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农多莫伊：泰戈尔“人的宗教”思想的体现者

阿农多莫伊：泰戈尔“人的宗教”思想的体现者

史锦秀

泰戈尔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诗人。他生活在一个宗教气息浓郁的家庭，从小耳濡目染，信奉传统宗教应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他的精神又是在一种自由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这里所谓的自由，“是指不受任何由某种经典确切无疑的权威或某种组织良好的信徒团体认可的信条主宰的自由。”这使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内涵。

泰戈尔在许多场合说过，自己的宗教是“一个诗人的宗教”或“一个艺术家的宗教”，“既不是一个正统的虔诚的人的宗教，也不是一个神学家的宗教。”最终，他的宗教定型为“人的宗教”。《人的宗教》（1931）是一部集中反映泰戈尔宗教思想的经典著作，诗人在其《序》中说：“一个主题贯彻始终这一事实只是向我证明，‘人的宗教’作为一种宗教体验，而不仅仅作为一个哲学话题，一直在我的心灵中发育滋长。事实上，从我在不成熟的少年时期较早的作品到现在，我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均带有这种成长发育的历史留下的几乎持续不断的痕迹。”在长篇小说《戈拉》（1910）中，泰戈尔把“人的宗教”思想赋予了一位女性——戈拉的母亲阿农多莫伊，通过她表现自己这一宗教哲学思想。本文拟从阿农多莫伊以人为本的宗教思想观念及反对偶像崇拜和烦琐的传统宗教仪式两方面，解读泰戈尔“人的宗教”以人为本的实质内涵。

一、主看中的只是“人”

泰戈尔的“人的宗教”虽然承认神的存在，但却与以往的传统神学不同。这里所说的神是一个具有人性的神，一个体现人的内在本质的神，神成了真理、知识和美德的化身，成了诗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的象征。他不再将神置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强调的不是神的绝对权威，而是神的人格，神的人性。他的神其实就是一个理想的人，一个完美的人，一个伟大的人，一个真善美的象征。他认为人的宗教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和谐。

泰戈尔的“人的宗教”思想是以人为本的，在《戈拉》中，人成了宗教的核心。作家摒弃了传统神学以神为中心、让人去膜拜神、敬畏神的思想，而是以人为中心，让神来寻找人，接近人。泰戈尔弘扬的人本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对传统神学的否定，极大地增加了宗教的世俗性，使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905年印度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泰戈尔积极投身于运动，但他不赞成激进派以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独立的做法，也不接受温和派以宪政方法争取自治的妥协，他深入冷静地思考印度民族的未来道路和命运。在这样的前提下创作的《戈拉》，充分展现了他的宗教哲学思想和民族解放的现实内容。

《戈拉》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围绕着民族传统和西方文化而展开观念上的冲突。冲突的一方是主张以西方文化变革印度传统的梵社，另一方是倡导回归民族传统、纯洁民族文化的正统印度教派。小说的情节主线是两个教派成员之间的思想冲突，两个家庭成员之间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以及其他人物的遭遇与经历。然而，贯穿小说始终的是19世纪后半期的政治活动对于孟加拉男女知识分子敏感头脑的影响。作者看重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的运动，表现人物精神的变化才是创作的目的。小说中的梵社是一个宗教改革团体，它提出反对种姓制度、偶像崇拜、寡妇自焚等等进步的观点。但是这一教派中有些成员轻视印度民族文化，崇尚西方文明。新印度教坚决反对崇拜西洋文明，主张发展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自豪感，反抗殖民统治的专横压迫。但是他们主张复古，主张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传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族意识。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印度教，具体来说就是印度教仪式中的种姓制度、妇女问题和复古问题。印度教是印度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十分复杂而又矛盾的宗教。怎样看待印度教，成为印度知识分子在探索现代化的途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泰戈尔塑造了戈拉这个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战士形象，歌颂了新印度教徒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祖国必获自由的信心，同时也批判他们维护旧传统的思想，对梵社某些人的教条主义、崇洋媚外也予以鞭挞。

主人公戈拉经历了一个人格完善的过程和内在世界的变化。作为爱国者协会主席，他尊崇祖国的传统，与侮辱损害印度的任何言行势不两立，愿意为印度献出自己的一切，并以自己的坚定信心去感染身边的知识分子，唤醒麻木中的广大民众。但他盲目受制于传统习惯，对印度教的一切都加以维护，把教规当做自身的枷锁束缚自己，努力遵守种姓制、不可接触制、歧视妇女等习俗，并设法寻找理由为其存在加以辩护。泰戈尔赞美戈拉的，是他克服矛盾趋向统一的根本性格特征，是他的有限自我与无限自我的和谐统一。而使戈拉走向成熟的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母亲阿农多莫伊。

阿农多莫伊在小说中的描写并不多，她只在关键时刻露面，泰戈尔赋予了她心灵导师的重任。她一出场就与众不同，她的面容秀美，像雕刻大师精心雕琢出来的一样。她的面部表情也总给人一种精明强干和睿智聪慧的印象。她的衣着也惹人注目，被认为带有一些基督教徒的味道，她的女仆也是个基督教徒。其实，阿农多莫伊原本是非常信奉印度教的，每天敬拜湿婆神像，即使是不熟悉的婆罗门做的米饭也难以下咽，整天吃斋挨饿。然而，自从她抱起爱尔兰孤儿戈拉，就把戈拉看成是天神对自己的赏赐，不顾丈夫的反对收养了他。正是从那天开始，她才与旧习俗分手的，毅然与一般人们的风俗习惯完全决裂，走上了经常遭受社会习俗谴责的道路。当戈拉反对朋友比诺耶吃基督徒女仆做的饭时，她对戈拉说：“只有当怀中抱着小孩时，才会真正明白：世上任何人都不是一生下来就带有种姓的……如果我仇视基督教和低种姓的人，从那一天起老天爷就会把你从我怀中夺走。我祷告上苍，只要你在我的怀中，你是我们家的光辉，世上一切种姓的人递上来的水，我都愿意接受。”阿农多莫伊不失时机地教育戈拉不要囿于印度教教规，尽管这时戈拉一点也听不进去，但他还是对这位离经叛道的母亲十分信赖和尊敬。

阿农多莫伊总是以人性为先，尊重别人的选择。当戈拉陷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为了躲避对梵社姑娘苏乔丽塔的迷恋而决定下乡旅行时，她虽然深感不安，但绝不以任何方式进行阻挠，而是表示祝福，相信戈拉正在走向成熟。在乡下，戈拉看到了教派纷争的危害，印度教种姓制度的荒谬，也看到了乡民不分宗教信仰，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的景象。目睹警察无端欺侮和殴打学生的暴行，戈拉挺身而出，和学生们齐心合力把警察打得七零八落，被警察局关进监狱。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阿农多莫伊并没有找虔诚信奉正统印度教的丈夫帮忙，因为丈夫从来不把戈拉当儿子看待，甚至对戈拉有一种敌对情绪。在这样敌对气氛的家庭，阿农多莫伊费尽心机提心吊胆，在人们的闲言碎语中把戈拉抚育成人。不管承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她都忍受着。看了戈拉在监狱写的信后，阿农多莫伊感到了做母亲的喜悦和骄傲，她的戈拉没有向县长屈膝求情，明知牢中艰苦也宁愿承担全部责任。同时，她也并不指责洋大人执行任务。阿农多莫伊这种坚强和平静，她那充满慈爱、同情以及平和的面容，使洛莉塔对信奉正统印度教传统的女人的偏见一扫而光，她明白了戈拉的力量来自于母亲。

对于梵社姑娘洛莉塔和比诺耶的婚姻，她认为：“结婚就是两颗心的结合。要是结合了，孩子，念什么经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是以神的名义举行婚礼，这就足够了。”她进一步指出：“人本身是多么真实，那些人们为之争吵、为之分裂的东西又是多么虚伪！……孩子，梵社教徒是什么人？正统印度教徒又是什么人？不都是人吗！人的心里并没有任何种姓，天神正是通过人心要大家团结起来，神自己也与人联合在一起。难道我们可以疏远天神，而把团结人的责任交给什么教义和仪礼吗？”

泰戈尔一贯追求和谐统一，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希望宗教的和谐。

泰戈尔认为人的本性是独立的，宗教信仰也是自由的，可是如果社会竟在饮食、接触和教派分歧等问题上把人束缚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他最后安排戈拉和比诺耶与两个梵社姑娘结合，这是超越了教派的宗教结合，这种宗教既没有正统新印度教徒对种姓制度的热衷，也不是梵社自成一个小团体脱离人民的宗派主义，而是注重人，把人的个性发展，把人的自由放在重要地位，表现了作者以人为本宗教改革的理想。

二、走自己选择的路

泰戈尔的宗教思想既然以人为本，也就自然反对偶像崇拜和烦琐的传统宗教仪式。泰戈尔认为，人只有通过完善自我，通过追求真善美，通过爱，才能接近神、证悟神。把人从传统宗教的教条、戒律、仪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人才能认识宗教的真谛，找到自我，获得精神自由和思想自由。他反对将人与人作种族、民族的狭隘区分。他认为印度的优势在于精神文明，优越的精神文明才是印度人民应该拿起的武器。要取得反抗殖民主义的胜利，印度人必须首先在内部消弭宗教与种姓对抗。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没有什么可敌对的。

在《戈拉》中，作者塑造了理想的妇女形象阿农多莫伊，她被作者当做理想的印度教妻子、世间所有母亲的化身和印度的象征。她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收养了基督教徒的儿子戈拉。她生活在正统的印度教家庭却对印度教社会的种种清规戒律不加理会，纯然本着自己的天性做事，我行我素。虽然她百般地爱戈拉，时时刻刻关心他，事事处处照顾他，但从不因此改变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从不在原则性问题上迁就于他。尤其是在恪守印度教教规的问题上，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做法。她决不辞退基督教徒的女仆，反而真心对待她，尊敬她。当看到比诺耶真正喜欢的是洛莉塔，她坚决阻止戈拉的哥哥莫希姆撮合女儿和比诺耶的婚姻，不管莫希姆在心里还是在嘴上怎么骂她，都不能阻止她自行其是，走自己选择的路。她说：“当我认为社会习俗比一切都重要的时候，我是很尊重社会习俗的。但是，有一天，神明在我家里突然指示我，并要我不必再尊重社会习俗了。既然神明亲自取消了我的种姓，那么，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我也就完全不在乎了。”

在对待比诺耶是否为了和洛莉塔结婚而加入梵社的问题上，阿农多莫伊向苏乔丽塔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说：“天神已把两颗心连接在一起了，你们的教社硬要把他们从外部强行分开吗？……难道人就是要与自己的神专闹别扭吗？难道人们只是为了这一目的，才去办教社这个东西吗？”她使洛莉塔和比诺耶觉得，他们两人生命的激流像恒河与亚穆纳河在一个神圣地点汇合一样，正在彼此接近。他们彼此的结合是这样一种宗教的汇合，这宗教是非常的深厚和朴实，任何世俗琐事都不能难住它，任何乡村议会的学者也不能阻挠它。当阿农多莫伊得知梵社成员造谣中伤、反对洛莉塔和比诺耶的婚事，以致使所有的人包括洛莉塔的妈妈在内都拒绝参加女儿的婚礼时，她挺身出来帮助这两个相爱的人。她谴责正统的印度教徒们把比诺耶挖苦成梵教徒，怜悯洛莉塔的可悲处境，为他们选了一处房子，亲自为他们收拾新房，操办婚礼。她要站在洛莉塔母亲的位置上，亲手替洛莉塔梳妆打扮，做好迎接新郎的一切准备。她认为婚姻是心与心结合的问题，她赞成并鼓励印度教徒和梵教徒通婚。

戈拉的女性意识也是被她唤醒的，他改变了妇女观，认识到越是排斥妇女就越无法对祖国尽忠。而身世之谜的真相，使戈拉完全解脱了，他再也不必担心被沾染或者失掉种姓，再也用不着步步留神，专注地面，以便保持种姓的纯洁。“当我完全摆脱这一切之后，我忽然发现，我已处在一个更大的真实之中。整个印度的一切善恶，一切苦乐，一切智慧与愚昧，全都通通进入了我的心胸，如今我真的有权为她效劳了，因为我的眼前已展现出真正的工作园地——它不是我内心假想的场所，而是给两亿五千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合适的园地。”戈拉感到自己真正成了一个印度人，在他的身上，再也没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彼此之间的对立了。“今天，印度所有种姓，都是我的种姓；所有人的食物，也都是我的食物。”他可以与大家平等地坐在一起了，经历了这么长时间，戈拉终于完全体会了偎依在母亲的膝前是什么意思。他对阿农多莫伊说：“你没有种姓，你不分贵贱，你不记仇很！你真是幸福的象征，你就是我的印度！”

从本质上讲，泰戈尔的宗教是“人的宗教”，是一种以人为核心，以精神为主旨的宗教。他借阿农多莫伊的言行举止，平息了正统派印度教徒和梵社成员间的矛盾斗争，批判了正统印度教教徒的某些弊端。他希望立足在印度文明基点上，建立民族间的平等和谐，提倡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借鉴。泰戈尔的宗教是一种精神信仰，是印度传统的一种延续。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其实是一种低层次的追求，而精神生活是人所独有的。只有高尚的丰富的精神生活才能给予人至高的愉悦，才能体现出人存在的意义。

史锦秀，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