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带来的“精神纽带”

泰戈尔带来的“精神纽带”

黄宝生

印度现代诗圣泰戈尔博古知今，深得中印古代文化交流蕴涵的真谛。他在访问中国演讲时说过，国际间最伟大的交往“不是打仗，不是牟利，而是建立起精神联系纽带”。他希望“让所有的民族保存自己的特性而又走到一起来，不需要死板的千篇一律，而是活生生地团结一致”……

中印两国同是文明古国。两国人民都为自己民族拥有连续几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而自豪。中印两国又互相毗邻，自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算起，也已有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

古代交通不发达，世界各民族在上古时代大多独立发展，形成各自的原初文化形态。依照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的说法，古代文明世界中一些重要的原初文化形态或精神基础形成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之间，中国和印度都在其中。

中国和印度同处亚洲，但形成的原初文化形态并不相同。中国上古夏商时代原本也与印度吠陀时代一样是崇拜神祇的时代。文化传承方式也同样是口耳相传，历史事实容易演变成神话传说。然而，中国文字产和成熟较早，从商代后期开始重视书面文字记录，即《尚书》中所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样，中国古人的历史意识觉醒较早。而历史意识也有助于强化实用理性思维。中国在“轴心时代”产生的《诗》《书》《礼》《易》和《春秋》成为儒家元典。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

印度则不同。现存上古时代的最早文献是四部吠陀。其中，《梨俱吠陀》是颂神诗集，《娑摩吠陀》是颂神歌曲集，《夜柔吠陀》是祈祷诗文集，《阿达婆吠陀》是巫术诗集。它们都是祭祀用书，成为吠陀时代形成的婆罗门教的元典。从此，婆罗门教成为印度古代文化主流。同时，印度古代长期采用口耳传播方式，为神话传说的繁衍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神话与宗教又形成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因而，印度古代神话传说发达，在吠陀时代之后的列国时代，产生了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以及统称为“往世书”的各种神话传说集。另外，从婆罗门教的宗教阐释学中，也发展出对宇宙和人生的玄学思辨，并形成各种分析细致的哲学流派。佛教是在列国时代产生的与婆罗门教抗衡的“沙门思潮”之一，曾经产生过很大的社会影响，但始终未能取代婆罗门教的主流地位，最终于12世纪在印度本土消亡。

这样，中印两国古代文化呈现不同的面貌。印度古代神话和宗教发达而史学不发达，中国古代史学和实用理性发达而神话不发达。这说明形成每个民族文化形态的因素中，有所长，必有所短。由此也说明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在中印古代文化交流中，中国主要吸纳了印度的佛教。那么，中国为什么吸纳佛教，而没有吸纳作为印度古代文化主流的婆罗门教？这是因为婆罗门教与印度古代社会体制密切相关，中国无法照搬。而佛教主要是一种宗教思想体系。它所体现的宗教情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宇宙和人生的玄学思辨，这些恰好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所缺少的。还有，佛教经文中展现的神话思维、想象力以及叙事艺术，也值得中国古代文学借鉴。正因为中国古代确实需要增添这些精神营养，佛教才会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下根，以至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儒家为主的儒道释复合结构。

印度古代也吸纳了中国诸如蚕丝和造纸术等物质文明成果。梵语中的“丝绸”用词cinapatta和cinam suka都标明cina（“脂那”，即印度古人对中国的称谓）。制糖术最初由印度传入中国，而中国提高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然后，又传入印度。故而印度现代语言中，也用cina一词指称“白糖”。中印古代文化交流中，有些事迹的意义潜藏到现代才显现。例如，印度古代史学不发达，而中国古代赴印求法的高僧法显、玄奘和义净都撰写有纪实性游记，史料丰富，且能考定纪年，成为现代印度史学家构建印度古代史的重要依据。又如，佛教在印度本土消亡，梵语佛典文本也散失殆尽，而中国却保存了大量汉译佛经，成为研究印度佛教史的重要资料。

可以说，中印两国古代文化交流中，始终贯穿一种平等友好、互惠互利的宝贵精神。然而，在世界历史中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在民族和文化关系中，采取唯我独尊的态度，造成对峙和冲突，引发战争和灾难。直至今日，国际上仍有人在张扬“文明冲突论”，其恶果有目共睹。现代人应该善于学习和总结历史，在国际关系中摒弃民族自我中心主义，弘扬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友爱精神。

如今，中印两个古老的民族都处在新的崛起中，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印文化交流的优良传统，造福两国人民。

原载《文汇报》2006年5月24日

黄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