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与中国

毛世昌

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曾经修筑交往的大道……今天我们再次发出呼吁，不遗余力地协助我们重新踏上被遗忘了的世纪的疏懒所抹去的古道。我们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远在一千八百年前，我们的祖先以无限的忍耐力和牺牲精神，为这种交流奠定了基础……唯有合作、友爱、互相信任、互相帮助，能使文明显示真正的伟大价值。

这是86年前，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对中印世代友好发出的最诚恳的呼吁。泰戈尔始终如一地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他热爱中国人民，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是中印友谊的象征，是中印几千年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早在1881年20岁时，他就写了《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他关注中国的命运，同情深受鸦片毒害的中国人民。“读完关于鸦片贸易如何进入中国的文章，心肠似铁的人也会对中国产生同情”。他揭露英国人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的无耻行径，“为牟取暴利，强迫整个中华民族吸毒，如此残忍的强盗行为，真是旷古未闻”。

他谴责英国人往中国输送鸦片是“贸易”幌子下的强盗行为，即强迫中国人接受自己不愿意要的东西，再强行掠夺走中国财富，“中国不愿意要的东西，硬塞进她的口袋，同时从她的另外一个口袋掏走白花花的银子，这种赚钱的方法，若不称为抢劫，而称为贸易，那不过是披一件漂亮的外衣罢了”。

他进一步揭露道，“在中国的鸦片贸易中，隐藏者龌龊卑鄙的东西，其中阴暗的盗窃心理比抢劫还要可怕”。泰戈尔通过揭露英国人的强盗行径，把他们的“人道主义”假面具撕得粉碎，把他们的强盗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英国人根本不讲什么道义、什么责任、什么良心，只有敛财的强烈欲望，这就是19世纪他们的基督教文明!”。

泰戈尔1924年4月12日到5月29日的访华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印几千年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传统中断几百年后，他在两国人民之间又重新开辟了友谊的道路，重新开辟了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道路，并开启了中印两大文明对话的新时代。正如季羡林先生所指出的：“他在中印两国之间重新构建了一座友谊的金桥，比以前的更加辉煌、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完全适合现代的情况和需要。”

印度人民和诗人一样，为泰戈尔能够访问中国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把泰戈尔当做重开中印友好道路的光荣使者。“当我国人民听说我受到来自中国的邀请时，他们是多么欢欣鼓舞……他们认为，这对我重新打开精神交流的古老通道是个极好的时机”。

泰戈尔带来了印度人民的嘱托：“先生，请务必对中国人民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些遥远的时代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印度人民是多么热爱你们，又是多么渴望得到你们的爱。”中印世代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泰戈尔代表印度人民向中国人民表达了这个愿望。

泰戈尔是带着重新开辟中印友谊的道路、为了毫无功利的人类之爱的使命到中国来访问的。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表明此行的目的：“我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请求你们重新打开那条交流的通道，我希望它还在那里……如果通过这次访问，中国接近了印度，印度也接近了中国，不是为了政治上也不是为了功利的目的，而是为了毫无功利性的人类之爱。除此之外，别无他求。那么，我将会感到荣幸。”

泰戈尔及其一行在中国逗留了50多天，先后参观了上海、南京、武汉、北京、太原、杭州等地。拜见了各界人士，诗人对中国的热爱之情在鲜花与掌声中荡漾。泰戈尔每到一地，都表达他对中国的热爱之情和中印世代友好的愿望。

他访问的目的是沟通中印民族交流的渠道，重续几千年来两国民族间的传统友谊，满腔热情而来，却不料受到一些抵制和反对，国内的一些人制造了一些不愉快，甚至言词激烈的批评。访华期间，在泰戈尔做演讲之前，有人在北京雩坛和贞观影院散发传单，名为“我们为什么反对泰戈尔”，反对泰戈尔宣传的博爱与和平，认为不符合中国的时宜。对泰戈尔反对最激烈者大多数是左翼文化人士如瞿秋白、陈独秀等人。有人认为这是双方的误解所造成。依笔者之见，我方的误解更深：（1）有失“礼仪之邦”的大度和风范。中国历来自称为礼仪之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是我们主动邀请一个耄耋老人，带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不远万里来的。但一些中国人却对客人采取了极不友好的态度，这是令人感到惭愧的。（2）一些左翼人士急功近利，过于实用主义，指望泰戈尔带来包治百病的良药，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当客人达不到要求，距离其期望值过远时便怏怏不快，甚至撕破脸皮谩骂，陈独秀竟然骂“泰戈尔是什么东西”，这是有辱斯文的。（3）这些人患了近视眼，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到泰戈尔访华是重开中印友谊的道路这一点。就连胡适都觉得这些人做得太过分，对他们提出了忠告：“我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国民们当为有礼之人，对来自邻邦的大诗人应待之以礼，方不失为君子国国民。”抛开其他，仅泰戈尔重开中印友谊的道路这一点，泰戈尔就可以和中国的玄奘相媲美了。

泰戈尔实际上明察秋毫，他会从任何一点信息上捕捉到这一点。他说:“当我最初接到前来中国的邀请时，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需要一个来自印度的人。我甚至听说有些人还反对我来，因为这可能阻挡了你们向往西方进步和力量的热情。确实，假如你们需要一个能在这些事请上帮助你们的人，那么你们邀请我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在这一点上，我帮助不了你们。”

一边是我们中国某些人的不友好态度，一边是诗人的宽容大度。他着眼中印友好的大局，看多数中国人热烈欢迎他的主流。“这是一次亲密朋友的会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跟你们在一起这样愉快过。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当我与那些不辞劳苦地将我介绍给这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人民的人在一起时，我是多么强烈感受到什么叫做宾至如归”。“一支闪耀着觉醒之光的交响曲正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向我奏响，与之相和，我也吟唱着。正因为如此，我与你们——这些异国的年轻的心亲密无间地贴在一起，我的心将你们的心视做前往梦幻之境的旅途中志同道合的旅伴”。

诗人容纳对方的缺点，依然爱对方。他认为他够容忍对方的缺点。尽管有缺点，他依然爱对方。

诗人不忌讳差异，把差异看做是正常现象，恰恰号召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让貌似的关隘变为通途吧，愿我们不忌讳差异，恰恰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差异永远不会消除，没有差异，生命反倒羸弱。让所有的种族保持各自的特质，汇合于鲜活的统一之中，而不是单一的将死之中”。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周恩来在泰戈尔访华30年之后提出的处理对外关系的“求同存异”思想。“我们的会晤是难得的。尽管我们中间存在着许多不同意见，但是这不应该影响我们所具有的共同愿望。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如何消除误会，弥合差异？泰戈尔持这样的态度：互相接触，对话，首先达到相互了解。“一切真正的结合，都是由两颗心的结合而成的。倘若我能生活在你们当中，能够同你们谈话，你们也能同我谈话，我们的思想就会通过我们的亲密接触而活跃起来。它们将会结出果实，不是即刻结出，而是在时间的过程中结出果实。种种障碍就会消失，误解也不可能再有”。这里笔者想起亲自聆听的前中国驻印度大使孙玉玺于2006年谈到中印两国关系时的讲话，“只有首先来往才能相互了解，相互了解了就有可能消除误会，化干戈为玉帛，建立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

周恩来和孙玉玺的话与泰戈尔的话惊人地吻合。但泰戈尔早于周恩来30年，早于孙玉玺80多年，这就不能不使人惊异泰戈尔的超前了。

因而可以说，泰戈尔1924年对中国的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如果没有泰戈尔把中印交流奄奄一息的火焰重新点燃，把几近堵塞的中印通道重新打开，就不会有之后的印度文化热，不会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印两国相互支持，更难有50年代的“中国印度亲如兄弟”的时期。

季羡林最准确、最精练、最全面地总结了泰戈尔访华的重大意义。他说：“泰戈尔访问的最大收获还在于加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重辟了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道路。在历史上，中印两国人民来往了几千年，交流文化，相互学习，情谊深厚，历史悠久。但从宋元以后，特别是西方殖民主义来到东方后，这种友好往来就受到了阻碍，以致最后陷入中断。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两国人民反殖民主义运动的逐步开展，这种中断了的关系又有恢复的征兆。但是并没有能真正恢复起来。泰戈尔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是莫大的憾事，于是就处心积虑以恢复这种中断了的友谊为己任。重新开辟中印交通的道路。他带来了印度人民的友谊，又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了回去。他的访问成为一个新时期的序幕，从那以后，两国的来往又逐渐频繁起来。”

二

泰戈尔的访华，带来了另一段中印友好的佳话，促成了一个现代玄奘——谭云山的诞生。

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曾经向中国朋友透露了建立中国学院的想法。当时中国时局动荡，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学校教书的谭云山一直关注着泰戈尔的中国之行，阅读其作品和有关他访华的报道，并且在内心萌发了对泰戈尔的崇敬之情。1927年泰戈尔来新加坡访问，谭云山拜见了仰慕已久的泰戈尔，二人一见如故，谭云山向他表达了自己想去国际大学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高兴，当即邀请他去国际大学教授中文。谭云山欣然接受，并答应第二年就前往国际大学。

1928年8月，谭云山告别妻子，到达加尔各答。9月3日在泰戈尔的府邸乔拉桑科拜见了泰戈尔并答应马上就去国际大学。1928年9月6日，谭云山开始了他国际大学的教学生涯。1934年印中协会在国际大学创立，泰戈尔担任会长，尼赫鲁担任名誉会长。1937年4月14日即孟加拉新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学院成立。泰戈尔创立的国际大学就是他国际主义的充分体现，他和谭云山创立的中国学院充分表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邀请谭云山的象征意义就是中印两个文明古国和友好邻邦携手合作、相互交流，搭建起一座中印世代友好的桥梁。

谭云山在印度传播中国文化55年，他的儿子谭中继承父业，父子两代人谱写了一段中印友谊的佳话。父子两代人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在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中起到了官方不能替代的作用。

三

季羡林说：“他（泰戈尔）是有双重性格的：一方面是光风霁月，宁静淡泊，慈祥肃穆；但是另一方面却是怒目金刚，剑拔弩张，怒发冲冠。他能在群众大会上慷慨激昂地挥泪陈词、朗诵自己火焰一般的爱国诗歌；当他看到法西斯、军国主义及其他魑魅魍魉横行霸道的时候，他能横眉怒目，拍案而起，写出刀剑一般尖锐的诗句和文章。”

这种怒目金刚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他怒斥日本反动文人，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上。他痛斥日本无耻文人野口米次郎为日本侵略者辩护的无耻行径，义愤填膺地回信指责他的行为时说，“我认为，与顽固地捣毁国家生活基础的政府紧密勾结，从而得到政府的特别宠爱，而同时，把欺骗当做高尚职业，回避摆在面前的责任，是现代知识分子背叛人道主义的典型例子”。他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文明展现着无与伦比的财富，空前团结的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的新时代”。“我将亲眼见到，接到统治者的命令，一群群日本人全副武装开赴邻国，参与惨无人道地屠杀平民的军事行动，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留下他们乌黑的姓名。我无法忍受目睹那种惨状的痛楚”。在信的结尾他写道，“敬祝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成功，只懊悔”。

泰戈尔之所以如此热爱中国，首先是由于他对中国灿烂文化的仰慕，中国古老的文明深深吸引了诗人，中国和印度都属于世界文明古国，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之所以能延续几千年，正是由于它们的巨大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的活力：“你们古老的文明滋养了这片心灵的沃土。它那不断富于人性的轻触，生气盎然地影响了一切附属于它的事物。假如这一文明不是特别地富于人性，假如它不是充满了精神的活力，它就不会延续得如此长久。”泰戈尔从“人情味”和“富于人性”的角度，也即中国文明中的仁义道德的视觉解释了中国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一个根本原因。

正因为如此，泰戈尔在热爱中国的同时，竭力维护中国文化，不允许别人亵渎她。“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无数的美。我记得当有些人对你们缺乏尊重时，来剥削、骚扰你们时，无视他们对你们的文明、对你们所产生的伟大作品所欠下的债时，我所感受到的愤怒心情”。

泰戈尔清楚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崛起直接关系到整个亚洲的前途和命运。所以他衷心地祝愿她强大起来。“我想要赢得你们的心，因为我与你们亲密无间，因为我有个信念，当你们的国家站立起来、能够表现自己的风貌时，你们，乃至整个亚洲都将会有一个远大的前景，一个会使我们共同欢欣鼓舞的前景”。泰戈尔进一步认识到，中印同是东方大国，两国人民的友谊的发展是与东方的命运分不开的。所以他十分珍视中印之间几千年来建立起来的友谊。1924年他访问中国时说过：“在亚洲，一代又一代伟大的梦想家曾经使世界沐浴在他们洒下的一阵又一阵爱的甘霖之中。现在，亚洲又等待着这种梦想家的问世，期待着他们继续开展那项既非争战又非获利，而是制定精神联系的各种契约的工作。”

四

泰戈尔之所以如此热爱中国，源于他的大爱思想。中国是博大爱心的组成部分。“印度所带到中国的，都是大爱与和平”。泰戈尔始终把这种爱贯穿在他的中国之行和以后的生活中。只有有了大爱思想，才能带来和平。有了和平，才有友谊。“中国印度民族间有一种不可分离的爱……通过爱与合作的契约使人类不同的民族亲密相处”。大爱思想，在泰戈尔的整个宗教和哲学思想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什么是大爱？包括人与人和谐、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人与神的和谐，我们都被包容在同一个伟大的真理中。当他认识到自己与世界的这种亲密关系时，他就会变得具有同情心和包容意识，在与世界的交往中表现出普遍之爱的伟大感情。“人类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灵魂能容纳一切”，人在本质上是爱者。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完成都产生于爱，爱的别名就是包容一切。所以人是一个爱者，不仅要爱人、爱神，也要爱大自然，也就是包容一切，只有在爱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之间的差别才会消失殆尽，爱者与被爱者才会容纳在一种密切无间的高度和谐统一中。

泰戈尔自己对大爱的解释是这样的，“人类的灵魂正从规律走向爱，从纪律走向解脱，从道德层次走向精神层次的进程中。佛陀倡导自我克制和道德生活，完全接受规律的约束，但规律的约束本身并不是目的，通过彻底掌握规律我们可以超越它。这就要回到伟大的梵那里去，即回到无限的爱中去，是他在以规律这一有限形式显现着自己。吠陀把它叫做‘梵行’，即生活在梵中的快乐。佛陀说，想要达到这一层次的人，‘不能欺骗任何人，不能憎恨任何人，不能因为生气而企图伤害任何人’。他应该对一切有生命的都充满无限的爱，就像一个独生子的母亲，肯用自己的生命保护她的孩子。她的爱应该遍布上下左右和周围，没有界限，没有障碍，没有残忍和敌意，无论站坐行卧，只要她醒着，头脑里就要有这种广大无边的善念”。爱是一种快乐，只有快乐才有事物的发生、存在和发展。这种快乐的另一个名字是爱。“我们的先知说，‘万事万物都从快乐中生，被快乐所维持，朝着快乐前进，并且进入快乐’”。

人类不能没有爱，否则他的意识就不完善，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不包容，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爱。爱是万事万物的根源，如果没有了爱，人便变得麻木，世界便变得窒息，人们没有了生命力，没有了生命力，便没有了活力。僵死的世界会面临灭顶之灾。正如泰戈尔说的：“缺少爱就是一种麻木，因为爱是意识的最完美形式。我们没有爱是因为我们不能包容，或者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包容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因为爱是我们周围万事万物的终极意义。爱并不是一种情感，它是快乐，即万事万物之根。它是从梵那里发射出来的纯净意识的白光。所以，要想与这个既存在于天空中，又存在于我们灵魂中的、能够感觉到一切的东西合二为一，我们就必须达到意识的顶点，即爱。如果天空中不充满着快乐和爱，那么谁能呼吸，谁能活动呢?正是通过把我们的意识升华到爱，把它升华到爱，把它扩展到全世界，我们才能到达梵性，实现与无限快乐的交流。”

如果我们心中有爱，一个象征就有永久的价值，它本身就是目的，它就是我们整个身心，它的用处是永不枯竭的。爱的价值是无限的，是不能当做物品按照其用处大小去衡量其价值的。一个人只有心中有爱，才能认识到其价值的无限性。没有了爱心，他只能把爱的价值当做物品来衡量，因而爱在他心目中失去了意义。泰戈尔说：“爱自愿地把自己以无限礼物的形式奉献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通过这些礼物达到爱，即礼物的施予者，那这些礼物就失去了意义。为了实现这些礼物的充分意义，我们必须在心中有爱。一个没有爱的人，对情人的礼物只从用处大小来衡量礼物的价值。”

人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既是生物，更是一种精神，有着灵魂，有灵魂才有思想。这种精神只有通过爱才能体现出来，只有体现爱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一个人用爱心作出的贡献同样不能用市场价值去衡量，因为它远远大于市场价值。只有人们把别人看做是精神时，就会自己与他人精神融为一体，感觉到伤害对方就是伤害自己，贬低他人就是亵渎我们自己的人性。如果为了自己的私利去利用别人，得到的是所谓幸福，而付出的却是失去爱，失去爱就失去灵魂，回到动物的本性上去。泰戈尔非常精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人同时也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只有通过爱才能认识。当我们以一个人所能作的贡献的市场价值来定义人时，那是很不全面的。但是，当我们把他看成精神时，我们就会把他当成自己的，就会觉得对他残忍就是对我们自己的残忍，使他低贱就是盗窃我们自己的人性，而纯粹为了自私的目的去利用他，得到的只是金钱和舒服，而付出的代价却是真理。”

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正确地看待自己。文明的价值在于人类表达爱心的程度，人类爱心表达程度越高，文明的价值越大。文明不可能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倾轧甚至自相残杀上，只有爱心和公正才能体现出人的真实性来。正如泰戈尔说的：“如果我们对人类没有爱，那就不会有对人的真实看法。一个文明的价值不能根据它所积聚的力量来判断，而要看它通过法律和机构设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人类爱心的表达。一个文明所要回答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他是否把人作为精神来看待，如果是，在多大程度上把人当做精神来看待？文明不可能建立在任何形式的吃人主义上，因为人之所以真，靠的就是爱和公正。”

有没有矛盾？肯定有。没有矛盾便没有世界的运动，运动和静止是矛盾的统一体。但如何解决矛盾，解决的办法绝不是争吵，你争我夺，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残杀，而是爱，是谅解和宽容。通过爱矛盾才会真正解决，动和静才会合一。在爱中，必然有所失，但换来的更多的是“得”，物质上的失换来的是精神上的快乐，表面的“失”换来的是内心的安宁、温馨和愉悦，这种“得”比失去的东西更有价值，更加永恒。只要有了爱，一切矛盾都会融合、消失。“存在中的一切矛盾都将在爱中融合、消失。只有在爱中，统一与二重才不冲突，爱必须同时是一又是二。只有爱才是动与静的合一，文明的心时刻变动不居，直到找到爱为止，然后它才会静下来。但是，这种静止却是一种强烈的运动形式，它是极静与无穷能量在爱中的汇合。在爱中，得与失是和谐的。爱者不断地舍弃自己，又在爱中获得自己”。

科学的进步使得世界越来越小，最后成为一个村子，地球村的居民越来越接近，越来越走向一体化。人类不断融入这个一体中。当这种合一不仅停留在人们的意识中而是表现在行动上时，就变成一种大爱也就是遍布一切的爱，就会在人们的心里升腾起灿烂的快乐。当人们爱时，精神就会找到自我，产生一种永恒感。万事万物永远沉浸在快乐中。“通过科学进步，世界的一体性，以及我们与它其实是合二为一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了。当这种完美的合一不仅是头脑中认识时，当它把我们的整个身心带向能够涵盖万物的光灿灿的意识时，它就会变成一种光芒四射的快乐，变成一种遍布一切的爱。我们的精神就会在整个世界中找到它更大的自我，它会绝对地相信自己是永恒的。万事万物都在快乐中生，被快乐所维持，朝着快乐前进，并且进入快乐”。

在泰戈尔的大爱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是打开奥妙的一把金钥匙。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有信仰，就在于认为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支配着万事万物运动，这种神奇的力量就是韵律，在这个韵律控制之下人们可以尽情地献出自己的爱来。美在呼唤爱，想与爱结合为一，而爱就在我们内心。美与我们内心的爱的结合会产生巨大无限的快乐。这种结合实际上就是个我灵魂与梵的最完美的合一。“上帝与人类是连在一起的，人类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在有限的奇妙节奏控制之下，它每一步都约束着自己，因而把自己的爱，以最完美的抒情曲，给出自己的爱。美就是它对我们的心的求爱信号，没有其他目的。在任何地方，都会有爱的呼唤。美想在我们内心找到爱。快乐就是对‘一’这一真理的认识，即我们的灵魂与世界的合一，世界灵魂与那最高的爱者间的合一。”

有了爱，人类不同的民族才能合作，才能和平共处。“通过爱与合作的契约使人类不同的民族亲密相处，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相信”。有了爱才能携手合作，相互信任，文明才能体现出它的伟大价值来。“唯有合作、友爱、互相信任、互相帮助，能使文明显示真正的伟大价值”。

“和谐”是泰戈尔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概念。泰戈尔思想的最大特色是泛神论思想和“爱”的教义。和谐统一思想从“梵我合一”的泛神论思想发端。世界万物都是人的亲密伙伴，与人生活为一体，因为本质上都是梵的体现，所以人与物统一于梵，梵性就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共同本性，而梵性的真理就是和谐统一，或者说揭示爱，就是包含，一旦人能够证悟到自己与万物一体的这种关系，或者说证悟到和谐和统一的梵性真理，人就会产生同类感、亲近感，就会善待万物也会善待他人。梵我合一的思想为印度哲学的核心思想。它用和谐统一的方法把大量矛盾对立化为无形。真理就是全部，就是统一与和谐，而这更高的层次就是“爱”，因为爱能包容一切，所以能消除一切不平衡，能联合一切对立面，能促进人类与世界向前发展，“宇宙从爱生，依爱而维护，向爱而运动，最终归人爱”。爱的教义，爱的哲学，用爱来维系宇宙间千差万别的事物，追求在爱中达到和谐统一的最高境界，不仅爱人，也爱神和自然。真理的全貌在于无限和有限的和谐，尽善尽美的永恒精神和不断变化的事物的和谐。

那么通过爱，究竟泰戈尔理想中的境界是什么？如果人们有了爱，世界可以变成一个“没有怨恨、隔阂、争吵、掠夺，只有爱心、友谊、谅解、学习”的世界。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全世界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民能和睦相处，彼此交流，互相理解，共同参悟人生真理。泰戈尔所追求的理想的大同社会是以人为中心的。

因而可以说，大爱思想是泰戈尔热爱中国的思想根源，有了这个思想根源，他爱中国才能爱得深、爱得切、爱得持久、爱得坚定不移，才能在耄耋之年不远万里，不辞辛劳地到中国来，重新开辟中印交流的通道。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评价的：“真正从事继续构建中印友谊金桥的人，却不是太多，这样的人具备大勇气和大智慧，识见逾越齐辈，目光超出常人。换句话说，就是这样的人绝非常人，绝非等闲之辈。”泰戈尔的大爱思想同样可以作为中印世代友好的思想基础。中印友好源远流长，我们的先辈通过几千年的艰苦努力，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印友好的通道。留给我们的，就是如何使这条通道更畅通，更宽广，负载更多的交流内容。中印友好是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对中印双方有百利而无一弊端。它既是中印发展的需要，也是亚洲发展的需要，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

毋庸讳言，两国曾经出现过历史的误会，但这个误会正在被整个历史长河淹没。我们也承认差异，但我们争取世代友好的过程也是“求同存异”的过程。这个“同”就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的共同愿望，“异”可以通过相互交流去理解，去逐步消除。也可以包容，暂时解决不了的，可以先放到一边，因为比起大“同”来，毕竟是小“异”，不影响正常来往。只要有了大爱思想做基础，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分歧、差异，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对待，并逐步找到共同认可的解决办法。

“中印关系”不仅是指政府之间的往来，民间往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思想与思想间的对话、传统与传统之间的对比，以及生活方式与生活方式之间的交融都应该包括进去。

最后，让我们用泰戈尔的一段话来结束全文：

联合起来吧，不要去顾及我们之间的差异，而要通过他们达到联合。因为差异永远不会消除，如若没有它们，生活就会更加枯燥无味。让人类的一切民族都保持其各自的个性吧，但仍要走到一起来，不要以死气沉沉的千篇一律的形式，而是以生气勃勃的统一性走到一起来。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毛世昌，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