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宗教诗歌中的文化内涵

泰戈尔宗教诗歌中的文化内涵

张德福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从13岁就开始写诗，一生中写了50多部诗集，其中宗教诗歌占有相当的比重。特别是中期，颂神的诗歌几乎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主体。就是到了后期，他也没有完全停止这种诗歌的创作。

印度是一个宗教大国，素有“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称。印度人民笃信宗教，宗教已经渗透到印度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就更不能例外了。这便形成了印度文学的宗教传统，正如泰戈尔本人在《什么是艺术》中所说的：“在印度，我们的文学大部分是宗教性的。”

翻开19世纪以前的印度文学史，从上古的吠陀文学到中世纪末的虔诚文学，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有的甚至就是直接宣传教义的经典。19世纪初，虽然启蒙活动家罗姆·摩罕·罗易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对印度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世俗文学开始取代宗教文学，但是，由于宗教问题依旧是印度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所以，世俗文学并没有完全替代宗教文学，印度文学的宗教传统仍然在继续和发展。

泰戈尔的宗教诗歌，主要收集在《献歌集》《过渡集》《吉檀迦利》和《歌的花环》四部诗集里。这些诗歌表现的是印度宗教哲学的特定内容，因此，对于印度之外的广大读者来说不太容易理解，读后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只能得到一些朦胧的美感。究竟是什么东西给这些诗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呢？是这些诗歌中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泰戈尔的一生，可以说是对宗教问题不断进行思考和探索的一生，宗教诗歌就是他进行这种思索的手段和产物。正如他在《海上通信》中所说的：“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身上已经变化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这一哲学中间，又含有强烈的情愫，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也能染出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可见，泰戈尔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是为了弘扬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就是泰戈尔本人特定的思想，即泰戈尔思想。中国著名诗人郭沫若先生曾对泰戈尔思想做过这样的描述：“他的思想，我觉得是一种泛神论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外衣。‘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全部。”郭老的论述是很有道理的。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泛神论，也可以说是对“梵”“我”“爱”的再认识。

泰戈尔出生于名门望族，古老的印度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在他家里，几乎每天都要诵读被尊为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圣典的奥义书。他的有些作品可以被认为是对奥义书主题的注释，其中心思想是“梵我一如”。“梵”原意为“咒力”“祈祷”，后引申为“由祈祷而得的神秘力量”，进而又引申为“世界的主宰”“哲学的最高本体”。奥义书认为，“梵”是没有任何特性的，它不能用概念来框限，也不能用言语来表达。《广林奥义》说：“它（指“梵”）不粗不细，不短不长，不像火红，不像水湿，没有阴影，没有黑暗，不是风，不是空，不粘着，没有味，没有嗅，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语言，没有感觉，没有生力，没有气息，没有端，没有度，没有内，没有外，它不消灭什么东西，也不被什么东西所消灭。”也就是说，只有在排除了一切有可能被赋予的属性之后，才能真正显示出“梵”本身的那种无性之性。奥义书认为，“梵”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人”这个小宇宙与“梵”所创造的大宇宙是共通的，“人”与“梵”在本质上是等同的。这种等同主要体现在人体内蕴藏着与“梵”一致的绝对精神性存在——“我”。“我”，音译为“阿特曼”，在吠陀时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称代词，可是后来奥义书却把它与“梵”等同起来了。《歌者奥义》说：“它（阿特曼）是我的灵魂，处于我心，小于米粒或麦粒，或芥子，或黍，黍之核。”同时又说：“它虽小，但本质上和‘梵’是同一的。它同样大于地，大于空，大于天，大于凡此一切。”《广林奥义》更加明确地指出：此“我”实是彼“梵”。奥义书把“我”升华到“梵”的位置，“我”就是“梵”，“梵”就是“我”，“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的“我”。认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就是力争达到“梵我一如”的境地。奥义书的这种“梵我一如”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泰戈尔的世界观。不过，泰戈尔对“梵我一如”的认识是比较复杂的。泰戈尔家族信奉的是印度教的毗湿奴派，泰戈尔接受了毗湿奴派“神人合一”的思想。他在《人生的亲证》中说：“神已经和人结合，在那里人类的存在成为最大的快乐。”泰戈尔崇拜具有人性的神，或具有神性的人，他认为这种“神人合一”的境界才是人生旅途的终点。他把神称为无限，把人和现象世界称为有限，认为无限只有在与有限的密切结合中才能被感知。他在《人格》中写道：“只有有限，犹如没有光的灯，没有音乐的琴；只有无限，也只是一片空寂。”这就是说，无限是一种抽象，是宇宙的本源，但却寓于有限之中，只有与有限联系起来才能被认识和理解。在“有限”中证悟“无限”的快乐，最后达到“神人合一”，是泰戈尔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也是他宗教诗歌创作的主题。

泰戈尔把“有限”规定为人和物，把“无限”视为神。神在泰戈尔的宗教诗歌中不是一种理性的抽象，而是一种感性的直觉体验。在泰戈尔笔下，神是十分神秘而不定的，他时而称其为“上帝”“全世界的主”“诸天之主”“生命之主”，时而又称他为“国王”“万国之王”“圣者”“诗人”；时而称他为“主人”“父亲”“圣母”“宝贝”，时而又称他为“唯一的朋友”“最可爱的人”“心爱的人”“情人”；有时还称他为“光明”“清晨”“黄昏”等等。可见，泰戈尔所指的神并不是一个主宰世界的崇拜偶像，而是存在于人世间的人物和现象。

那么，神和人又是怎样结合的呢？泰戈尔接受了毗湿奴派的泛爱观和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人性论。他认为，神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完美的爱的关系”，“爱”才是意识的完善，人的灵魂只有在“爱”中才能完美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他在《孟加拉掠影》中说：“爱是一切宗教的基础。”他渴望用生命点燃爱的灯盏，去与神幽会，献上自己的爱。（《吉檀迦利》第27首，以下所引诗句均来自该书）泰戈尔的宗教观，就是以这种无限虔诚的“爱”作为其心目中的神与人沟通的纽带，从而去追求“神人合一”真谛的。

理解了泰戈尔的宗教哲学思想，再来阅读他的宗教诗歌就觉得明了多了。《吉檀迦利》是泰戈尔通过艺术手法进行宗教哲学探索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诗集。诗人在开篇时说他创作这部诗集的缘由是听从神的命令：“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热泪涌上我的眶里……我知道你喜欢我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第2首）接着诗人倾吐对神的思念，渴望与神见面，祈求神给他片刻的恩惠，让他坐在神的身旁。然而，尽管他望眼欲穿，还是没有看见神的脸，于是他失望、痛苦，但又坚信与神相见的快乐时光一定会来临。（第24首）他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神的踪迹，因为在他看来，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都是神的显现和化身。他把自己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找到了“物我一如”的感觉，于是神便站在他的身旁。（第48首）神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也是神出没的王国：他时而是荒街上孤独的行者，（第26首）时而是小舟上弹着琵琶的陌生人；（第34首）他穿着褴褛的衣衫，在至贫至贱的人群中歇足，和流离失所的人们做伴。（第10首）神接受了诗人的祈求，终于走来了：“你没有听见他静悄悄的脚步声吗？他正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年代，每日每夜，他总在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四月芬芳的晴天里，他从林径中走来，走来，一直不停地走来。七月阴暗的雨夜中，他坐着浓浓的云辇，前来，前来，一直不停地前来。”（第45首）诗人出来迎接：“打开门来，吹起法螺罢！在深夜中国王降临到我黑暗凄凉的房子里了。空中雷声怒吼，黑暗和闪电一同颤抖。拿出你的破席铺在院子里罢。我们的国王在可怖之夜与暴风雨一同突然来到了。”（第51首）神给世界带来了光明和欢乐，诗人歌唱这种光明和欢乐：“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眉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啊，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拨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蝴蝶在光明海上展翅如帆。百合与茉莉在光波粼粼的浪花上翻涌。我的宝贝，光明在每朵云彩上散映成金，它洒下无量的珠宝。我的宝贝，快乐在树叶间伸展，欢喜无边。天河的堤岸淹没了，欢乐的洪水在四散奔流。”（第57首）诗人真正实现了与神的合一，笑对死亡，并“渴望死于不死之中”。（第100首）“啊，你这生命最后的完成，死亡，我的死亡，来对我低语罢！我天天在守望着你；为你，我忍受着生命中的苦乐。我的一切存在，一切所有，一切希望，和一切的爱，总在深深的秘密中向你奔流。你的眼睛向我最后一盼，我的生命永远是你的”。（第91首）诗人祈盼对神求索的所有诗歌汇成洪流，倾入大海，使自己的生命启程回到永恒的家乡。（第103首）《吉檀迦利》紧紧围绕着“神人合一”的主旋律，有起有结，表现了诗人丰富多彩和变化万千的思绪。

综上所述，泰戈尔的宗教诗歌，读起来虽然令人费解，却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熔诗情与哲理于一炉，是泰戈尔宗教哲学思想的结晶。它告诉读者，泰戈尔是诗人，也是哲学家，他的诗歌包含着他的哲学，他的哲学也就是他的诗歌。

张德福，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