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略论泰戈尔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黄心川

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1861~1941）是当代印度最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反映了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本质上所固有的种种特征，在南亚次大陆各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也有过不同的反响。泰戈尔曾访问过我国；他十分珍视我国古老的优秀文化，热爱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进行了无情的谴责。他对我国人民的友谊，赢得了我们的尊敬。本文试对他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作一简略的评介。

一、生平和时代背景

泰戈尔于1861年出生在加尔各答一个地主的家庭，属婆罗门种姓。他的祖父特瓦那特·泰戈尔是孟加拉国省的一个贵族，也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父亲戴温特拉那特·泰戈尔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改革活动家、印度近代著名的宗教社会改革团体——梵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个充满资产阶级自由气息的家庭，对于泰戈尔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泰戈尔早年曾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一个很短的时期，于1880年回国从事文学和社会活动。1890~1901年他定居于农村，由于和人民的接触，使他了解到殖民当局的专横暴戾，激起了他的爱国意识。1905年，印度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他亲自参加了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写作了很多鼓舞群众前进的爱国主义歌曲；创办了宣传进步思想的《宝库》杂志。在1919年第二次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英国殖民当局在阿姆里察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他向英国总督写了抗议信，并坚决抛弃了英国政府所给予他的爵位和特权。1901年他在圣地尼巴坦创办了一个学校，大力宣传印度的民族文化，这个学校就是著名的印度国际大学的前身。从1912年起，他游历了欧洲、亚洲和美洲的许多国家。1924年曾来我国访问，他把这次访问中所作的讲演辑成《在中国的谈话》一书。1930年他访问了苏联，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有着深刻的印象。1941年病逝于加尔各答。

泰戈尔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展他的文学和社会活动的。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腐朽和没落的时期，也是亚洲各地掀起革命风暴的年代。在亚洲革命形势的鼓舞下，印度各个地区爆发了多次的农民起义，并且掀起了多次具有相当群众规模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高潮；印度的宗教、社会改革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泰戈尔是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和目睹者。他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就是在上述印度民族和民主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

泰戈尔是一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在六十多年的创作活动中留下了大约172种著作。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生命的亲证》（1914）、《论人格》（1921）、《创造的统一》（1922）、《有闲哲学》（1929）、《人的宗教》（1931）、《国家主义》（1917）等。

二、哲学思想

泰戈尔是一个诗人，他的活动主要是在文学方面，但是他曾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

泰戈尔的哲学思想虽然有着新时代的内容，但是仍未摆脱印度传统的形式。他接受印度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吠檀多宇宙观三种实在的说明：作为最高意识或最高人格的“梵”或神，作为可变和复杂的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作为个人灵魂的“个我”或精神。他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现象世界和个人灵魂为另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

泰戈尔把神或“梵”看做是他三种实在中的最高实在。他在各种场合对神或“梵”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给予了各种不同的名称（“世界意识”“最高意识”“无限人格”“绝对存在”等）。他认为神是我们经验中的一种“原初质料”，也是一种植根于客观实践生活中的一种“自明的实在”。它是有限和无限、有形和无形、有属性和无属性、个别和全体、一与多的“统一”或“和合”。它既存在于时空、因果等等之中，但又超越于时空、因果等等之外，它内在于事物和思维之中，但又不为事物和思维所限。总之，它的本质也如传统吠檀多所概括的是“实在——意识——欢喜”，亦即真、美、善或绝对的爱。

泰戈尔对神或“梵”的解释与传统吠檀多一元论一样，无疑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因为他最终认为神是一种超越于客观世界和人的思维，而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一种绝对的、无限的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和传统吠檀多不同：他认为神或无限“只是一个空词”，它“本身根本没有意义”，“无限只有在有限中才能表现出来，正像歌（无限）需要歌唱（有限）才能表现出来一样”。泰戈尔用有限，亦即自然、世界和人的精神去解释无限的神或“梵”，把神或“梵”和自然、世界看做同一个东西，这不啻将神贬低成为一种有限的存在。这样，他在哲学上就从客观唯心主义流入了泛神论。因此，我们在泰戈尔的哲学或文学中不仅能看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也能看到泛神论的倾向。例如：他说，我们“不独在万物指示中可以看见神，而且在世界的对象里向他敬礼”，“在个别和全体中去亲证他，不独在自然界而且在家庭、社会、国家中可以认识他”，“神在火中，亦在水中，……神在植物中，亦在树中。”

泰戈尔认为神不单内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中，也表现于人的精神领域中。他是用神的属性去说明神，亦即用宾词去说明主词，这明显是一种泛神论。

泰戈尔之所以主张泛神论，是为了要在唯心主义体系中加进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他是想从旧的印度教神学中摆脱出来，去建立他的新的宗教原则。他从宗教需要出发肯定了神的物质性，把物质性提高为一种神性的本质，在他把物质性提高到神性的同时，也就将人的思维或精神提高到为一种神性的本质。泰戈尔将思维肯定为神性的本质，间接地是使神从一种人格化实体中摆脱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思维的对象、一种精神的实体。它的唯心论实质是很明显的。但应该指出，泰戈尔是用这种新宗教的原则去反对中世纪封建的印度教正统神学和偶像崇拜的。

泰戈尔认为神与现象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同与异、部分与全体、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在他看来，“没有世界，神是幽灵，没有神，世界一片纷乱”（《飞鸟集》，译自英文本，第43节）。他进而认为外部的世界是真实的。他写道：“说世界是我们所知觉到它的那个样子，这几乎是一个自明的真理。”他说，“当你从实在（指世界——引者）剥夺去它的现象时，它就失掉了它的真实性的那个最好的部分。”世界上各种现象的易变性、流动性也不能说明现象是不真实的或虚幻的，因为易变性、流动性或不真实、虚幻是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这些思想，是泰戈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值得重视的唯物主义因素。

泰戈尔认为现象世界不单是真实的，而且还是变化和运动着的。世界上的各种事物是和运动分不开的，运动是事物的属性。他说：“很显然，世界就是运动（梵文中世界这个字义就是“那运动着的东西”），所有它的形式都是无常的……”，“如果世界停留静止而变成最终的，那么它就成为一个孤独的事实的牢房。”但是泰戈尔对运动的承认只限制于现象的世界或科学世界的范围里，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即在无限或神的世界里则不是运动而是静止的。他说：“当我们在那些离得近的部分追寻真理时，我们看见真理是动的。当我们认识整个真理时，即当我们从远处看它时，它是停止不动的。”显然，泰戈尔的运动观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相对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是物质的固有属性，运动与物质不可分，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物质世界。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世界的运动是由其内部的矛盾所推动的。但泰戈尔认为物质世界的运动是有始终的，在有限的世界或科学的世界中是运动的，但在无限的世界亦即神的世界中则是静止不动的。也就是认为运动是一种相对、暂时的形态，而静止则是绝对的、最终的形态。物质运动不是由于内因，而是由外因推动的。泰戈尔在运动中寻求不运动，是要建立他的目的论的体系，为他的神或“梵”是“最高实在”“绝对存在”寻找理论根据。

泰戈尔在分析物质世界运动问题时，谈到了事物的对立统一问题。他认为在自然和社会现象中有着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矛盾的倾向。他说：“在我们梵文中有称为Dvandva，即宇宙创造的一系列相反的东西，例如正极与负极、向心力与离心力、引力与斥力……这些名词不过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断定宇宙在本质上是各种对立力量的调和，这对立力量像创造者的左右手一样、在绝对的和谐里能动作，在相反的方向里也能动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发现好与坏总是在一起——同样，……恶的地方也总能看到善。”但他又认为这些矛盾的对立是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而他的和谐或统一则是永久的、不变的、绝对的。他只谈对立面的联系和统一，否认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从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泰戈尔这种哲学是一种矛盾调和论。矛盾调和论也就是阶级调和论的哲学基础。泰戈尔谈这些哲学观点不是无的放矢的，而是要把它直接引用到社会行动之中。例如他一方面承认印度种姓、宗教等等的对立是印度罪恶的根源，但又认为解决这些对立的方法主要是实现“统一的爱”，“在爱里所有的矛盾自身便沉没而消失。”

泰戈尔认为在科学的世界或现象世界的范围内，物质世界及其现象是按它们自身的规律在发展着的。这些规律是客观地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认识它、驾驭和利用它来为人类服务。他写道：“这个世界有它外表的现象，就这方面看起来它不过是一件极大的机器，在这方面，它的规律是固定的，并且无论向着那一边运动都没有丝毫可以假借之处……要想不照着它的规律去做，便总骗不过机器只骗了他自己罢了，但是有一些人，看懂了那机器的动作的方法，不但能够避去它的阻碍，并且能够得到它的帮助。这样，他们便能在这物质世界的道路上任意驰骋了。”“信奉普遍的、不能改变的规律，便是科学的基础。”这些思想是可贵的。但是泰戈尔除了承认物质世界的规律外，还承认什么人的“内在精神的规律”，说什么物质世界的规律和人的精神规律“相调和无间的”，从而又使他陷入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泰戈尔认为神与自然或现象世界的关系同样适用于神和人或个体灵魂的关系。（泰戈尔经常把人、人的精神和个体灵魂即自我、精神相混淆。在我们看来有着根本的区别，请注意。）人的精神有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独立于神的；另一方面是统一于神的。因此，人是“有限——无限的存在”，要了解人的有限性只能从内在于人的无限性中去寻得，人在必然的现象世界中有着“有限之极”，在神的希望世界中有着“无限之极”，为此，人必须踏着“两个世界”，既要在地上世界中生活，也要在神的世界中生活。泰戈尔这种沟通神和人的观点是要在印度教种姓统治的社会中，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现世的生活。这种观点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表现出它的不彻底性，但是在当时反对种姓制度的社会斗争中仍然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在泰戈尔三个存在的三角关系中，除了神和世界、神和个体灵魂之间的外部关系外，还有世界和个体灵魂或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关系。泰戈尔认为，要了解自然和精神的关系首先要了解自然、精神和神的关系，因为自然和精神都是神这个最高实在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泰戈尔认为自然（物质）与精神两者不是自然产生精神，或精神产生自然；也不是自然先于精神，或精神先于自然的关系，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包含、互相需要、互相融合的。精神没有自然或者自然没有精神都是“不完全的”。自然依赖精神是为了“赋予自然以意义”，精神依赖自然是“为了精神自身的表现”。自然和精神的互相需要正像音符对于和音的互相需要一样。

泰戈尔是一个诗人，他是用诗人的语言来表述哲学问题的，他经常摇摆于自然和精神、主客和客观之间，显现出无数的自我矛盾，使人难于确切的理解。虽然如此，我们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他对哲学问题的回答虽然貌似二元论，但归根结底还是唯心论的，因为他最终还承认自然、精神都是由神或“梵”所派生出来的。泰戈尔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明显地可以看出，是受到20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和柏格森、克罗齐等都有过直接的交往，他的哲学强调直觉等等也都是和他们一样的。

在认识论上，泰戈尔一方面认为我们的感觉是由于外部世界作用于我们感官的结果所产生的。自然界和社会都是我们感觉的“母亲”。他说：“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我们的心灵是一面镜子，多少是精神地反映着我们外面所发生的东西。”这种观点接近了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真正的认识”（他称之为“无限的认识”“全体的认识”“创造意识”等）是不依赖于外界而独立存在的，它与感性的知觉、理性等等也是没有联系的。达到“真正的认识”的方法不能依靠科学的分析和综合，而只能依靠人的内心的洞察和直觉。他说：“我们探求自然界领域里的真理是通过分析和科学渐进的方法得来的，然而我们要了解我们心灵里的真理是直接的，并通过直接的直觉得来的。我们不能用逐渐所得到的连续的认识获得至高的心灵，因为心灵是全一，不是许多部分凑合而成的”，“……直接的直觉全然不根据任何推论或论证”。他不懂得个别的东西与普遍的东西、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是互相联系的。个别的东西给我们提供感性的知觉，即关于对象的某个方面或个别对象本身的认识。普遍的东西是以个别的东西为基础的，理性认识是以反映个别事物的属性和感性知觉为基础的。由于泰戈尔不懂得上述的联系，认为人的认识“只能感知个别的、有限的对象”，“无限的认识”才能认识“一切无限的对象”，从而使他陷入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泰戈尔的美学观点是他的哲学观点在文艺领域中的具体表现。泰戈尔认为艺术最终的目的是要揭示神或“梵”的世界，但是神的世界是和现实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因此，艺术不能不反映着“现象世界”的生活。艺术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外部世界在作家认识中的主观印象，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活动对外部的“原初的经验材料”进行塑造和加工。“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泰戈尔认为“艺术中的美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它的完全的和最终的目的”，“艺术的任务是要建立人的真正的世界——真理和美的活生生的世界”。他说“为艺术而艺术”这是一种西方的“声名狼藉”的观点。泰戈尔的美学观点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他一再强调艺术要反映生活，为普通人民服务。他说：农民和工人“推动整个世界的前进。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另外，他也用这个标准去衡量过去的艺术作品，指责“古代的古典文学只是充斥着圣人、帝王和英雄。它不是从属于那些默默无闻中被害和受苦的人们”。这些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他也是以这些美学观点指导他的创作的。

关于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来源问题，在国外的研究家中曾引起不同的争论。由于泰戈尔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他对东西方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别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有着影响，因此很多研究家都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扩大他某一方面的影响，对于泰戈尔及其哲学思想，给予不同的评价。有的说他是印度毗湿奴教的先知；有的说他是基督教义的阐扬者；有的说他是东方文化派；有的说他是西欧主义者。我们认为泰戈尔的哲学来源虽然很复杂，但不难看出印度古老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奥义书”一元论和毗湿奴教的“信爱说”对他的影响是主要的。佛教的哲学思想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泰戈尔很多诗歌和论文都是取材于佛教的。至于印度“启蒙之父”罗摩·摩罕·罗易（1772~1833）的宗教哲学思想对他的影响则更为直接。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也可以找出柏格森、克罗齐、达尔文等人的哲学思想痕迹。

三、社会政治理论

泰戈尔在一生中通过他的创作和社会活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进行了斗争。他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帝国统治印度最黑暗的时代，很多人在殖民当局的怀柔政策与镇压下失去了信心。泰戈尔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斥责，他号召印度人民从印度的伟大过去中汲取力量，树立信心，为争取祖国独立和自由而斗争。他在《戈拉》一书中写道：“我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么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我们的手里。”1930年他从苏联回国后，曾号召印度人民起来推翻殖民主义的统治。他说：“我看到了俄国人民走向光荣的道路是多么困难，拿俄国忠实子孙所经历的那些难以忍受的艰苦来比一下，那警察的袭击算不了什么，告诉我们的后代，勇往直前吧！……不需要眼泪，别看低了自己。”泰戈尔不但以他的文艺创作唤醒人民的觉悟，并且还亲身参与了民族的斗争。他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两种政治派别作了理智的剖视，他指出温和派的态度是从“迁就主义出发的”。他对“激进派”虽然表示同情，但也批评他们某些人脱离群众和“不负责任”的恐怖主义的方法。

泰戈尔的爱国主义浸透着要求人民从封建主义枷锁中摆脱出来的精神，他说：“印度在没有摆脱人们和集体的愚昧，普通的人民不被看做真正人的情况下，地主把他们的农奴仅仅看做他们一部分财产，强者践踏弱者被认为是永久法律的情况下，在高种姓轻蔑低种姓像畜生一样的情况下是永远不能获得独立的。”泰戈尔对印度的宗教欺骗、种姓压迫、早婚、寡妇的悲惨生活、婆罗门的愚昧无知等等黑暗现象都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号召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民族的敌人。

泰戈尔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进行了谴责。他揭露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统治的后果时写道：“命运车轮的转动将有一天迫使英国人放弃印度帝国。但是在他们走了以后，留下的将是……一个可怕的贫困，……一堆污泥和一片荒凉！”

诗人的祖国长期被殖民主义者所践踏，因之他对于被压迫的国家，特别是亚非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有着深厚的同情。他在《非洲》一诗中对帝国主义在非洲大陆的掠夺和屠杀，进行了揭露和谴责，并预言了帝国主义在这些土地上的必然死亡。

当今天西方的地平线上

落日的天空涨塞着尘沙的风暴，

当走兽爬出他们的洞穴

用狂吼来宣告一日的死亡。

（《非洲》，《泰戈尔作品集》第2卷第157页）

泰戈尔号召亚洲被压迫的民族在共同反帝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他在访问我国时说：“在亚洲，我们必须在联合中，在坚定的信仰正义中，而不是在自我的分裂中以及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寻得力量，……亚洲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泰戈尔是一个诗人，他的思想经常驰骋于“自由的天国”，他对人类社会的理想曾作过很多的描绘。当他丢掉幻想的天国，进入苦难重重的现实世界时，他憧憬于朦胧的社会主义理想。他说；“我不知道那目的要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社会主义是否会有实现的一天，如果没有，那么上天的安排实在太残忍了。”

泰戈尔在1911年曾经写过一个名叫《顽固堡垒》的剧本。在这个剧本中，泰戈尔认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和反动国家都是建筑在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这样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只有使用革命的暴力的方法才能把它们推翻。并且认为只有在钢铁工人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才能建立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理想社会。因此，印度有人认为他对社会的理想是明确的，他的世界观是和他的作品有矛盾的，泰戈尔是一个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泰戈尔提出了人类社会未来的问题，可是并没有明确地加以回答，没有模拟未来社会的具体样式，但却提出了一个判断理想社会的价值标准。他说：“形成社会制度的理想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规划我们各种贪欲以及人的和谐发展，另一个目的是帮助他对别人养成不计利害的仁爱，因此社会是人的提高天性中道德和精神志趣的表现。”泰戈尔这个价值判断暴露了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看法。

泰戈尔从上述的观点出发批判了历史的和现存的一切国家形式和统治，并且号召人们蔑视和抛弃它。他说：“当这个政治、经济组织——它的别名就是国家——牺牲较高社会生活的和谐而成为全面权力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人类罪恶的时日，它只是被贪婪力量所引导的活动机器，那时它能做出在正常心理状态所引以为耻的事”，“现在已到了一个时期，当这时期，欧洲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应该完全晓得国家一物是荒谬无理的。”泰戈尔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批判诚然有合理的成分，但是他否定和批判一切国家则不是一个科学和历史的态度。

泰戈尔热爱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他一直渴望着印度人民能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和自由，过着正义、美好的生活。他在《俄国书简》中写道：“人类多年来的文化都是平凡人劳动创造的，他们是多数，他们担负着一切重担，但他们从来没有过着人的生活。……他们手执火把照耀着站在他们头上的人。”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使他找到彻底解放的道路。

四、在中国的影响

泰戈尔对我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推崇我国的优秀文化，热爱我国人民，痛恨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例如1916年他在《旅日途中》一文中描写他在新加坡所看到的中国工人的印象：“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码头上中国工人的劳动。——从那种劳动的力量、技巧与欢乐的汇合里，使我体会到在这个广大阶层里蕴藏着整个中国的巨大力量，美国惧怕的正是这种巨大的力量，中国这种巨大的力量一旦能放在现代化道路上运行，那就是说掌握现代科学，那时，在世界上恐怕没有力量可以阻挡它向前迈进。但是具有这种可贵的民族力量的中国越是向前发展，有些专为自己利益作打算的国家越是想尽主意来摧毁它。”泰戈尔对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暴行进行了无情的谴责。他在逝世前所写的一个文件中指出：“另外一个伟大而古老的文明，对它的新近的悲惨历史英国不能辞其责的乃是中国。英国人为了本国的利益先用鸦片毒害它的人民，后来又占有它的一部分领土。当世界将要忘记这种残害的时候，我们又被另外一件事而痛苦惊讶，日本默不作声地吞并华北，它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竟被英国老练外交忽视为微小事件。”

远在50年以前，泰戈尔的著作就被介绍入我国。他的文艺思想和社会理论对我国的知识界中的某些人有过重要的影响。由于泰戈尔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人物，他的思想发展曾经有过一个自我痛苦的斗争过程，同时由于我国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以及封建余孽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去扩大他某一个方面的影响，因而他的思想在我国的反响是不同的。中国的封建军阀和复古派大力宣传他封建的宗法思想。东方文化派故意抹去泰戈尔要求东方人民截取世界进步文化的积极作用，把他比之于我国的封建遗老辜鸿铭。玄学派一笔勾去他哲学思想中的积极的因素，专门宣传他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极力鼓吹他的抽象的人性论。例如梁启超说：“在泰戈尔的人格和诗中，可以找到表明绝对的爱和绝对自由的原则。”可是泰戈尔并没有把这个原则实行于人民的敌人方面，他曾说：“对于那些不爱人民的人是很难发出爱的感情来的。”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泰戈尔的哲学从整个看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但在他的庞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包含着某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在他的宗教气氛极浓的神学说教中可以找到某些科学的无神论的观点。他的认识论具有复杂矛盾的性质。泰戈尔社会理论的积极方面在于他的反帝、反封建、爱祖国、爱人民、珍重世界友谊的思想。泰戈尔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世界观中的矛盾，不单是他个人所特有的，而是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条件、历史传统等等的反映，这些东西曾经决定了在长期内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中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精神状态。

选自《哲学研究》1979年第1期

黄心川，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