所净化。

诗中的比喻是贴切而优美的。如第一首，以“脆薄的杯儿”比喻人的躯壳，而人的生命或灵魂则被暗喻为水，是可以随时被“倒空”或“充满”的。与神的永恒相比，人的躯体的确是十分脆弱易朽的。印度教又相信灵魂的永存，相信轮回转生，诗人以水的活动性和不稳定性来比喻生命的流转，这都恰如其分地道出了人生的短暂。而且，水，自古以来都是生命的象征，所以被称为“生命之水”“生命之源”。这样，以躯体为杯，以生命为水，不仅是优美的比喻，而且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这手法既古老又新颖，既能为世界的广大读者所接受，又带有印度的民族特色。再如第二首，说“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抓住了小鸟喜欢歌唱，善于飞翔的特点，以小鸟自比，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振奋之情。第三首，说“你的音乐的光辉照亮了世界”，则不仅抓住了声和光向四面八方迅速传播的共同特征，而且，光的传播更迅疾，更壮丽，以光喻声可以有力地表现“你”的遍在性和无比威力，充分表现了诗人的虔诚之心。

二、遍在的神明

（《吉檀迦利》第10、11、81首，略）

泰戈尔又把他的神称为“上帝”。他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生活，受到西方人的影响，接受过基督教的一些思想。他认为，基督教和印度教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其基本教义是一致的；基督教所说的“上帝与我同在”，“我是他”，“我和我的圣父是一体”与印度古代奥义书哲学中“梵我一如”“个人的灵魂与最高的灵魂相结合则无所不在”是一致的（参见《人》）。基于这种思想，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写下了如上诗节。

在第10、11首诗中，泰戈尔明确指出，上帝在最贫穷无助的下等人那里。这不仅出自泰戈尔的哲学，而且还来自他伟大的同情心。我们知道，泰戈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对印度下层贫苦劳动人民寄予无比同情。在泰戈尔的年代里，印度的绝大多数人民是穷人，都在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他们绝大多数都信奉宗教，把希望埋藏在心里，寄托于来世，每年都有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和灾荒，有谁来同情他们？泰戈尔对自己国家人民的处境十分了解，他曾经在各种场合呼吁人们帮助穷人，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不仅在诗中表达了他的同情心，而且也在实际行动中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出身地主家庭，但他的信仰和祖国的社会现实告诉他，他和普通人一样，都是“梵”的派生物，上帝对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博爱的。他不像当时的英国殖民主义者那样，只是把印度的劳动民众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当做牛马来驱使，在下层人面前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高等人架势；他也不像某些宗教家那样，为了逃避社会现实而追求超脱，或者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态。他与他的上帝一起，在劳动民众之中。穷苦的劳动者身上虽然是汗臭和尘土，但他却并不觉得肮脏，反而认为那是圣洁的。在这里，诗人把上帝和劳动者同等看待，在两者间划了等号。因此说，这两首诗与其说是赞美上帝的，不如说是讴歌劳动和劳动人民的。

在说到泰戈尔的信仰时，有两点必须注意：第一，他不承认自己属于某一宗教派别；第二，他不礼拜偶像。关于第一点，他在《一个艺术家的宗教》一文中说：“我之所以不能接受任何一种宗教学说，这是因为在我周围的人们都把它奉为真理，我不能设想，只是因为人人都相信它的价值，我也接受它而相信宗教”。也就是说，在信仰问题上，泰戈尔并不盲从，他要追求的是真理，不管哪一宗哪一派，只要他认为是符合真理的，他就赞成，就接受，而决不全盘吸收某一派的宗教学说以反对其他派别。正因为如此，他得以享有“世界公民”的美誉，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教派主义者。他不把自己束缚于某一宗教，他有自己的宗教。正如他所说的，“我的宗教在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宗教。”所谓“诗人的宗教”，实际上就是追求真理的宗教。泰戈尔认为，一切宗教都应当是人类追求真理的表现，而真理则意味着万物的和谐与统一，其中包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大自然与神的和谐等。关于第二点，我们从《吉檀迦利》的第11首诗中即可看出。泰戈尔的神不是偶像，他认为上帝不在偶像身上，而在人的内心，在万物的内心。与第一点紧密相关，泰戈尔的神既不是偶像也不是教主，他不供奉印度教三大主神的偶像，而对于一些宗教领袖，如释迦牟尼、耶稣以及古代印度教中有成就的大师等，只是敬佩他们的人格，接受他们的某些思想，而决不把他们当做偶像来膜拜。

在第81首诗中，泰戈尔进一步指出，上帝“潜藏在万物的心里”。这就明确强调了“神”的遍在性。“神”无所不在，不仅在人那里，也在物那里，而且在内心的深处。也就是说，万物都是有灵魂的，作为最高灵魂的上帝，分散为千千万万个个体灵魂是普遍存在的。这似乎是一种“泛神论”思想，但又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泛神论有所不同。印度教哲学中的泛神论不仅承认万物有灵，而且还强调万物之灵统属于一个最高灵魂，强调个体灵魂与最高灵魂的认同与回归。这样，作为上帝的最杰出创造物的人，便可以通过修行达到一个崇高的境界，得到最后的归宿，这便是神人合一、梵我一如。

所以说，泰戈尔在描述上帝的遍在性时所表现出的巨大同情心和博爱情怀，是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相一致的。他规劝人们深入到劳动者当中，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宗教训诫，即规劝人们行善积德。他曾在《在行动中亲证》一文中批评那些为获得解脱而逃避社会责任的人，说：“他们的信仰没有法则的约束，他们的想象力无拘无束地翱翔，他们的行为鄙弃由理性所提供的任何说明，他们的知性枉费心机地试图离开‘梵’的创造行为而见到‘梵’，从而使知性本身成为枯石，而他们在试图将‘梵’禁闭在自己流露的感情中时，却逐渐消失在昏迷之中，由于他们忽视了法则的束缚和对外部世界的行动要求，从而在内心也失去了维持人类精神力量和品行的判断标准。”这就是说，泰戈尔的修行是在一定“法则”的约束下进行的，人们不能逃避现实，不能推卸责任，不能无所作为。

三、仁爱的高歌

（《吉檀迦利》第17、18、27、32、34、36首，略）

这里选了《吉檀迦利》中有关爱的6首诗，集中表现了诗人对“神”的虔敬向往之情，以及他对民众的博爱之心。

在第17、18首里，诗人所说的爱不是一般的性爱，而是一种对“神”的特殊情感。我们前面说过，泰戈尔受过印度教毗湿奴派的深刻影响。中世纪，当毗湿奴派的大师们掀起虔诚运动的时候，就主张通过虔诚的爱去亲证大神毗湿奴，当时出现的文学作品，如《牧童歌》（12世纪）等，便是以象征的手法表示对大神的亲近和敬爱。泰戈尔无疑受到了影响，认为爱是实现人神合一的重要途径。在他看来，他的爱归根结底是来自上帝，上帝赋予人类以灵魂，也赋予人类以情感，上帝以无边的爱关怀着人类。这两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对上帝之爱的渴望，也暗示了爱的根源，还指出了爱的力量的伟大，它可以帮助人化解彷徨和悲哀，度过黑暗和寂寞的时光。同时，泰戈尔所说的爱又是一种超越一切的爱，一种自由自在的爱，一种不受任何法律和规章约束的爱，也就是最纯洁、最无私、最真诚、最神圣的爱。

与第18首诗一样，第28首诗重点表现的是爱的伟大力量。诗人把爱比作灯火，在黑暗中给人以希望。一个人如果没有爱，就像灯里没有火焰，而只有一个空架子，空躯壳，那就是行尸走肉，“还不如死了好”。由此可见，诗人特别强调爱的重要性，强调爱在人生中的特殊意义。

第32首诗是对第17首诗的进一步诠释，诗人把他说的爱与尘世之爱作了比较。在诗人看来，尘世的爱是一种庸俗的爱，其中可能包括性爱。这种爱只是一种束缚，一种羁绊，而他所说的来自神的爱则是无比伟大无比高尚的，是超越一切、自由自在的。

第34首诗中，诗人把他所说的爱又比喻成脚镣。乍看上去，脚镣也是一种束缚和羁绊，但这里却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脚镣代表牢固的联系，一种紧密而不可动摇的联系。爱，源自上帝，诗人从上帝那里得到爱，也把爱献给上帝。他认为，他的一切都属于上帝，上帝就是他的一切，他的爱归根结底也属于上帝。他要通过爱来达到与上帝的认同，这是他的人生目标。关于自由，泰戈尔在《人》一文中写道：“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分隔，而在于这种深奥的结合。”也就是说，他要的自由是在爱的束缚下的自由，在道德规范下的自由。他还在《在爱中亲证》一文中写道：“我们渴望自由，我们同样也要求束缚，爱的崇高职能便是喜欢接受一切束缚，并要超过它们。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比爱更具有独立性。可是，我们难道在别的什么地方也能找到比爱有更多的依赖性吗？在爱中，束缚也像自由一样是令人愉快的。”在这里，“接受一切束缚”的意思与上一首诗表达的意思没有矛盾，因为这里所说的爱是博大的爱、无私的爱。

第36首诗中，泰戈尔又把爱具体化，这种具体的爱表现在人生当中，表现在为民众服务当中。心中充满爱，就具有了无穷的力量，不仅可以“轻闲地承受欢乐与忧伤”，而且可以“超越于日常琐事之上”，可以“永不抛弃穷人也不向淫威屈膝”。这个爱被具体化为一种道德力量，一种意志力，一种社会责任感。所以，在泰戈尔那里，爱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既要在心目中把它献给不可知的神明，又要在人生中贯彻始终，在社会服务中落实到行动。这正如泰戈尔在他的论文《在爱中亲证》中说的，“在爱中，得与失是均衡的。在它的平衡表中，贷方与借方的账目在同一栏内……爱者不断地奉献自己，又在爱中获得自己。的确，爱将放弃与接受两种行动带到一起，并将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所歌颂和描述的爱是与他的哲学体系相一致的。从人生观上讲，泰戈尔的爱是解脱的手段，是神人合一的途径；从道德观上讲，他的爱又是一种仁爱、博爱，爱一切可爱的人，尤其是穷人，甚至爱一切可爱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事物。我们注意到，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不讲仇恨，因为印度教哲学把仇恨列为恶劣而有害的情感，是要在修行中努力克服的。但泰戈尔也是人，也具备人所应当具有的各种感情，他没有在《吉檀迦利》中表现出仇恨，但至少表现出了憎恶，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谈到。

四、热爱大自然

（《吉檀迦利》第20至24首，略）

这里选出五首诗，它们虽然不是专门为歌唱大自然而写的，也没有明确写出热爱大自然的字样，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已跃然纸上。从这些诗可以看出，诗人所要歌唱的仍然是“我”和“你”的关系，是“我”对“你”的向往和追求。但是，诗中写了清晨、黄昏和夜晚，写了春天、夏天和秋天，写了潮声、风声和鸟鸣，写了香花、落叶和黄叶，写了林野、曲径和河岸，写了淫雨、东风和碧空。

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泰戈尔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但他却不像古代的一些思想家那样认为世界是虚幻的，他说：“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个性的整体，而不是一束不可见的力量，这一点，尽人皆知，得感谢我们的感官和心灵。”（《人格》）他还说：“我们认识它，实在不仅是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它，而且因为我们能够直接感触它。”（《人的宗教》）也就是说，这个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世界是能够被感知的，它与人的关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人们可以感觉到“宇宙的容颜，四季的环式舞，光和影、风和水的迷藏戏，人生的五色彩异”。（《诗人的宗教》）另一方面，人的感情变化也与客观世界的刺激与交流相关。关于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泰戈尔持有与西方人不同的观念。他认为，西方人对大自然采取的是一种敌对的态度，是以对大自然的征服为荣，是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他在《人生的亲证》中写道：“大自然庄严而富有生机的圣堂，对西方人来说已经没有深奥的意义了，它们只给人带来财富和势力……森林在人们内心永远也不会产生神圣的交往之情。”大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场所和条件，而且也创造了人类文明，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得以完整与和谐，“地、水和光，花和果，这对印度人来说，不仅是物理现象，用则取之，不用则弃之，而是认为这些自然物正像每一个音符对于完成和音是必要的一样，也是获得完美观念的需要。”

在这五首诗里，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诗人与大自然的“神圣交往之情”，正是他从大自然那里获得的“完美观念”。

正如诗中描绘的那样，大自然是美丽的，然而也是多变的。大自然时时影响着诗人的情绪：在莲花开放的日子，他的心魂飘荡，感觉迷茫；在落红遍地的时节，他感到时而空虚，时而惊喜；在七月清晨的淫雨中，他感到冷寂和孤独；在暴风雨的夜晚，他感到了失望和悲愁。在复杂的情绪交换中，诗人始终以孜孜不倦的追求来平衡心的天平，始终以爱来填补心的空虚。

泰戈尔热爱大自然，不仅因为大自然是美丽的，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一员。人生活在自然之中，人与大自然是和谐的一体。他从与自然界的情感交流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了一个近乎圆满的境界。他对大自然的歌颂，可以说是从真善美的角度进行的：首先，如前所述，他不认为世界是虚幻的，而是可感的，这便是真，物质世界是真实的，精神世界也是真实的。其次，他在与大自然的情感交流中突出了博爱的主题，这便是善，自己为善，也导人向善。再次，他描绘的自然界五彩缤纷、变幻多端，这便是美，有优美，有壮美，有扑朔迷离之美，有光彩夺目之美。

五、民族的悲歌

（《吉檀迦利》第33、35首，略）

泰戈尔作为一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必然要写下爱国的诗篇，这里选出的两首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吉檀迦利》的第33首诗，写的是“他们”和“我”。谁都可以看出，这个“他们”指的就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我”所代表的就是印度民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印度近代的历史。早在16世纪初年，西方列强就来到印度寻求利益。他们初到印度时，打的是贸易的旗号，装得十分安分守己。但不久，当他们在印度站住脚以后，就凶相毕露了。他们的胃口很大，正常的贸易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贪婪，于是，他们就开始掠夺。当掠夺遇到反抗时，他们就进行血腥的屠杀。1500年，葡萄牙人首先自欧洲起航到印度。1510年，他们占领了印度西海岸富庶的港口果阿。1600年，英国人首先在印度建立东印度公司，正式开始了对印度的掠夺。1602年，荷兰参与了东印度公司的活动。1616年，丹麦人也来到印度。1664年，法国人也在印度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些西方列强在印度的土地上掠夺，彼此间又为自己的利益而展开竞争。他们之间时常发生战争，受害者却总是印度民族。18世纪中期，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势力逐渐加强，他们排挤掉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势力还不算，双方之间又互相排挤，都希望在印度占据垄断地位。在经过多次战争之后，英国人终于打败了法国人。此后，英国殖民主义者逐步蚕食印度。由于印度当时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北方腐败的莫卧儿王朝已经徒有虚名，根本无力反抗。所以，英国人很快就控制了印度大部分地区。1857年，印度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大起义，但两年后失败，印度完全落入英国人之手。从此，印度被划归大英帝国的版图，一直到1947年才获得独立。在此期间，英国人从印度攫取了难以统计的超额利润，尽管他们在印度也进行了开发，传播了西方工业文明和科学文化知识，但那都是以剥削为目的的。印度民族为自己的独立自由付出了巨大而惨痛的代价。

泰戈尔终其一生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生活，虽然他接受到过西方教育，得到过英国人的好处，但作为一个印度人，看到自己的国家在外国人的统治下，看到自己的同胞受奴役，他又怎能没有亡国之耻，怎能不怀有刻骨铭心的悲哀？在这首诗中，他以艺术的语言回顾了自己祖国和民族沦陷的历史，又以艺术的语言谴责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揭露了他们的伪善。诗人没有说他们是强盗，但他们的行径表明他们就是强盗；诗人没有使用过激的字眼，但憎恶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前面说过，《吉檀迦利》是优美的诗章，诗人在这个集子里更多地歌颂了崇高的爱，而没有提到仇恨。但这并不表示诗人的情感贫乏，而是诗人具有高深的修养。他不喜欢仇恨，不喜欢一切邪恶的情感。但他是是非分明的，因而也是爱憎分明的。

我们不会忘记，1919年4月13日，印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阿姆利则惨案”，英印当局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杀死数百人，千余人受伤。泰戈尔为维护民族尊严，立即给当局写信，严正声明放弃英国皇家授予他的爵士头衔，以示强烈抗议。他在信中写道：“我能为祖国所尽的微薄力量，就是为被恐怖折磨得无言和麻木的千百万同胞鸣以抗议的声音，我愿为此承担一切后果。现在，这个时候来到了，在这蒙受侮辱的不和谐的事件里，荣誉的奖赏更烘托出我们的羞耻。我愿意免除一切特殊的荣誉和我的同胞们站在一起，他们由于自身所谓低贱的原因被迫忍受人格的侮辱。”

我们更不会忘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们这位伟大的朋友极为愤慨，公开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华战争。他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他的爱国情操是一致的，都基于他的自由、博爱思想。他对被剥削者和受压迫者怀有始终如一的同情。

在第35首诗中，泰戈尔描绘出一个完美的理想国，也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祖国未来前景的期盼。在最后一句，诗人唱出了自己内心最深切的痛楚，迫切希望印度民族觉醒起来。在长期殖民统治的奴役和盘剥下，印度的绝大多数民众一直处于贫穷、愚昧和落后的境地。他们缺衣少食，终年在死亡线上挣扎，根本谈不上受教育和学文化，所以他们多数人都处于精神麻木的状态，满足于苟且偷生，不知道或者不敢于起来反抗。也许在他们看来，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是天神的意志，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近代以来，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觉醒了，他们成立了民族主义组织，进行广泛的爱国宣传，以振聋发聩，启发民族觉悟。泰戈尔就是印度近代史上先进的知识分子之一。他的高歌鼓舞了几代人为印度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直到今天，他的歌，仍具有激发印度人民民族自豪感的强大魅力。

六、艺术与美

（《吉檀迦利》第65、75、78、84首，略）

这四首诗涉及到艺术和美的问题。

在第65首诗里，诗人表达了自己对艺术起源的看法。他把诗与音乐的产生说成是上帝的恩惠。他认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五彩缤纷的世界，而上帝的世界又通过“我”的心灵“织”成了字句。上帝的快乐又给这些字句加上了音乐，这便是歌和曲的由来。前面说过，泰戈尔的“上帝”（或者“神”）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上帝，而是宇宙的根本成因，也是宇宙的根本动因，遍在而万能。他支配着宇宙的一切，包括支配人的心灵。尽管如此，泰戈尔还是承认艺术是客观世界对心灵发生作用的结果。他诗中所说的“心灵”实际上指的就是情感。在第84首诗里，泰戈尔没有提到上帝，而是直接说出了诗歌产生的原因，即，由于人具有丰富的情感，所以当客观世界发生变化时，人的情感就会产生波动，诗歌便“流涌”而出。在这里，泰戈尔指出了两种情感波动，一种是由自然界变化所引起的，另一种是由人类社会变化所引起的。

我们还注意到，泰戈尔在第84首诗里还特别强调了“愁”和“痛苦”，仿佛诗歌是因为这种情感而产生的。这和我们中国古代许多诗人因愁赋诗的情况恰相吻合。由此可见，在许多情况下，诗人们是在抒发自己苦闷的情怀，这一点是共通的。泰戈尔显然对此有着十分深刻的感受。那么，泰戈尔的“离愁”和“痛苦”是什么呢？是他无病呻吟，“为赋新诗强说愁”吗？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在他发表《吉檀迦利》之前的亲身经历。

在20世纪初，泰戈尔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投身民族自治的斗争，在印度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1902年，他的妻子不幸去世，使他失去了终生的伴侣。1903年，他的二女儿又不幸病故。1905年，他父亲去世。1907年，他的小儿子夭折。五年间的这一系列家庭不幸，不可能不给他带来心灵创伤。当时，他的大女儿和小女儿都已出嫁，大儿子远在美国留学，只有他一个人居住在乡下，他难免感到孤独和苦闷。然而，让他痛苦的远不止是家庭的不幸，还有社会上许多人对他的不理解，甚至是强烈的谴责。那是因为，1906年，印度民族运动中出现了分裂，一些人上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当，不把斗争的矛头一直指向英国统治者，反而掀起了人民内部的宗教争端，泰戈尔为此退出了运动。他回到农村，继续从事写作。但有些人对他的退出很不满，不予谅解。在双重的精神压力下，泰戈尔从自己的信仰中寻求平衡，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寄托，应当说，《吉檀迦利》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表的。

第75首诗，诗人又强调了诗句中的“爱”，从而反映出他的美学思想是以“爱”为基点的圆满和谐。在泰翁看来，爱代表着真和善，有了真和善才有圆满和和谐，而圆满和谐才是美，才是真正的完美。他在《一个艺术家的宗教》中写道：“我们通常称之为美的东西，那些表现为线条、色彩和声音的和谐的东西，或表现为言辞与思想一致的东西，之所以令我们愉悦，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包含着最高真理。”他还说：“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真和美是不可分割的。至于善，他认为，善一方面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具有实用的价值，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美的；善是美的完美的本质，美是善的完美的形象。真、善、美是可以统一于一体的。而“艺术的职责就是要建立起人类的真正世界——真理和美的活生生的世界。”（《人格》）

第78首诗像是在讲一个神话故事，但实际上反映的仍是诗人的美学思想，即他所理解的完美。他认为世界是完美的，这正如“神”的完美，失去了一颗星星并不影响他的完整。

七、淳朴的童心

（《吉檀迦利》第60首，略）

这是《吉檀迦利》中较长的一首诗，也是世俗生活情趣较浓的一首。

人们在读《吉檀迦利》时都会发现，几乎每一首诗写的都是“我”“你”或者是“他”，而这一首诗中却没有“我”“你”“他”。这首诗所歌咏的主要对象是孩子们。不过，我们仍然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我”和“你”的存在。因为“我”和“你”的合一是贯穿《吉檀迦利》全诗的核心思想。

这首诗是诗人为我们精心描绘出的一幅壮美的画图：一大群孩子在海边玩耍，他们玩得非常开心；追逐财利的人们在采珠和航海，他们不顾死亡的危险；天空时而是静止的，时而又风云突变；大海在喧闹，在同孩子们游戏，转瞬间又卷起狂涛，打碎船舶。从表面看，这仿佛是一幅现实生活的真实图景，但实际上不是，这是诗人想象出来的一幅图画。在这幅图里，一方面是孩子，天真无邪；一方面是商人，追逐暴利。双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天公似乎在执行公平的判决，把天真无邪的留下，把私欲强烈的淹死。这显然反映着诗人自己的好恶和意向。因此说，这首诗毫无疑问的带有象征的意义。孩子象征着旺盛而永恒的生命力，象征着纯真，象征着快乐，象征着和谐。而天空和大海则象征着瞬息万变的客观世界，象征着“神”的公平意志和巨大的威力，象征着永无休止的运动。

这首诗虽然描绘的不是真实的现实生活画面，但它毕竟反映出诗人童年时代曾经在海滨游戏过，与小伙伴们一起用沙子盖房子，用树叶编小船，拾石子和贝壳。如果不是这样，那他也至少是看到过海滨玩耍的孩子们。他对孩子们做游戏时那充满生活气息的描述，也许正是他对自己童年生活片断的留恋和甜蜜的追忆。这正表现出进入不惑之年的一代哲人的淳朴童心。泰戈尔是熟悉大海的，他对大海的描写也使人感到一种震撼人心的壮美。我们在读这首诗时，仿佛看到了大海那汹涌的波涛，听到了大海那暴怒的咆哮。

八、生命的轮回

（《吉檀迦利》第37、69、70首，略）

在我们的观念中，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在泰戈尔看来，人的生命是无限的。他认为，生命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神”把一个灵魂赋予一个躯体，当这个躯体老迈腐朽之后，这个灵魂又在新的躯体里获得生命；生命的永恒性来自“神”，来自宇宙的最高灵魂。至于某个具体的人，泰戈尔认为，他的一生如同是一次旅行，有起点也有终点，有出生也有死亡，这仅仅是生命过程的一个小小的片断。而这个小小的片断也可以划分出若干更小的片断，也有新旧交替，也有新生和死亡。这就是第37首诗中所表达的意思。

生命是运动的，生命运动的过程是在时间中完成的。泰戈尔在《吉檀迦利》第69首诗中把生命比喻为一股“泉水”，它不停地奔跑，流遍整个世界，而且还在“应节地跳舞”。意思是说，生命充满了宇宙，就像“神”弥漫在整个宇宙空间一样；生命的运动是有节奏的律动，是美好的、快乐的。下面两句是对第一句的进一步阐发：大地上充满了生机，如芳草钻出泥土并花繁叶茂；生命的运动如大海的潮汐，起伏进退，节奏分明。诗人热爱生活，热爱着充满生机的生命世界，为生活在此时此地而感到骄傲。

在第70首诗里，诗人由生命的运动说到宇宙万物的运动。古代的印度人认为，世界的运动就像是车轮在不停地旋转，宇宙间的一切事物也都像轮子一样旋转变化，时间是白天黑夜的不停转换，季节是春夏秋冬地不停循环，生命也是在不停地轮回交替。泰戈尔的诗中虽然没有提到轮子，但却反映出了同样的思想。

泰戈尔不愧为一代诗哲，他以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艺术地表述了他的哲学思想，以浅显易懂的文字阐述了玄秘深奥的哲理。

九、死亡的颂歌

（《吉檀迦利》第86、91、95、103首，略）

《吉檀迦利》的最后十来首诗写的都是有关死亡的问题，我们这里选四首，仅是其三分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泰戈尔对死亡的认识和态度。

首先，泰戈尔认为死亡是“神”的意志，虽然是令人畏惧和悲哀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在第86首诗中，他把死神说成是听命于上帝的仆人和使者，是从上帝的不可知处来临的。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结束，意味着丧失一切，再加上人有求生的欲望和本能，因而对死亡感到恐惧和悲哀完全是人之常情。泰戈尔在这里表达的是世俗的情感，普通人的情感。但这仅仅是他对死亡看法的一小部分，而他的主要观点还在后面。

其次，泰戈尔认为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真正结束，而是生命的继续，是生命的归宿，是灵魂去和最高灵魂的会合。因此，热爱今生，也应该热爱死亡。这里选的另外几首诗中所阐述的就是这一观点。

在第91首诗里，泰戈尔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即把死亡比喻为一次新婚，比喻为新娘出嫁，以新娘与新郎的结合比喻个体灵魂与最高灵魂的结合。这个比喻并不是泰戈尔的发明，印度中世纪的虔诚派诗人，尤其是毗湿奴派诗人们就经常以男女性爱与结合为象征，以表示对大神的虔诚的爱，表示要与大神合一的强烈愿望。

在第95首诗里，泰戈尔认为，生，是在上帝抚育和庇护之中，犹如婴儿在母亲的怀抱；死，也是在上帝仁慈的爱抚下，犹如婴儿从母亲的另一只乳房得到安慰。既然如此，死亡就没有什么可恐惧和悲哀的了。

于是，泰戈尔在第103首诗中又进一步把死亡说成是人生的归宿，就像鹤鸟回归山巢，雨水回归大海，生命（灵魂）也要回归到自己“永久的家乡”。

泰戈尔在《恶的问题》一文中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把死亡看得很严重，在死亡面前它欢笑、舞蹈和游戏，它建设、贮藏并相爱。只有当我们把个别死亡的事实同生命整体分离时，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空虚并变得沮丧。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整体，忘记死亡只是它的一部分……而事实是，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真实，它看起来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蔚蓝的，但死亡并不是变黑的实体，正像并不在鸟的翅膀下留下它的蓝色一样。”结合这段话阅读《吉檀迦利》有关死亡的表述，我们便会明白，泰戈尔对待人生和死亡的态度是严肃的、积极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说法，但我们不能不赞赏他的这种态度。在印度，特别是古代，一些人为了求得解脱，为了摆脱死亡的恐惧，而不敢面对现实生活，采取了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但泰戈尔不是这样。他认为，人生的时光是美好的，是宝贵的，不能浪费时间，要积极地“建设、贮藏并相爱”。这就是他在《吉檀迦利》第90首诗里写的：“当死神来扣你们的门的时候，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的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不让他空手回去。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的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死神来扣我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探索着人生的秘密，思考着生和死的问题。人们都希望长生不死，但都不得不面对死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想出了许多办法，肉体的修炼也好，药物的服用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个宗教也竭尽了全力。宗教是从精神入手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就是提出了关于灵魂的学说。印度教关于灵魂的学说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泰戈尔对于死亡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受了印度教思想的影响。不过，他对印度教思想的接受是有取舍的，他所取的是积极的一面，并不因为死亡而否定人生。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说，《吉檀迦利》是一部生命的赞歌，它以诗歌的形式、艺术的手法，全面地反映了泰戈尔深邃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反映了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带给读者的不仅是绚丽多彩的审美感受，还有发人深思的哲学思考。

原载季羡林、周志宽主编《泰戈尔名作欣赏》

薛克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