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大和七年(833)春诗人奉沈传师命由宣州、经建康往扬州聘问牛僧孺，诗即作于往返途中。
前二写千里江南之明媚风光，妙在十四字中包举山水、城乡(村郭)、花鸟、红绿等等，得句又自然浑整。杨升庵曾对“千里”二字表示不然：“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何文焕驳曰：“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即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是可以思接千载而视通万里的，杨升庵一时胡涂也。
后二之妙在写最具特色的江南烟雨，以烟雨楼台映衬明媚春光，笔致灵妙，馀音悠远。且于写景有弦外之音，南朝统治者多佞佛，一朝有一朝建筑，无怪江南佛寺之多也(四百八十乃数目堆垛，是杜牧惯用的营造气势的手法)。
造寺者佞佛乞求保估的目的没有达到，而点缀在山水红绿之间的这些金碧辉煌的佛寺，却形成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观，为江南之春生色不少，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这一重诗味不是政治讽刺，而是对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玩味和沉思，而这沉思又是和诗人对自然美的歌咏水乳交融，也就更加耐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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